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观念与中国小说理论史的构建

提　要：中国古代小说观念是个复杂的问题，它给中国小说理论史的构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深得人心的现代小说观念是中国小说理论史构建者以简驭繁的法宝。但这样的研究带有很明显的“先入之见”，不可能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映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情况。抛弃成见，对历史有“同情之了解”，依据史实和史料说话，把“真实”作为小说理论研究的基本准则，是构建较好的中国小说理论史的必要条件。

中国小说发展源古流长，凡治中国古代小说者，无不知道“小说”是个复杂的概念，小说观念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小说”一语，最早见用于《庄子》，《庄子·外物》所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1]其意同《荀子·正名》所言“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2]均指与“大道”相对的浅薄道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列有小说家，所谓“诸子十家”，小说家是诸子之一，指的是一种学说派别。东汉末年，曹操派邯郸去见曹植，“植……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3]此俳优小说，指的是一种娱乐游戏。唐刘知几《史通》说“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从来尚矣”，^[4]则是把“小说”作杂史看。而唐朝段成式《酉阳杂俎》所云“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5]与宋朝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云“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传万余言，讲论古今”，^[6]“小说”用以指“说话”艺术之一种。宋朝洪迈《容斋随笔》“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7]“唐人小说”专指唐代传奇。明末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所说“史统散而小说兴。……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8]“小说”指的则是通俗演义。

以上罗列仅为有影响的数家之言，此外各持己见之说，不胜枚举。且上述仅是针对直接论及“小说”概念而言，如考虑到小说著录、小说家论创作、读者论阅读及小说实际创作情况等所反映出的小说观念，则更是千头万绪，难以清理。目录学可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用，但考察中国历代小说书目，似也难有清楚结论。仅就历代史书艺文志来说，其在小说的具体作品收录上就存在许多令人费解的现象。归纳来说，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庞杂，二是混乱。《隋志》中有《古今艺术》、《座右方》、《座右法》、《鲁史欹器图》、《器准图》、《水饰》等书目，《茶经》、《钱谱》一类屡见于新、旧《唐志》和《宋志》。《笑林》、《笑苑》、《解颐》等笑话一类，则从《隋书》至《清史稿》均有收录。此谓庞杂。《隋志》、《旧唐志》中史部杂传类著录的《甄异传》、《古异传》、《述异记》、《近异录》、《神录》、《齐谐记》、《冥祥记》等一大批作品，《新唐志》在子部小说家中收录。《山海经》在《隋志》、《旧唐志》、《新唐志》、《宋志》属史部地理类，《搜神记》在《隋志》、《旧唐志》、《宋志》属史部杂传类，而在《清志》中却入小说家。同样的书籍在不同的撰史者手里可能会置于不同的类别中，此谓混乱。私家小说目录面貌也与史志大致相同。^[9]

古代“小说”观念如此复杂，给小说理论史的构建无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深得人心的现代小说观念，是以简驭繁的法宝，中国小说理论史构建者自觉或不自觉中争相取用。从现代小说观念出发，中国小说理论史的线索则十分清晰。有人将中国小说理论史分作小说批评的“萌发时期”（先秦至宋元）、“形成时期”（明代）、“发展时期”（清代）、“繁荣时期”（晚清）四个阶段，显得合情合理的。^[10]或分作“萌芽时期”（先秦至魏晋南北朝）、“发生时期”（唐、宋、元）、“成熟时期”（明代）、“拓展时期”（清代前中期）四个发展时期，也似无不可。^[11]有学者认为，“严格地讲，中国小说史的正文当由唐代传奇写起，小说理论则须由明初发端。理由很简单，小说理论史的对象应是针对小说提出的理论，这理论又应属文学理论的范围，而这两点的著述始见于明初。”^[12]按这样的思路，从庄子所说的“小说”一直到胡应麟所说的“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都被排除在小说理论史的视野之外。视域所及，则从李卓吾、金圣叹等诸家评点到清末夏曾佑、梁启超、黄摩西、王钟麒等现代小说理论先驱者。^[13]

