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浪漫主义哲学

浪漫主义作为一场发生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席卷整个欧洲的重要思想运动，以对人的关注为核心切入点，立足于人的个性解放要求，进而展开对于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成为这一时期影响欧洲社会生活的重要思潮和社会运动。其涉及文学、艺术、绘画、音乐、哲学、历史等诸多领域，因此对于浪漫主义实质和精神的把握就意味着获取了打开这一时期思想宝库的钥匙。

因浪漫主义涉及的领域广泛，故而“浪漫主义（Romantismus）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它意味着各种不同的含义，但它基本上是指受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卢梭等人的影响，而在部分德国作家、诗人和思想家中蔓延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创作精神”^[44]。本文所涉及的浪漫主义主要包括从卢梭发端，经狂飙突进运动到德国浪漫哲学的整个浪漫主义的历程，其核心领域经历了由文学到哲学的转变。

“贯穿于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对‘自我’‘爱情’‘自然’和‘梦幻’的绝对追求。早在浪漫主义的先驱卢梭和早期的歌德那里，就已经明显地表达了浪漫主义的上述四大核心理念。”^[45]这一时期的文学关注于人的理想、信念等哲学问题的思考，文学的形而上的终极旨趣愈发典型。这一时期的哲学更是对人文精神的积极高扬和彰显。浪漫主义哲学作为浪漫主义在哲学领域的展现，对主体与客体、有限与无限、精神与自然、自由与必然等终极的哲学问题给予了思考和解答，凸显了浪漫主义的独特视域和价值关切，彰显了哲学的浪漫情怀和浪漫主义的哲学元素。

一直以来，学术界在谈到浪漫主义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时，总是习惯于以“反动”的政治标签来标榜其典型的本质和内涵，这种简单化的标签式定位，粗暴地破坏了马克思思想生成的整体性环境。因此，有学者指出，“从1918年梅林撰写的《马克思传》，到后来20世纪中叶科尔纽撰写的《马克思恩格斯传》，基本上都把浪漫主义说成了‘反动的’。只有到了后来麦克莱伦撰写的《卡尔·马克思传》，才较为公正地评价了浪漫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而韦塞尔撰写的《马克思，浪漫主义的反讽和无产阶级》一书则对马克思思想中的浪漫主义维度做了一个较详细的分析。实际上，如果浪漫主义‘反动’，那它首先就是与唯物主义一起对唯心主义构成一种‘反动’，这种反动是积极的、应予肯定的”^[46]。对于马克思哲学与浪漫主义内在关联性的认识不应固守于马克思诗歌创作的激情、灵感的喷涌和“反动”的简单化评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历史上的浪漫主义思潮及其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思想史关联，不把浪漫主义确认为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就不可能准确地揭示后者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从而难以本真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家形象。”^[47]事实上，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内在精神和理论旨趣是有着很大程度的认同和借鉴的。

第一，对人的再认识。

浪漫主义对人的再认识是与启蒙运动直接相关的。启蒙运动以其对理性的最大化张扬为特质，使理性成为衡量其他一切的准绳。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描述的那样，“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48]。“理性的法庭”所彰显的正是这一时期理性的威严和唯我独尊的地位。然而，理性的工具化的存在方式，使人们在对理性顶礼膜拜的同时自然地降低了人生境界追求的高度。正如德国浪漫哲学的代表人物奥·威·施莱格尔所言：“左右启蒙运动者的乃是经济的原则，所以这个原则也是精神的，只能解决尘世间事务的能力，即身陷于纯然的有限性囹圄之中的理智。”^[49]在施莱格尔看来，对“经济的原则”的固守则会使人只关注于凡俗的一切，深陷有限性的泥淖而无法自拔。因此，人们必须努力葆有崇高、神圣的存在本质，从而实现对“经济的原则”的全面超越。

