西方海洋小说史的新构建

陈　橙^[2]

摘　要：玛格丽特·科恩教授的学术专著《小说与海洋》是聚焦于海洋冒险题材作品的专门史，审视了两百多年以来的海洋小说，揭示了不同国家的海洋小说之间的文化关联与共鸣。该书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与创新：第一，重构航海技艺、彰显实践理性；第二，探讨小说新诗学、凸显小说美学创新；第三，重构西方海洋小说史。该书为海洋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为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提供了崭新的框架。

关键词：玛格丽特·科恩；《小说与海洋》；海洋小说史

前言

小说史的研究一般都以国别划分，例如英国小说史、法国小说史、美国小说史等。如果从海洋的视角将这些不同国度的小说汇合起来，将是怎样一幅图景？《小说与海洋》正是做了这样的努力。作者玛格丽特·科恩（Margaret Cohen）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安德鲁·哈蒙德（Andrew B. Hammond）讲席教授，研究领域为法语语言、文学与文化、比较文学。其专著《小说与海洋》于201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获得一系列殊荣，包括叙事学界的最高奖项——2012年国际叙事学研究学会“伯金斯奖”（The Barbara and George Perkins Award）、2010—2011年美国18世纪研究协会“路易斯奖”（Louis Gottschalk Prize）以及2011年美国比较文学协会列文（Harry Levin Prize）奖。

西方文学传统中有大量以海洋为题材、背景，以及母题的作品，西方学者关于西方海洋文学的研究成果不计其数，然而系统梳理西方海洋小说史的研究则寥寥无几。科恩主要梳理了16世纪至20世纪的海洋小说，文本集中在英国、美国和法国，同时还兼及其他欧洲国家，因此所涉及的领域比其他同主题的著作更为宽广。例如1990年班得（Bert Bender）的《海洋的弟兄：从莫比·迪克至当代美国海洋小说传统》^[3]构建的是1851年之后的美国海洋小说史；2002年西萨尔·卡萨芮罗（Cesare Casarino）的《海洋现代性：危机中的梅尔维尔、马克思和康拉德》^[4]则是从梅尔维尔和康拉德的小说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来分析19世纪的现代性危机。2001年约翰·匹克（John Peck）的《海洋小说：英美小说中的水手与大海，1719—1917》^[5]所谈论的文本与《小说与海洋》类似，但是在大英帝国殖民扩张的背景下进行论述，与科恩强调水手技艺这一独特视角截然不同。

科恩的研究广博而深入，论证明晰而透彻，且见解独到。该书既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更是海洋文学研究的重要作品。无论是海洋小说的概貌和含义，还是英、美、法之间的跨国文学关系；无论是现代性中浪漫主义的作用，还是阅读冒险小说所需的读者体验；无论是文学现代主义的起源，还是小说本身的发展史：这一切都在书中被赋予了崭新的视角。总的来说，该书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

重构“航海技艺”，彰显实践理性

“航海技艺”是全书的核心概念，也是科恩切入文学史所选取的一个崭新视角。当今世界，一艘船利用全球定位系统能够非常精确地确定方位，因此人们常常忘记了帆船时代出海的危险。为了应对危险，水手们逐渐摸索出种种专门技巧和一整套独具特色的言行方式。这些技巧和言行方式铸就了航海者们在行动中的卓越不凡。科恩借用康拉德的说法，将这些航海技能称为“技艺”，尤其是在极端环境中展现出的航海技能。^[6] 技艺的力量是海洋冒险小说表现和赞扬的精神内涵。

在该书一开始，科恩就重构了航海技艺的轮廓，重建了航海时代航行者的英雄主义，并以此作为全书的基本构架。在第一章中，作者使用的文本是跨越了整个航海鼎盛时期的纪实性作品。这些作品详细记载了水手的实践活动，在航海领域意义重大。同时，这些文献也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从笛福开始的小说家们如何将当代历史和文化神话学的技巧转化到小说之中。

作者首先选取了18世纪的《库克船长日记》，这部作品记录了真实的事件，同时也是库克本人对自己经历的编排整理。这本日记有力地论述了大航海时期最优秀的航海家，详细描述了航海技艺如何使他跻身大师之列。作者将库克船长两个多月的航海日志串联起来，解读了库克如何在大堡礁遇难时拯救了“奋进号”。在此基础上，作者归纳出14种航海技艺，包括谨慎（prudence）、操作规范（protocol）、坚持（persistence）、果断（resolution）等。航海技术也是一种艺术，需要远见，有急智、平衡感，以及遭遇意外情况时做出精确判断的能力。航海者必须能够准确地使用技术术语，对船体的各个部位都了然于心，对变化无常的海上情况保持警觉，能够迅速果断地处理紧急情况。变幻莫测的海洋不会宽容人类的错误，因此航海实践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需要想象力和决断力，而不仅仅是遵循固定的程序。

