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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史简述

时间:2022-04-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2.2 中国翻译史简述据有关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翻译活动在夏商时期便已存在。他在该译本的序言中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这一标准至今对我国翻译实践与理论探讨还有极大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体系的构建都是有益的补充。

1.2.2 中国翻译史简述

据有关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翻译活动在夏商时期便已存在。在我国古代,不同民族之间在相互交往的同时便已开始了简单的口译活动。书面翻译活动始于周代。不过,早在汉朝成立之前几百年,发源于古代印度的佛教(兴起于公元前6世纪)开始通过翻译传入我国,佛教文化被引进后逐渐地融入了我国传统的儒道文化。

在汉代,为了满足我国佛教信徒日益增长的需求,大量的佛经从梵文译入中文。隋唐时期迎来了我国古代翻译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从事翻译的活动者大多为出家的和尚,他们主要从事佛经翻译。初唐时期的高僧玄奘就是该时期的著名翻译家之一。他长途跋涉,历经17年到印度研究佛学,满载着佛经返回中土。玄奘翻译了多达1 335卷佛经,其长度据估计相当于基督教《圣经》译文的84倍。玄奘在其翻译实践中遵循着“忠实、易懂”的原则,力图最充分地利用直译和意译的优点。到了北宋,佛经翻译已日渐式微;到了元朝,翻译活动更少。

明末清初时期,从事翻译的人员逐渐增多。他们主要从事旨在译介西方科学技术的翻译活动,其翻译作品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这一时期的重点在翻译实践,而忽略了对翻译理论的探讨。到了清朝末期,大量的西学译介在诸多方面对我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翻译作品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文学形式,而且还扩大了我国人民的视野,使之更了解西方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更重要的是,通过翻译引进的西方思想意识观念,尤其是西方的民主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知识分子与激进主义者,使他们投身于改革当时业已病入膏肓、腐朽的社会的行动之中。严复(1853—1921年)就是这一时期的著名翻译家。他翻译了大量优秀的欧洲政治与社会科学著作,其中包括赫胥黎的《天演论》。他在该译本的序言中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这一标准至今对我国翻译实践与理论探讨还有极大的影响。这一时期译界就翻译理论的探讨主要是围绕着严复先生的三字标准而展开,但论争的核心是直译与意译的问题。

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我国的翻译活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主要有关马列主义著作与西方文学作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文学的发展。译界主要针对文学翻译的诸多问题,如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翻译与文学创作等展开深入的探讨,但其核心仍然是直译与意译的问题。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把我国的翻译事业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专门翻译机构的建立使得各个领域的翻译活动变得更有规模、更有组织性。这一期间大量译介的马列著作和各类科技著作对我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此外,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突破:文学翻译原则问世,如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以及刘重德的“信、达、切”翻译标准。然而,“信、达、切”只是对严复“信、达、雅”三字标准的发展或延伸;“化境”也只能被视作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实际上,正如钱钟书本人所承认的那样,在译文中要达到对原文真正的“化”是不可能的,“化境”只能被看作文学翻译难以达到的理想境界。

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政治、经济等领域发展均需要大量合格的口笔译人员。因此,翻译活动大多集中在商务、科学技术等方面。译者在外译汉或汉译外,尤其是汉译英的过程中,对外传播中华文化,为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诸国的科技、商贸与文化交流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近二十年来,翻译使得大量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翻译理论以及许多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为我国学者所用,我国的翻译实践及翻译理论工作者也从中受益。他们尝试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进行诠释。Nida(1982)的功能对等或动态对等理论、Newmark(2001)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理论、Venuti(1992)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Vermeer(1997)的功能目的论、Lefevere(1992)的赞助人、诗学、意识形态三因素论,以及Gutt(1991)提出的关联翻译理论等都广泛地被应用于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心智活动、翻译产品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体系的构建都是有益的补充。

当今社会的经济全球化给翻译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翻译理论研究者在继承传统译论和吸收外来翻译思想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翻译的原理、单位、层次、话语、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并将语用学、语义学、文体学、符号学、对比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话语分析、文章学、修辞学和文化学等众多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与翻译实践相结合,创立出一批翻译新论,如刘宓庆(1998,1999)的翻译与语言哲学理论、李运兴(2001)的语篇翻译理论、包惠南(2001)的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理论和金惠康(2003)的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等。如今翻译学已经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我国各大学中的翻译学院或一些大学外国语学院下设的翻译系都已开始招收本科生、研究生等,对翻译理论进行深入探讨,为促进人类交往的进一步深化培养生力军,由此翻译事业出现了空前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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