关于浪漫主义所面对的这一问题，有学者从时代精神的角度进行了总结，“德国的唯心主义者，不论是古典主义者（席勒和歌德），浪漫主义者（施莱格尔、诺瓦利斯、谢林）或者绝对主义者（特别是黑格尔）都试图从哲学上说明，人的‘解放’需要一种‘综合’”^[50]。在浪漫主义哲学的视域中，人的现实存在与本质处于对立的状态之中。故而“存在成了失去了想象、也就是失去了诗性维度、失去了理想维度的现实存在”^[51]。工具理性的滥用无疑加剧了人的对立与分裂的状态。因此，浪漫主义者对人性分裂的现实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剖析，其中尤以席勒对这一困境的批判对马克思哲学超越维度的形成影响最为直接。

在席勒的思想体系中，美学居于核心地位，而他的美学又是以人为中心。因此，席勒思想中充满着对人的深度剖析和立体解读。席勒首先强调了人之为人的根本在于人对自然状态的改变和自身道德必然性的境界提升。他明确指出，“使人成其为人的正是在于，人没有停滞在单纯自然为他所造成的状态中，而有能力通过理性重新退回去采取自然与他一起预期的行动，把需要的产品改造成为他自由选择的产品，并且把肉体必然性提高到道德必然性”^[52]。然而，现实却是肉体存在的现实性和道德存在的可能性。因此，席勒展开了对人性分裂的批判。

在席勒看来，现实一览无余地展现出了一派颓废和堕落的景象。人数众多的下层阶级的粗野和所谓文化精英阶级的文弱从两个不同的层面呈现出整体性的人类堕落与时代腐朽。现实的不堪使席勒加深了对人性分裂反思的力度。他认为正是文化本身造成了人性目前如此的分裂和创伤的现实。并且文化的发展愈发凸显出破坏的一面，使人们的活动局限于某一特定的领域，造成了人的片面性发展，受制于外在的主宰者。因此，“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就把自己培养成了碎片；由于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他发动起来的齿轮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他就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压在他的自然本性上，而是仅仅把人性变成了他的职业和他的知识的一种印迹”^[53]。席勒的美学和审美活动是以高扬人性为基调的，在他看来，现代人虽然拥有日益昌明的科学技术，但与之相伴的是人性的不完整乃至碎片化的样态，人的碎片化存在使人感受到的只是生存的嘈杂和自我和谐本质的丧失。不难看出，席勒关于人的碎片化的描述和后来马克思有关人的异化生存的思想，二者在研究视域和观点上有诸多相近乃至一致的看法。因此有学者指出，“提出人的存在的二元分裂及其弥合的问题，并不是马克思的独特发现；相反，在这个问题上，他倒是得益于浪漫主义的深刻启示。毋宁说，马克思在思想上的特别贡献不在于发现了这个问题，而在于为它的真正解决开辟了现实的可能性”^[54]。

对于人的碎片化生存问题的解决，在席勒这里是通过对美育的强化来完成的。他说：“为了解决经验中的政治问题，人们必须通过解决美学问题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55]在席勒这里，自由是人性的最充分、最和谐的展现，也是通过美育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和要求。同时，他还提出改善时代的性格来恢复人性的完整性的要求，强调要恢复人的天性的完整性不能指望现在这样的国家，同样也不能指望观念中的理想国家，因为它本身必须建立在更好的人性之上。所谓更好的人性，就是既要有和谐一致的一体性，又要保证个体的自由和它的多样性。也就是说，自由的实现意味着人性的完整。

第二，“反讽”的精神追求。

如前所述，在席勒等浪漫主义思想家对人的再认识的思想中已然充满着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然而这样的批判更多发端于文学和美学的视角，全然哲学的批判则是肇始于浪漫主义哲学“反讽”及其对现实的运思。

关于“反讽”，马克思在其《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有一个总体性的认识和评价。“这种‘讥讽’不是别的，正是哲学在其对普通意识的主观关系方面所固有的形式。它在苏格拉底身上以一个讥讽的人、哲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从希腊哲学的基本性质和它同现实的关系中产生的；在我们这里，作为一般内在形式的讥讽，是弗里德里希·冯·施勒格尔当作某种哲学而提出来的。但是在客观上，就内容而言，不论是轻蔑乃至憎恨普通常识的赫拉克利特，还是认为万物产生于水的泰勒斯（尽管任何一个希腊人都知道他不能单靠水生存），抑或是费希特及其创造世界的‘自我’（尽管连尼古拉也知道他不能创造世界）——总而言之，凡坚持内在论而反对经验个人的哲学家都会使用讥讽。”^[56]引文中所译“讥讽”即现在通译之“反讽”。本书之所以把这段内容完整地摘录下来，是因为通过对这段内容的探究，我们可以清晰地掌握马克思对“反讽”的基本态度，并从中找出马克思与浪漫哲学在“反讽”主题上的内在关联性。