在对《库克船长日记》的细致分析中，科恩着重提出“平实风格”（plain style）和“航海异事”（remarkable occurrences）这两个特点。这样一来，作者不仅阐明了航海日志和小说作品的紧密联系，而且也没有简单地把航海日志看作是欧洲殖民扩张的体现。不管是《库克船长日记》，还是《鲁滨逊漂流记》，还是《海底两万里》，凡是书中详细讨论的每个文本，都是有关海洋作品的不同文类的典型代表。对每一种文类，作者都尽可能做了详尽的描述，而不是一味地加以主观阐释。通过将这些作品放在一定的历史框架和专业技术范围内去讨论，科恩让这些文本更加亲近易读。这种解读方式着力点在于：文本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们什么，而不是文本隐藏了什么。这种所谓的“表层阅读”法，却揭示了这些作品的价值所在。

在分析各类文本时，科恩以“技艺”为核心。她试图让读者理解小说是如何与技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笛福、斯摩莱特、勒萨日，以及普雷沃神父等作家，在风帆航行的黄金时代写作，歌颂航海技艺，将之视为人类能力的极限。直到1824年，库柏的《领航者》才把小说中的技艺从遥不可及的海域转到了欧洲和北美的水域。这样一来，技艺更多地变成了一种程式化的东西，但是库柏加强了叙事技巧的运用，使描写更扣人心弦。笛福是“行为描写”（performing description）的开创者。在书中，科恩成功地使用了不少新词术语，行为描写是海洋冒险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一方面推动情节的发展，一方面使小说中的想象世界栩栩如生。^[7] 而库柏则从哥特式小说中转向，将18世纪海上流浪汉小说中的“行为描写”转化成了“扣人心弦的刻画”（gripping description）。“技术语言的晦涩难懂阻碍了信息的传递，虽然这些实际操作的条例仍然云里雾里，但表现了那些驾驭复杂技术的海员所具有的力量和能力。”^[8]

进入19世纪，海运的常规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技艺的让位。随着技艺的消亡，技艺娴熟的水手开始丧失文化威望。海洋小说的冒险诗学在19世纪中叶仍然具有非常良好的正常运作状态，但是他们所拥护的那种工作似乎越来越陈旧。帆船大行其道的岁月渐行渐远，梅尔维尔、雨果和康拉德通过描写其他边界地带的熟练工作而重新改写了海上冒险小说。这些边界地带与海洋的前沿一样，黑暗、未知、充满危险，本质却有所不同：这是从语言的层面和人类心理的角度来看，而非从物质世界的角度看。这种描述更是远离行为描写和实践性要求，科恩称之为转化描写（transforming description）。这种描述更具有诗歌而不是小说的属性，它从物质细节开始，通过一系列的意象，将物质世界转化为思维和想象的形象。例如，当雨果描述暗礁上的生物时，他并不关心是否将它们展现成实践中的难题（而这正是行为描写的技巧所在），也不在乎怎样详细剖析它们的种类（百科全书式的现实主义描写），而是将自然物体转化成想象的形象——不是航海者的实用型想象，而是梦幻般的诗人想象。

海洋小说极力展现海上冒险的实践技能，同时也探寻某方面的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与超验的无家可归的抽离状态一起构成了海洋小说。这其实是“具有鲜明现代形式特征的实践理性”。^[9]在书中，科恩通过举例颂扬了海洋小说中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在“陆地”小说中一直被忽视。海洋小说专家会被书中的细节所吸引，而从海洋这一新的角度来审视小说，则会吸引更多的普通读者。这一研究领域越来越引人注意，而科恩对海洋作品的重新审视，则在这一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探讨小说新诗学，凸显小说美学创新

正如范德堡大学的学者乔纳森·兰姆（Jonathan Lamb）所指出的，《小说与海洋》是“第一本探讨海洋小说的诗学问题的著作，十分精彩。正如作者向我们揭示的那样，海洋小说的诗学问题一直被我们忽视或误解”。^[10]

