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源发新，治史者的追求

对历史的不断探究是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不断地发新则是治史者的责任。历史研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付出艰辛的创造性劳动，才能究源发新，使我们的认识走近历史。

在对近代中国外债的研究中，许毅教授揭示了“富有四海”的清王朝为什么会走上举借外债、甚至依赖外债以度日的根源。从1662年到1795年是史称的“康乾盛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盛世以后，为什么清王朝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呢？这种巨大的反差要求我们必须研究从“康乾盛世”到“嘉道中落”直至“宣统覆亡”的历史原因。早在1988年，许毅教授在《论“两声炮响”与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一文中就提出了上述问题。经过几年的研究，他于1996年与王国华一起撰写了《由康乾盛世到嘉道中落的教训》一文。文章考察了盛世的起源与盛世气象，探究了盛世危局和衰落根源——奢侈与腐败，剖析了嘉道中落的催化剂——使中国元气大伤的鸦片贸易，阐述了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是鸦片战争的致命打击。从而得出结论：“鼎盛之际，统治阶级居功自傲，放弃了文治武功、励精图治的积极进取精神。乾隆羡慕江南湖光山色，六次南巡，沿途的接驾盛况，奢靡之极，上行下效，腐败之风刮得剽悍无敌，英勇善战的八旗子弟和绿营，变成战则必败、祸害百姓的罪魁，清正廉洁的满汉官员，变成官无不贪、吏无不恶的祸首，文治武功全废。在英国殖民主义于1840年发动的鸦片战争中，虽然在汉人将领抗拒之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焚毁了没收的鸦片，清政府却摘了林则徐的帅印，以致转胜为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开了先河。”通过对“康乾盛世”的形成和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考察，我们对“历史周期率”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这里，给我们说明了一个真理：经济的发展，文明的昌盛，如果是自发的发展而不觉，如果不为人民而只图一时之享受，如果不提倡为公而只倡导为私，其能留给自己的只能是苦涩。人们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往往因无知、侥幸、自私而贻误大业，为自己留下的只是毁灭的祸根。对此，《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第一卷得出结论：清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事实证明，腐败是万恶之源。清朝的衰败灭亡与腐败有关，外债也与腐败有关。腐败断送了清王朝，腐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陷入被瓜分的深渊。腐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在兴盛和富裕后不思进取，贪图享乐，骄奢懈怠，必然会腐化衰败，挨打受气，任人宰割，最后灭亡。盛而骄，骄而奢，奢而贪，贪而腐，腐而朽，朽而亡，这就是清王朝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这个教训是值得认真吸取的。

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是20世纪中国先进分子思考与求索的问题，也是《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论述的一个重大问题。许毅教授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遵循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这一原理，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是借助于洋务运动、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建立的近代化大生产的生产力，从而提出了中国近代化大生产的生产力是怎样发展起来的问题。究源才能发新，才能深层次地回答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重大而根本的问题。

许毅教授在《论“两声炮响”与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和《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的特殊性》两文中，详细阐述了我国现代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他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创造过程，不是从自身的生产方式中一步一步游离出来的，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之后，为了反压迫、反侵略，为了自强，不得不引进外国资金与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用举借外债的特殊方式，发展近代工矿企业、铁路、邮电、航运、通讯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所有这些方式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凭借国家信用向外国举债，直接买进先进技术，发展生产力，这是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特殊形式。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另一种形式，是国家政权利用国家财政，直接动用国库或国家信用(包括内债)，来创办工业。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三种形式是大官僚(包括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以及后来的宋子文、孔祥熙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或侵占公款，创办近代工矿企业、金融事业。举借外债则是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方面。许毅教授还特别提到决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方式的演变过程。他认为：“我国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与‘两声炮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以往的历史学界、经济学界对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中，多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对中国的影响来分析，忽视了对“十月革命”炮声之所以在中国产生影响的物质基础的考察。没有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阶级基础，中国不可能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了解“十月革命”期间中国的物质基础，必须究源于鸦片战争的炮声给近代中国的影响。正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打开了清政府的国门，“清政府为抵御外国侵略，发展军用、民需工业、交通运输业、邮电事业，便举借外债，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展了社会化的生产力”。

近20多年中，许毅教授带领我们就外债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分析，粗略统计在新中国诞生前的96年(从1853年上海洋商借款算起)中举借的外债共计900多项，目前查明的约有730多项。清政府时期举借的155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债款总额的29.2％；南京临时政府举借的23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债款总额的25.84％；北洋政府时期举借的387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债款总额的40%；护法军政府举借的57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债款总额的47.8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举借的36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债款总额的31.11％。

从以上几个历史时期来看，中国近代外债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也是它们在华争夺政治、经济权益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外债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也是毋庸讳言的。外债为道德上的恶所形成，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中国近代化的生产力、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可以说主要是依靠外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