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的英文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以下简称《小说史》）是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凡之作。这本专著影响很大，历经半个世纪而不衰，曾多次再版增订，且有多个译本。它是任何一个有志于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研究的学者或学生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虽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对象、理论、思路都有了重大更迭，但由其引发的议题时至今日，仍如一股源头活水，不断触动人们的思考、辩难以及推陈出新，其俨然已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夏志清的这本《小说史》，体制恢弘，历十年而成，综论了从1917年“文学革命”到1957年“反右运动”半个世纪间，中国小说的流变与传承。其间论及的对象不仅涵括了鲁迅、茅盾、老舍等重要作家，同时也容纳了沈从文、张天翼等薄有文名的“小作家”，甚至还有像钱锺书、张爱玲等寂寂无名者，其眼光之独到、论述之精严，确实造就了不同凡响的效果。尽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小说史》这样的选段、分期乃至取材都已是明日黄花，别无新意，但是理解之于同情，面对50年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筚路蓝缕的局面，这些论述又实属横空出世之调。要没有这些今天看来稀疏平常的作家作品论、时代背景论，也许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一仍其旧地维持其乏善可陈的地位，引不起任何一个西方人的兴趣。但这样的情势已杳然不再，人们不仅热衷于“五四”新文学式的“大写”事件，同时也热心于丛生在其周遭的“细枝末节”。现代文学研究的论述畛域从晚清扩展到了整个20世纪，讨论的对象从新感觉波及鸳鸯蝴蝶派，研究方法也从现代推向后现代，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但追究起来，真正开了这个风气的还是这本《小说史》。

也许会有评者以为，夏志清的《小说史》之所以会得出如此不同于既然论述的结论，纯粹是因为其采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反共”立场，将文学史写作变成了冷战文化政治的产物。人弃我取，对那些明火执仗的“左翼”政治议题及作家不是冷嘲热讽，就是漠然无视。张爱玲之所以能与鲁迅平分秋色，占得半壁江山，全然是因为《秧歌》和《赤地之恋》中的“反动”意图。这样的议论，或有其可取之处，但诚如王德威所言，表面的政治宗派问题绝非其引人讨论的原由之一。如果硬要说《小说史》中有什么难于化解的文化及历史情结的话，那莫不如说是一个去国离家的知识分子，如何在离散及漂流的年代里，借文学和文学批评来见证一己之思与家国命运间的辩证关系，在异乡成为自己国家文化的代言人，为母国文化添一层世界向度^[3]。

准此，我们可以说，无论爱憎褒贬都是夏志清对母国文化的情深意重，借省思“反抗”议题来协商中国文学及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审美维度，从反面迂回进入“爱国情义”和“家国眷恋”。所谓“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当不只是“五四”一代作家纠缠于民族理想和个人才具间复杂的情感症候，也是夏本人游走文字与文学、他乡和故地、想象与再现间错综的“民族寓言”和“抒情气质”。

应当指出，将《小说史》写作引向“抒情主义”，绝非是要为文本中暗藏的意识形态开罪，也无心要导出一种新的论述模式来重新结构该文本，而是想诚请各位注意，在夏志清毫无伪饰的政治立场中，审美功能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是如何受制于文本以外的多重因素，而趋向某种“审美意识形态”的。尽管夏曾在《小说史》初版序言中信誓旦旦地认为：“本书当然无意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如果他仅视文学为一个时代文化、政治的反映，他其实已放弃了对文学及其他领域的学者的义务。”^[4]但是，通读全书，“再现论”的迷思一再泄漏，“文化干预”的雄心也绝非无迹可寻。

我们知道，《小说史》写作受到四五十年代欧美两大批评重镇——李维斯（F.R.Leavis）理论和新批评学派（The New Criticism）的影响，而致力于以“细读之法（close reading）”，钻研“具体的批判和个案的分析”，从而导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传统”。尽管“新批评”专注的是文本内部的美学质素与修辞结构，而着力构筑一种“本体论批评（ontological criticism）”体系，但是这种“封闭式”的阅读（close reading），仍无法撇清与外在文本的辉映关系，而暗含一套文学的社会学。王德威以为，夏正是将新批评的这一面向加以发扬光大，从而在现代文学混沌的流变中，清理出其自身的样式及外来的影响。也就是说，新批评之法虽一反传统的反映论，但其仍深蕴一番政治和历史关注，在细剖文学形式的同时导出一种情感内容。

