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翻译史整体观探索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译学界在中西翻译史课程的设置以及相关著述的编撰方面，取得了比较引人注目的进展。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相继问世，从而开启了国内译学界编撰中西翻译史类著述的帷幕。此后，翻译史类的著述，尤其是中国翻译史和中国翻译文学史类的著述，前“出”后继，甚是热闹。

但是在这热闹的编撰出版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就是自从第一本中国翻译史和第一本西方翻译史问世以来，中西翻译史的编写、包括课程的开设，一直都是各行其道，互不搭界的。似乎中国翻译史和西方翻译史是性质迥异、无法相互沟通的两回事。

有没有可能把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予以审视、考察，甚至进行整体性的全面分析和思考呢?这一方面是因为目前有些专业，如国内近年刚刚推出的翻译专业硕士(MTI)的课程设置有这样的需要，对于目前正在试点的翻译系，乃至外语专业翻译方向的高年级本科生来说，同样也有这样的需要，因为这些专业都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为学生分别开设中国翻译史课和西方翻译史课。与此同时，让翻译专业或方向的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对中西翻译史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和把握又很有必要。而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更为积极、更有意义的努力和尝试，也就是把中西翻译发展史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共性的文化交际行为，一个与译入语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诗学观念都有着密切关系的文化交往行为，整合在一起，以探索其共同的发展规律，同时又把它们作为两个各具特色、各自独立发展的操不同语言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予以互相观照，互证互识。

事实上，当我们把中西翻译活动的发展轨迹及其译学观念的演变过程放在一起予以审视、考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发现两者之间不乏共同之处。

首先，两者(指笔译)的滥觞及大规模的展开都与宗教文献的翻译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西方是《圣经》的翻译，中国是佛经的翻译。这一共性也正是主宰中西翻译界几千年之久的“原文至上”、“忠实原文”等翻译观的由来。回顾历史，我们不难想见，当中国和西方古代的译者们全身心地投入《圣经》和佛经文献的翻译中去时，他们绝对都是怀着非常虔诚心情把原文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上，然后对着原文字斟句酌，逐行推敲，谨小慎微，殚精竭虑，唯恐在翻译时稍有不慎而影响忠实地传递原文的思想，从而亵渎了上帝的旨意、佛祖的教诲。梳理两千多年的中西翻译史，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翻译观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后来对文学名著的翻译，对社科经典的翻译。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职业翻译时代的来临，翻译的对象由原先的以宗教文献、文学名著、社科经典为主要翻译对象演进到了以经济、科技、媒体、商业、娱乐等非文学性质的实用文献为主要翻译对象以后，这种翻译观才遭到了挑战，并引发了译学研究者们的反思。不过尽管如此，这种翻译观至今还是大有市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传统的翻译观目前仍然在我国大陆的翻译界甚至译学界占据着主流地位。

其次，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在传播知识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我们把中西方翻译在传播知识方面的贡献放在一起进行考察时，这种作用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在西方，众所周知，继巴格达翻译中心之后的西班牙托莱多“翻译院”的翻译活动，他们通过把阿拉伯人翻译的古希腊、罗马的自然科学著作、哲学、神学等古典典籍以及阿拉伯人自己的学术著作翻译成拉丁文，为西方世界提供了学习的源泉。正是通过阿拉伯人翻译的希腊罗马古典典籍，西方人才开始接触到了大量的古典文化，从而推动了自己的文艺复兴，也推动了西方封建社会在11世纪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而对于中国来说，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在传播西方的科技文献、促进中国的科技进步方面，同样也是居功至伟的。正是通过这一时期的翻译，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学甚至兵器制造技术等方面的著作被大批引入中国，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发展。

再次，翻译对各国民族语言的确立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在西方和中国也都不乏明显的共同点。西方翻译史上，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对德语语言的统一和发展、对确立现代德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圣经》的英文翻译也同样对丰富英语的词汇、表现手段等，促进英语朝现代英语的发展，贡献卓著。至于中国，佛经翻译对丰富汉语词汇所起的作用、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翻译对我国现代白话文的确立和发展所起的作用等，也都是众所周知、毋庸赘言的。

最后，无论中西，翻译在传递外来的社会文化价值观方面也同样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西方，譬如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初以及在此时期之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发掘、传播和发扬，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古代希腊、罗马的经典文献的翻译，得益于欧洲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作品、社科经典文献的翻译和出版。在中国，清末民初严复等人对《天演论》等西方社科名著的翻译，让国人认识了进化论等西方先进思想，而同时期开始的大规模的文学翻译则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国家的文学观念，至于“五四”前后起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那就更是从根本上刷新了国人的世界观，并最终导致国家社会制度的改变，其功用以“惊天动地”形容之，都不为过。