现代小说观念与中国小说理论史构建之关系，值得注意的当然不只是以简驭繁这一点。至少还有以下几点是必须提及的：第一，现代小说观念极大的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小说研究和小说理论研究在文学研究上的地位也相应地得到了提高，小说理论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更多人关注到了中国小说理论史的构建问题；第二，小说的关注重点以通俗小说为主，小说理论史同样对与通俗小说有关的理论问题更为倚重；第三，以全新的观念来观照古代小说理论，小说理论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小说文体、小说功用、小说分类、小说虚实等有了新的阐释方式和理论框架；第四，大多数古代小说理论家们没有注意到或是不重视的理论问题，如情节冲突、叙事模式、叙事角度、心理描写等成了小说理论史关注的热点。无疑，现代小说观念对中国小说理论史构建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毫不夸张的说，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是现代小说观念主导的产物。

然而，“这一小说观念在中国小说界确立，为作家和读者们广泛接受，大约是在本世纪（指该著出版时的二十世纪—引者）20年代的事情。”^[14]当时，“大地忽通，敌强环逼，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故聪明塞蔽，而才不足用；官求苟谨，而畏言兴作；故苟且粉饰，而事不能兴。”^[15]许多有志之士都意识到，“通中外”，兴西学是强国的必由之路。“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16]小说成了揭露时弊，引导民众，改革政治，重振国运的重要工具。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小说特别是政治小说的大量创作，西方的小说观念被充满热情地介绍和引入，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将‘小说’作为运用想象的事实，表现人生的情境、真理，探求心灵奥秘的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实际上是外来的小说观念，是中国小说‘近代化’的产物。”^[17]也就是说，中国“小说”观念实际上是在上世纪初的思想文化变革中经历了重大的转变，而这一重大转变的指向则是“外来的小说观念”。由此，也揭开了中国小说理论研究“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序幕。

“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在给古代小说研究带来许多便利的同时，也包含着巨大的危险，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小说与西方小说确实存在不同的特点。中国小说开始是以“九流十家”之一家的面目出现的，是一种学说流别；而西方小说是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出现的。中国小说秉承中国文学的“载道”传统，重伦理教化；而西方小说却是“语言的艺术”。中国小说总体上崇实抑虚，以“信”、“实”为尚；而西方小说重视作家的个人新奇独特的体验^[18]，小说是作者的“关于存在的一种诗性思考”。^[19]就小说批评来说，中国古代小说批评“把文学通盘的人化和生命化”，关注小说创作者的精神世界；而西方批评者将文学本体分为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更加关注小说作品本身。既然存在这样的差异，那么，“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就有可能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实际看成是印证西方小说理论的材料库，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材料中与西方小说理论契合的当作“先进”的观点，进行放大和着重强调，与西方小说理论不一致的则是“落后”的，不加重视，甚至视而不见。这样的研究带有很明显的“先入之见”，无疑是偏颇的，不可能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观照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情况，做到“了解之同情”。^[20]

当然，以现代小说观念来从事古代小说理论研究与“以西例律我国小说”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现代小说观念虽源于西方，也有向西方小说观念靠拢的倾向，但是它经过了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本有的小说观念与西方小说观念的一种融合，它与中国现代思想观念是合拍的，与中国现代文学观念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这种观念因为现代中国人的广泛接受而具有普遍的意义。而古代学术的研究（当然包括小说理论的研究）必须要关注现实社会和当代文化，古代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为当代提供更多更新的成果，在古代小说理论研究中对当下的小说观念视而不见肯定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古代小说理论研究中可以将现代小说观念作为一种参照，古代小说理论史也必须关注现代小说观念，但是，这种观念绝不应该成为研究者的“成见”。 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在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在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哲学要有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哲学既离不了成见，若再以一种哲学主张去写哲学史，等于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所以写出来的书无论从别的观点看起来价值如何，总不会是一本好的哲学史。”^[21]哲学史是哲学的历史，要依据历史事实，反映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反映各种哲学思想及相互联系和影响。金岳霖对胡适的批评就在于胡适用哲学的“成见”来写哲学史，以一种成见来看其它的思想与观点，就会歪曲历史。“哲学要有成见，哲学史不要成见”的看法对于小说理论史的构建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小说理论研究的对象就是历代小说研究者关于小说的看法，而小说理论史则要全面真实地反映各家思想的产生、发展、内涵、影响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如果先有了现代小说观念，并以此为准则来构建小说理论史，则是“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就不可能公正客观地对待各种相异的小说思想。