在第二章“航海异事与小说”中，作者探讨了笛福如何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创立了一种冒险文学的新诗学，从而与流行的纪实航海书籍相媲美。笛福创新之处的关键在于，他将畅销的纪实性航海作品中特有的插曲挪用到小说创作中。插曲即是“异事”，源自书面的航海日志。这种新诗学正是从水手技艺发展而来。作者将这种海洋冒险小说的分支称为“海洋流浪汉小说”。笛福的诗学写作模式可以让读者轻松地跟随主人公一起经历各种事件，引发读者想象力的实践性运用，可以称之为“坐在扶手椅上的水手的幻想”^[11]。

作为海洋冒险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行为描写”在现代广义上的冒险小说中也常常出现，一方面推动情节的发展，一方面使小说中的想象世界栩栩如生。这种行为描写的技巧是笛福从水手自传式航海游记中借用并进一步发挥的又一实践。在水手传记中，行为描写是航海异事的一部分。当水手们回忆自己遇到困难怎么解决时，他们向读者传达了有关环境的各种信息，以及水手技艺的各个层面。因此，当库克船长叙述自己如何被困大堡礁、船只就要倾覆时，他向读者展示了船只覆没时应该如何采取堵漏的应急措施。《鲁滨逊漂流记》将这种行为描写发挥到了极致，超出了以往任何的海洋作品，对后来的冒险小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笛福将纪实游记中的航海异事进行扩充描写，其美学创新主要体现在主人公行为的连贯性和“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具体而言，每一章围绕一个事件来写，这种新古典主义的行为模式与纪实游记的叙述模式是截然不同的。除此之外，笛福在叙述航海异事时，补充添加了水手所遭遇的险境，并详细描写了应对险境的过程，例如鲁滨逊处理困难时所采取的步骤。这种写法可以突出主人公面临的险境，让读者感受到主人公战胜险境的不易，也可以给读者充分的时间去分析这些异事的出人意料之处，去欣赏主人公解决困境的高人一筹之处。因此冒险小说可以让人一再回味。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行动性”这一概念^[12]，指出笛福的冒险小说的大背景来源于海上作业，在大海的竞技场中，行动意味着一件事情的成功完成。《鲁滨逊漂流记》中的行动性效果不仅出现在每一个独立的章节，而且贯穿了鲁滨逊在荒岛的整个求生过程。这个过程貌似令人难以置信，但是笛福把整个过程细化为每一个挑战和困难，遵从了自然世界的一般常理和规则，从而让读者明白，鲁滨逊所取得的成功是行得通的。笛福的行动性诗学成为冒险小说意指未来的重要因素。这种意指未来的特性和以往小说那种回忆式的角度不同，后者只是再现已经发生的事情。

在第二章末，作者探讨了笛福范式向外传播的结果，即18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兴起的“海洋流浪汉小说”作品。这些小说的作者包括笛福、威廉·鲁弗斯·切特伍德、阿兰·勒内·勒萨日、普雷沃神父和托比亚斯·斯摩莱特。海洋流浪汉小说描绘了那些饱经沧桑、全世界到处游荡的主人公以及他们的冒险故事。在各式各样的冒险故事中，作者们审视了技艺的轮廓和灵活性。技艺成为主人公身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他们五花八门的社会背景并不冲突——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男性还是女性，轮机手还是水手，这种技艺更带有集体性质而不是个人特色。这些主人公都经历了水手技艺的严酷考验，但是不同小说强调的是技艺多面性的不同层面，既把技艺当作一个整体看待，又指出其道德上的不确定性。技艺既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还可以用来在法律之外实施非道德的行为。总而言之，海洋流浪汉小说中还有诸多对人物技艺的刻画。从这些人物刻画可以看出技艺的多面性在诗学上的优势：可以塑造一系列的主人公，设计一系列的情节，完成不同的文化目的和意识形态目的。

到了19世纪下半叶，凡尔纳调动起海洋小说的诗学来探索海洋之外的现代性的边缘地带。从第一部小说开始，他就将海洋小说变成了科学冒险小说，包括到地心去冒险的《地心历险记》（1864年）、《从地球到月球》（1865年）的太空旅行、《海底两万里》（1869年）中海床的全景。凡尔纳使用海上冒险小说的行动性诗学，使现有技术和当代发明的前沿空间交汇融合。为了使科学幻想更加可信，凡尔纳根据海洋小说中“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来组织叙述，不仅使用这种模式来构建独立的章节，还用这种方式将独立的章节在小说情节的宏观层面上串联起来。可以说，凡尔纳将笛福所创的冒险诗学发展到了顶峰，同时也对其有所突破。作为海洋冒险小说的源头，笛福将海洋冒险小说与水手技艺绑在一起，以此牵制过度的投机思想。而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却大力渲染不切实际的幻想项目，这正是笛福当初想要根除的。凡尔纳这样做，并非为了避免破产的恐惧，而是为了重申非工具性的游戏快乐。虽然在寻求扩张的年代，技艺曾展现了拓展边界的非凡能力，凡尔纳却重新评估了技艺，以求在工业技术中为完整的人性提供庇护。