这种内容在夏志清，主要是受益于李维斯式的道德评价论述。在《伟大的传统》一开篇，李维斯就直言“经典”过滥，需要重新甄选重要作家以为代表，而其臧否的标准恰恰在于作品是否具备强烈的“道德关怀”。^[5]同李维斯的观念相类，夏也在《小说史》的第一章里开门见山，“直指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其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不便从事于道德问题之探讨”^[6]，从而阈于一时一地一国之范畴，无法形成一种普世性的成就。在有名的《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中，夏写道：

现代的中国作家，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托尔斯泰和托马斯·曼那样，热切地去探索现代文明的病源，但他们非常感怀中国的问题，无情地刻画国内的黑暗和腐败。表面看来，他们同样注视人的精神病貌。但英、美、法、德和部分苏联作家，把国家的病态，拟为现代世界的病态；而中国的作家，则视中国的困境为独特的现象，不能和他国相提并论。他们与现代西方作家当然也有同一的感慨，不是失望的叹息，便是厌恶的流露；但中国作家的展望，从不逾越中国的范畴，故此，他们对祖国存着一线希望，以为西方国家或苏联的思想、制度，也许能挽救日渐式微的中国。^[7]

夏的论述虽不乏以西方学理来裁剪中国文学之嫌，但是这种恶劣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确实又是以他者之目光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我们根本无需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意识间亲密的合谋关系开脱。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社群”，到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民族寓言”，再到宇文所安的“世界诗歌”，我们可以清楚地梳理出一条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岁月里动用文学资源以为政治所用的历史大趋势。且不论两者间的互文关系到底如何交错难辨，其情迷中国的症结已不容旁人置喙。

在夏看来，正是因为中国作家对时局和国家观念的过分执着，才使得现代文学中鲜有能与世界抗衡之作品，其作者亦只能算一个民族作家。真正优秀的世界级作家，是能够乖离此道而着力于道德意涵探讨的人们，在现代文学史上，他们为数不多，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张天翼四人为其佼佼者。因为“只有（这）四个人凭着自己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因此，夏力排众议，贬“鲁（迅）”而扬“张（爱玲）”，人们或以为其哗众取宠，异见夺目。但如今，由其品题推荐的四位作家都已受到欧美汉学界的器重，在文学史上也地位斐然，我们又不能不说其目光如炬，离经叛道得恰如其分，《小说史》开了一代风气。只可惜世易时移，人们往往只记得夏对现代小说史重排座次的结果，忘了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发掘被压抑之重要作家的勇气及眼光。现在的文学史写来写去不外鲁迅、张爱玲、茅盾、沈从文，鲜有人能再“解救”出一批新的现代作家来。

应当说，文学史写作之所以会采用这样一套安全论述，归结起来就是因其缺乏新的参照体系。纵然夏的《小说史》不乏用西方标准来裁定中国文学之嫌疑，但与其将它解读为西方中心主义的高高在上，倒不若将其看做是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夏试图在两极不同文脉的比照中，验证出一种“世界性因素”，求证文学内部的本质构造，进而在世界语境中推出中国现代文学，其“干预”文学与文化的“野心”实在是另一番的“本土论述”。夏的方法论楬橥了跨国语境下，文学阅读和文学史写作的可能，敦促我们在寻求本国传统的框架下，注意其外部发展，动议延用内外双线的思路来烛照文学史书写。这样的意图值得我们参考和应用，同时也帮助我们检讨比较文学研究中可能的“区域中心主义”趋向，转而在一种更大的世界语境中来看待文学发展。

在《小说史》之后，现代文学史书写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同时又在推陈出新地延续某种不变。新风、新法不断吸引我们的眼球，典律、典范也不断引发我们的话题，夏当初的努力如今正不断引导我们向现代文学的纵深处和广阔处开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