从以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中西翻译史不光是在译学观念的演变上具有许多共性，在具体的翻译活动展开、进行以及翻译在中西两地所起的作用、所产生的影响方面，更是不乏共同之处。《中西翻译简史》一书以“翻译与宗教”、“翻译与知识传播”、“翻译与民族语”、“翻译与文化价值的传递”和“翻译与当代各国的文化交流”五个主题为切入点，全面检视了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中西方古代的科技文献翻译、翻译对中国以及对欧洲各国民族语言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翻译在向中国和西方各国传递先进的文化价值观、翻译在推动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等领域所做的贡献。这五个主题也就构成了本书的第三章至第十三章的主要内容。顺便可以说明一下的是，在平行叙述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时，我们特地增加了一章，专门叙述《圣经》在中国的翻译概况，这是此前一些中西翻译史类著述所没有的。但这个内容的增添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拉近圣经翻译与中国读者的距离，从而让读者可以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认识宗教典籍的翻译，为他们审视中西翻译史提供新的视角。

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非常清楚，中西方翻译史的发展又有其各自独特的表现，并不完全相同。

首先，由于宗教在中西两地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在西方，宗教有着严密的组织，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甚至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西方圣经翻译的影响与佛经翻译在中国的影响就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佛教尽管也曾经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奉和支持，但它从来也不曾成为一种全民的宗教行为，它永远也不可能凌驾于皇权之上。所以中国的佛经翻译，其影响更多存在于民间文化之中，其影响所发挥的作用也更多表现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诸如世界观的改变，语言的渗透，文学作品中对佛经故事情节的借用，等等。

其次，由于中西两地的民族特性差异，中华民族比较务实，而西方民族崇尚思辨，这使得两地翻译理论的发展路径也有所不同。如果说在翻译的早期两者还有较多相似之处的话，那么越到后期，两者的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向差异就越大:西方翻译理论较早就出现了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思想，洪堡的语言哲学思想，以及本雅明的解构翻译思想，而中国的翻译理论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停留在实践经验感悟的层面，这也就是为什么发展到当代翻译研究后，两者在理论趋向上的分叉会越来越大的原因。

正是鉴于以上对中西翻译史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认识，所以我们觉得把中西翻译发展的历史放在一起进行描述，编写一本《中西翻译简史》的著述是有可能的。在这本书中我们既可以强调中西翻译发展中的共同点，同时也可以展示两者发展过程中的各自的独特性。但是要把中西翻译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描述，这对整本书的结构编排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它当然也可以像传统的翻译史著作那样，从历时的角度，根据中西翻译史的两条发展线索进行编排，从而让读者可以很清晰地掌握中西翻译史的两条发展脉络。但是考虑到本书的使用者主要是翻译硕士专业研究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本科阶段已经对中西翻译史的基本发展脉络已经有所了解，因此本书把目标定在让读者和使用者通过本书的阅读和学习，对中西翻译发展史有一个整体的把握，甚至确立一个中西翻译发展史的整体观。从这个立场出发，所以我们没有采用传统翻译史的历时编排和描述的方法，而是采用了以共时展现的平行叙述为主、同时辅以历时梳理的编写方法。也即主要通过几个大的共同的主题把中西翻译史的发展脉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中西翻译发展史是人类一个共同的文化交往、交际行为。

当然，为了让读者对中西翻译史的发展线索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我们在平行叙述中西翻译发展脉络的同时，在本书中也专门设立了几个章节，从宏观的角度，对中西翻译发展的事件、翻译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历时的梳理。

具体而言，本书的第一、二章“当代翻译研究视角下的中西翻译史”和“中西翻译史的分期”就是从宏观的角度对中西翻译史上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发展阶段进行划分的。这里我们可以顺便一提的是，正是在这两章里我们提出了关于中西翻译史发展阶段划分的新的依据，也即依据中西翻译史上某一历史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对中西翻译史进行新的划分，从而把中西翻译史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并分别命名为“宗教文献翻译阶段”、“文学翻译阶段”和“非文学(实用文献)翻译”阶段。当然，不无必要指出的是，中西翻译史的三大发展阶段在时段上并不完全一致:对西方翻译史来说，它的第一阶段从古希腊、罗马时的圣经翻译算起，而文艺复兴的帷幕同时也开启了西方翻译史的第二阶段，至于20世纪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则意味着西方翻译史第三阶段的开始。然而，虽然同样是三个阶段，但对中国翻译史来说，它的第一阶段延续的时间就要长得多，从最初的佛经翻译算起，一直要延续到19世纪末。这是因为中国翻译史上成规模、成气候的文学翻译出现得比较晚，直至19世纪末梁启超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林纾推出了他的第一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才算正式拉开文学翻译阶段的帷幕。而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阶段，也即以实用文献为主流翻译对象的阶段，则要迟至20世纪80年代末才正式开始，其时中国经济的全面开放，孕育、催生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市场，中国的翻译事业也从此正式步入了职业化翻译时代。