在科恩看来，笛福是欧洲现代小说的鼻祖，《鲁滨逊漂流记》吸收了航海纪实作品的两个要素：平实的文风和围绕“航海异事”所构造的情节。借着这一新的小说谱系，科恩挑战了把陆地小说作为小说主要形式的主流观点。行动性、出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工作，变成了小说关注的主要问题。结果，不仅海洋小说及其相关的文学样式突然变成了文类的核心部分，而且其他的小说样式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一面。因此，科恩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帕梅拉》也是某种形式的冒险小说吗？”科恩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海洋小说展现的技艺，属于边缘世界的男性英雄主义；而18世纪的家庭小说，如《帕梅拉》和范妮·伯尼的《伊芙琳娜》，则考察女主人公们能否熟练运用女性的实践理性，达到攀升社会阶层的目的。”^[13]

重构西方海洋小说史

通过详尽考察海洋作品中的航海技艺与写作技巧，《小说与海洋》在大量作品的基础上勾勒出一个崭新而大胆的文学史，改变了读者对传统陆地型小说的认知。作者将海洋研究、小说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将“海洋小说”这一古老命题纳入到一个崭新的批评领域，为重构海洋小说史提供了新的可能。

通过前面两部分的论述可以看出，《小说与海洋》在开头部分通过分析航海纪实作品，强调技艺的重要性，重建了航海时代航行者的英雄主义。这些纪实作品滋养了笛福这样的小说家，从笛福开始，小说家们尝试将当代历史和文化神话学的技巧转化到小说当中。笛福创立的冒险诗学将小说与纪实航海作品区分开来。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笛福的冒险诗学向外传播，成为一种深受欢迎，可塑性强的“旅行文体”。

在1748—1824年，作者推测了在全球航行如火如荼的时代，为何缺乏海洋冒险小说的原因，并提出了三点假设。第一，在此期间，英法文学传统中的小说都参与了国家想象共同体的塑造。而海洋流浪汉小说则很难转型形成这样的向心力。海洋流浪汉小说遨游四海的特性是向外扩散的，并不像公民社会那样向内汇聚，它需要在世界边际外的边缘地带肆意地航游冒险。第二，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在此期间海洋小说的缺失可能因为这时期的小说无不和女性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女性读者增多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把公众生活和私人领域区分开来，私人生活是小说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海上作业和海上冒险则很难融入这种私人生活女性化的过程，而这种女性化在斯摩莱特到库柏的75年间的小说中十分明显。第三，从书的销售角度出发，这段时期欧洲人的环太平洋航行如火如荼，相应的纪实作品也佳作迭出、精彩不断，此时的小说家想要大展身手十分困难。

在沉寂期过去之后，《小说与海洋》接着论述了海洋小说的传播，主要聚焦于英国和法国的传统，同时也增加了美国的内容，因为19世纪的美国作家们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影响深远。海洋冒险小说诗学发源于上述三国并蓬勃发展，到19世纪后半叶，逐渐渗透到其他国家的传统中，如意大利文学、西班牙文学、拉美文学等。

与此同时，航海史催化了文类的革新。在第四章中，科恩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特别以库柏的作品为例。库柏在1824年写《开拓者》时开创了一种新的海洋虚构作品，当时的人们称之为“海洋小说”。库柏写这本小说，是为了创立一种新的历史小说，以更好地适应后殖民时代的美利坚民族。同时，库柏的海洋小说继承了描写航海技艺的传统。在他笔下的水手技能，成为一种突破了传统伦理和国家民族界限的精神气质。库柏的海洋小说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催生了“旅行文体”的文学体裁，同时反过来影响到大西洋彼岸，为欧洲作家们所采用。作者提出，库柏独创的诗学，是首个产生于西欧之外，又反作用于欧洲文学领域实践的新类型小说。^[14] 法国作家尤金·苏将库柏的海洋小说引入法国，从而催生了新的写作手法，塑造了一系列不受法律约束的超人形象。