在马克思看来，苏格拉底的“反讽”的真正目的不是在于获得外在的普通常识，而在于获取“内在真理”。如前所述，苏格拉底是希腊哲学内在精神的代表。在他那里，人成为了哲学思考的真正出发点和归宿。苏格拉底的“反讽”，其核心旨趣落脚于“认识你自己”的现实关切，他意在使人们认识到自我的有限，从而摆脱掉外在的庸俗追求。“苏格拉底的古典反讽力欲摧毁对人性的自负，告诉人们不要以为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这恰恰是现代人的自我想象），人不是神明；而人的生存境遇中存在着某种难以克服的悖谬，反讽就是对人类这种真实境遇的摹仿。”^[57]在施勒格尔这里“反讽”摆脱了外在方法的局限，直接进入到哲学的序列当中，“反讽”既是哲学形态，也是哲学的实质内容，“试图解决关于无限和有限二者关系的本质的问题”^[58]，最终成为个体精神诉求的形上学的源头。因此，透过上文所引马克思这段论述，不难看出，从苏格拉底到施莱格尔无不关注人的内在性，人的内在性归宿是“反讽”的核心内容。他们希望通过“反讽”的历程来实现对现存的摧毁。对浪漫哲学而言，还有构建新的理想的维度的内容。“浪漫主义不仅总是推倒偶像，而且总是确立理想，不论是推倒偶像还是确立理想，都是直言不讳、直截了当，从不拐弯抹角，支吾躲闪。浪漫主义讽刺不单单是摧毁性的——它负有整顿世界史秩序的使命。”^[59]从对浪漫主义这一本质精神的解读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其与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契合，不难发现马克思哲学对于浪漫主义精髓的吸取。

“反讽”对于内在性的强调是以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为前提的。主体性的彰显使人们可能从“纯粹为生活而生活”的生活样态中解放出来，从而担当起“整顿世界史秩序的使命”。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主体性通过无产阶级得到了全然的显现，“马克思的任务是创造新的诸神，创造一个灵验的救世主，一个神圣的力量——无产阶级”^[60]。同时，内在性也是个体保持理想维度的空间。马克思承袭了浪漫派对人超越性视域的解读，剔除了其中的神秘主义成分，铺陈了人的理想维度。“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吸收更多地放在了当下还无法实现的自由王国之中，也就是放在了遥远的未来。”^[61]因此，浪漫主义给予马克思哲学的是对神圣远景的执着期待。

浪漫主义哲学为马克思哲学超越维度的形成既提供了独特的批判性研究视域，又丰富了对人的内在精神本质的真切认识。浪漫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哲学超越维度的重要精神资源构成了人们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超越维度的话语氛围和思想意境，虽然它未能直接赋予马克思哲学有关实践、自由和信仰的核心理念和内容，但是它却为马克思及其哲学显现出理解实践、自由和信仰的本真性视域，从而使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和探索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现实的理论视域。

通过对以上思想的阐述不难看出，马克思哲学超越维度形成的文化背景并非是可有可无的思想源流。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它们的存有构成了理解马克思及其超越维度的语境氛围和思想意境，正是它们的存有才能使我们对马克思的解读更接近马克思本真的形象，也正是它们的存有使我们找到了进入马克思哲学超越维度大厦的那扇圣门。

当然，对于一种伟大思想的理解仅仅依靠对其久远传统的梳理和文化背景的诠释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有对其思想源头的学统的深度挖掘。唯其如此，才能够真正搭建起与思想家对话的坚实平台和科学理路。因此，对于马克思哲学超越维度的寻根性探究，在完成了文化背景的整理之后，步入德国古典哲学的圣殿就成为了“朝圣之路”上的必然之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