在对中西翻译史发展阶段进行重新划分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一个也许可以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新观点，即在我们看来，中西翻译史上的译学观念的演变与各发展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想说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某一历史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是形成该历史阶段的主流译学观念的重要制约因素。譬如，正是中西翻译史上第一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宗教文献——奠定了人类最基本的译学观念，诸如“原文至上”观、“忠实原文”观，等等。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当译者面临的翻译对象是诸如《圣经》和“佛经”这样神圣的宗教典籍的时候，他必然会感觉到他在他的翻译对象面前是渺小的，他于是会竭尽全力，尽可能忠实地传递出原文的意思，唯恐有什么地方译得不够忠实而亵渎了上帝或佛祖。第二阶段也即“文学翻译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是文学名著和社科经典(早期的社科经典著作多具有较强的文学性，所以我们把社科经典的翻译与文学翻译放在一起讨论)，在这一阶段译者与他的翻译对象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即翻译对象的地位高于译者)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翻译对象继续凌驾于译者之上，因此这一阶段实际上首先是继承和肯定第一阶段的“原文至上”观、“忠实原文”观等译学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关于翻译的新思考，诸如“翻译的风格”问题、“翻译的文体”问题、“形式与内容的矛盾”问题等，从而进一步丰富、发展、深化了此前的译学观。这些新思考只能产生在人类翻译史的第二阶段，因为宗教典籍在文体、文类方面，不可能像文学作品那么丰富多彩。人类译学观念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实质性变化出现在第三阶段，这是因为这一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实用文献——不像此前两个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那样具有“神圣性”和“经典性”，译者对他的翻译对象也不再像从前翻译宗教典籍、文学名著和社科经典时那样，取一种仰视的态度。由于实用文献的翻译更注重翻译的功效和目的，这样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忠实”就不再是他们进行翻译活动时唯一的和最高的准绳了，这一阶段的译学观念也因此引入了许多新的思考维度。

如果说，本书的第一、二章重点在于对中西翻译史从新的角度切入进行阶段划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西译学观念演变的内在规律，那么在第十四章“中西翻译思想和理论”中我们就是从宏观的角度，集中对中西翻译思想、理论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梳理。在这一章里我们把西塞罗和泰特勒定为西方传统译论的起点和终点人物，因为我们觉得前者是西方翻译史上最早比较系统地阐述翻译观点的人，而泰特勒则是西方翻译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翻译三原则的学者，影响较大。从时间上看，也许德国的施莱尔马赫和洪堡的活动时间要比泰特勒更长一些，前两者要活到19世纪30年代，而泰特勒于1813年就已经去世。但考虑到泰特勒的主要贡献是在翻译研究领域，而施莱尔马赫和洪堡的贡献不限于翻译研究领域，因此我们还是把泰特勒定为西方传统译论终结期的代表性人物。

对于中国传统译论的时间节点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独特的考虑。把支谦定为中国传统译论第一人，估计不会引起太多争议。众所周知，他的“法句经序”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篇见诸文字的讨论翻译的文章，他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翻译观点在中国翻译史上也影响深远，颇具代表性。然而把谁定为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者，却是颇费思量。目前比较通行的做法多是把严复视作中国传统译论的最后一人。但我们经过仔细思考后觉得，继严复的“信达雅”之后，傅雷、钱锺书两人提出的“神似”、“化境”翻译观点，不仅影响深远，而且在精神实质上与严复，乃至严复之前的中国传统译论是一脉相承的。中国译论真正进入当代多元时代已经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了，当时随着国门的敞开，国外最新译论的大量引入，国内译学界才表现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理论意识的觉醒，中国的译学建设也由此开始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有鉴于此，所以我们在书中打出一个标题“从支谦到钱锺书”，其暗含的意思就是把钱锺书先生定为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代表者。

顺便说明一下，我们在这第十四章里专门对当代西方翻译思想的最新进展进行了比较具体的描述和介绍，但却没有设立专门的一节来介绍当代中国翻译思想的最新进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觉得，虽然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国家的翻译思想和理论空前活跃和丰富，但许多思想和观点还没有定论，该如何介绍这些思想和观点，我们还没有把握，所以这一内容在本书中只能暂付阙如了。

本书的最后一章“翻译现状与展望”引述了较多的国内外材料，结合“二战”以后世界各国翻译的职业化趋势对当今国内乃至国外的翻译现状进行了介绍，并从这一大背景出发，分析了翻译专业教学的特点以及翻译学科建立的历史必然性。本章还专门讨论了机器翻译和网络翻译，这些极富当代时代特征的翻译活动和现象，是其他翻译史类著述所没有的，对读者了解当代翻译的发展趋势、认清翻译学的学科本质，也许不无裨益。

把中西翻译史两条表面上看似互不相干的发展脉络组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予以分析和描述，对中西翻译史的发展阶段根据其特定时代的主流翻译对象进行新的阶段划分，并由探讨和揭示中西翻译观念演变的内在规律，这些都属于中西翻译史编写领域比较新的探索和尝试，肯定存在诸多不成熟、不周全甚至谬误之处，在此我们恳切希望相关专家学者和师生以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原载《东方翻译》2010年第2期)

【注释】

[1]本文根据作者在2009年青岛会议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并作为《中西翻译简史》一书前言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