在重构海洋冒险小说几百年发展历史时，作者发现在欧洲文化的海洋想象中，存在重大的文化转变。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的过渡部分，作者从跨学科的角度探讨了这一转变，命名为“海洋的升华”。海洋的升华过程发生在18世纪的视觉艺术、文学和美学理论领域。作者分析了弥尔顿的《失乐园》所塑造的撒旦的“黑暗崇高”形象。^[15] 海滩上的撒旦是开路的水手，打探他的新王国的恶劣环境。他的塑造者弥尔顿，同样也是一个开路者。作者指出，开路的航海家和冒险的艺术家在崇高性上是相似的。从某种角度来说，水手和艺术家称得上是撒旦的贵亲，因为他们都游走在现代性的动态边缘地带，而在现代航海史的初期，海滩上的撒旦则可以找到无数臭名昭著的兄弟，这就是海盗，大胆地往返于边界外的浩瀚海洋。在把撒旦塑造成一个水手时，弥尔顿将水手技艺融合其中，并潜在地颠覆了宗教世界观。

航海的规范化完成之后，航海技艺和航海家们的文化地位也逐渐衰落。航海技艺不再神秘，海洋小说也褪去荣光，退出了现代性的动态前沿。在该书最后一章，科恩探讨了19世纪末，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们怎样将冒险传奇中的技艺，转移到其他已有的或想象的领域，包括思辨与艺术领域。

纵观全书，作者揭示了不同国家的海洋小说之间的文化关联与共鸣，这不仅体现在各种海洋小说的起源，而且还体现在各类延续至今的文化原型上。从历史的沉船事件到现代文化想象中的海洋魅力，该书审视了两百多年来的海洋小说。作者分析了英国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如何通过对无人岛、暴风、船难、海盗等元素的诱人描写而成为当时最畅销的海洋文学作品；探讨了美国小说家库柏如何使后殖民背景下的美国海洋冒险小说焕然一新，如何改变了19世纪描写海外探险的文学作品的诗学形态；剖析了法国小说家凡尔纳如何将冒险小说改变为科幻小说；展示了梅尔维尔、雨果、康拉德等人如何在语言和思想的迷雾波涛中独步前行；揭示了侦探小说如何运用海洋小说中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分析了海洋如何从一个展示航海技术的场所转变为自然界纯朴崇高的象征。作者将小说置于海外开拓和海上作业的大背景中，视海洋小说的起源为横跨大西洋历史的必然结果，其中充满了海洋奇遇和海洋冒险。

结语

如果将海洋冒险小说置于小说发展的全景图中，可以重新审视冒险题材作品的文化意义。作为聚焦于冒险题材作品的专门史，《小说与海洋》诚邀小说批评家们从另一个方面修正小说兴起的主流观点，同时为海洋小说找到应有的位置。同时，要真正地理解不同文化的人如何面对海洋并想象海洋，需要考察跨海航行对其他文学和文化传统所产生的影响。正如科恩所言：“欧美小说中所呈现的世界图景仍然不可避免地带着西方人的眼光”。^[16] 中国文学有着悠久的小说传统，但中国的海洋传统却没有像欧美那样对其文学产生重要的影响。借着科恩这本书，希望能激发一些讨论，探讨中国海洋传统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例如，贯穿全书的“航海技艺”，在中国文化中是否也有体现？《山海经》中想象式的海洋地理环境，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怎样的重现？科恩所强调的航海日志的“平实风格”，与中国古代文人（如王士性、徐霞客）的游记作品是否有相似之处？而中国的古典小说有类似的特点吗？同样，“航海异事”的描写是否适用于中国小说？还有一系列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可以说，《小说与海洋》不仅构建了新的西方海洋小说史，更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框架，重新审视中国的文学作品与其海洋传统。这对方兴未艾的中国海洋文学研究而言，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注释】

[1]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ZH00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2011EZH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陈橙（1982— ），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翻译与跨文化交流。

[3]Bert Bender，Sea-Brothers: The Tradition of American Sea Fiction from Moby-Dick to the Present，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0.

[4]Cesare Casarino. Modernity At Sea: Melville, Marx, Conrad In Cris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2.

[5]John Peck，Maritime Fiction: Sailors and the Sea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Novels, 1719-1917，Palgrave Macmillan, 2001.

[6]Margaret Cohen. The Novel and the Se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4.

[7]Margaret Cohen, The Novel and the Se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76.

[8]Margaret Cohen, The Novel and the Se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60.

[9]Margaret Cohen, The Novel and the Se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5.

[10]Margaret Cohen, The Novel and the Se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back cover.

[11]Margaret Cohen, The Novel and the Se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55.

[12]Margaret Cohen， The Novel and the Se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68.

[13]Margaret Cohen, The Novel and the Se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61.

[14]Margaret Cohen, The Novel and the Se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0.

[15]Margaret Cohen, The Novel and the Se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76.

[16]Margaret Cohen, The Novel and the Se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re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