历史学家克罗齐有一个著名的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22]他认为，“过去不异于在现在而活着，它作为现在的力量而活着，它融化和转化于现在中”。^[23]

也就是说所有的历史都是一种重构，历史只有在进入当下人们的兴趣和视野的时候，才会复活，成为活的历史，历史不只是单纯的客观知识，而是过去与现在的一种沟通与对话。这种沟通与对话不是以当下的某种观点来改造和扭曲历史，而是在通晓历史的真实后继续追问，这样的历史能给当下什么样的启示。还有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我们不能忘记使历史讲得通的方式必须强调制造（making）。扭曲地得到历史就是理解，直书地写任何故事都是修辞的发明。”^[24]但在中国小说理论史的构建（或其它任何历史的构建）时，它不应成为一种偏离真实历史的一种借口，更不是理论依据。历史通过叙述来再现，历史叙述中难免有虚构成分，但这个客观事实并不意味着历史可以任意按照叙述者的想法来任意演绎，这里的虚构只能是历史学家不经意的行为，他的意识则明确地指向历史的真实。这恰恰提醒我们，在进行小说理论史研究的时候，对史的“虚构”有清晰的认识，尽可能地减少因我们的“成见”，因我们的叙述方式，因我们的知识结构所带来的历史的歪曲。

“‘真实’作为史家内在的学术伦理尺度意味着史家承认原生态历史的‘实有’，虽然它在本质上不可能达到，但作为主体向度，史家应保持这种向往，‘理解与解释的丰富性应统一在其根基的严肃性上’。——这就是‘真实’概念在批评史研究领域的极限意义，它是我们的文学史学术品位的最后防线。”^[25]在“真实”这一点上，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史的立场是一致的。“真实”是小说理论研究必须遵循的准则，因为，在小说理论史研究中，“只有一个‘真实’能够拯救我们”。^[26]

（载《天府新论》2009年第1期）

【注释】

[1]陈鼓应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7页。

[2]（清）王先谦集解：《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29页。

[3]《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4]（唐）刘知几著，张振珮笺注：《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页。

[5]（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4页。

[6]（宋）罗烨：《醉翁谈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7]（宋）洪迈：《容斋随笔附录》，见程国赋编：《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4页。

[8]（明）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见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73页。

[9]陈卫星：《学说之别而非文体之分——〈汉书·艺文志〉小说观探原》，载《天府新论》2006年第1期，第148页。

[10]方正耀：《中国小说批评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1]刘良明：《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2]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13]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4]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15]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见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1页。

[16]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6页。

[17]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18]“小说是最充分地反映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富于革新性的重定方向的文学形式。……因此，小说是一种文化的合乎逻辑的文学工具，在前几个世纪中，它给予了独创性，新颖性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它也因此而定名（小说，英文为novel，原意为‘新颖的、新奇的’）。”［美］伊恩·P·瓦特著，高原、董红钧译《小说的兴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19]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20]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页。

[21]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7页。

[22]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页。

[23]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8页。

[24]凯尔纳：《语言与历史描写：使历史被扭曲》，见韩震、孟鸣歧：《历史·理解·意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25]葛红兵、温潘亚：《文学史形态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

[26]葛红兵、温潘亚：《文学史形态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