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大学模式概述

第一节　西方近代大学模式概述

在近代大学发展史上，模式的移植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现象。正如国内一些学者所言，除了像中世纪以教授为中心的巴黎大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的博洛尼亚大学模式，以及文艺复兴时期以培养绅士为中心的牛津大学模式等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模式外，其他大学模式或多或少都带有借鉴和移植的成分。⁽⁴⁾“国际性的大学模式在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已经发挥了并且还在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确切的历史，都是由许多因素结合而构成的。例如，某一个国家就常因某种外国的影响造成一种历史的偶然。”⁽⁵⁾美国学者阿特巴赫在这段话中表达的中心意思，正是一国大学模式对别国的重要影响。

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以德国哈勒大学为肇端，到19世纪初期柏林大学确立教学和科研相统一原则为止，西方大学在原单一教学职能基础上又增加了科研职能，并最终确立了以研究高深学问为鹄的科研职能在现代大学中的中心地位。新建的柏林大学作为自由研究学问的乐园，而不只是一个灌输知识和道德的场所，不再把教学当成教师首要且唯一的任务。柏林大学的建立为德国国内其他大学树立了榜样，引得不少大学纷纷效仿：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空气浓重起来，在教学的方式方法上也有了很大变化，“教学方式由单纯讲课逐渐演变成带有研究性质的讨论班，学生的学位论文也以第一手研究为基础，这一切都逐渐固定下来，成为新型大学的特有风格”⁽⁶⁾。自此，西方高等教育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有史以来，研究首次成为大学的核心功能，而大学也依据新兴的科学领域以阶层的方式重新组织。”⁽⁷⁾从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来看，德国大学在19世纪末前的这种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模式对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确切地讲，这里提到的德国大学模式是“文理大学和工科大学以及多科技术学院的综合体，它们都各自承担着社会发展的重任，它们相互依赖，互相促进”⁽⁸⁾，这与本文所说的德国大学模式专指其中的文理研究型大学有所不同。当1810年柏林大学创办的时候，洪堡等人坚决反对在大学里从事实用性学科的教研活动，这就使当时的工科大学和为数众多的专门学校在柏林大学之外逐渐自成体系。此外，德国大学中虽然拥有完备的研究生教育，却并没有像后来的美国大学那样设立研究生院，更没有向研究型大学迈进这一设想。这一飞跃是由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后起之秀美国大学来完成的。

直到19世纪中叶，美国大学的科研和教育水平还是比较落后的，大多数学校只有授予学士学位的资格。但与此同时，随着大量在德国接受了研究生训练的美国学生陆续回国，这一情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19世纪中期后，受德国大学尤其是“近代大学之母”柏林大学办学理念启发，美国研究型大学异军突起，后者特别突出对研究工作的激励，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正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吉尔曼所言：“研究是每个首席教授的职责所在，他应该是同行和学生的引导者与激励者。虽然他们的科研工作可能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但这些成果却是在他们的指导和激励下所产生的真正成果。”⁽⁹⁾

德国文理研究型大学模式对美国大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约翰·霍普金斯模式”的推广。当这所以科研和培养研究生为主要任务的大学在1876年成立的时候，它就以“严肃的学问，研究生的学习，博士学位，专业化的学术专业和广泛的辅修课程，深入的探究精神以及与之相配的坚定不移的决心”⁽¹⁰⁾，开始影响其他的新大学和新学院，人们甚至直接将其称作“巴尔的摩的哥廷根大学”和“美国的柏林大学”。随着斯坦福大学、克拉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新大学的加入，以及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等老牌大学的改弦更张，美国大学移植德国大学模式的行动终于达到了顶点。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大学还创造性地发展出一种融教学与科研于一体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机构——研究生院，它迎合了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突破了德国研究生教育学徒制的桎梏，能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

从管理体制上说，近代大学最早试图采用的是德国的讲座制。一方面，教授作为讲座的负责人，拥有很大权力，学校对讲座教授没有控制权；研究所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是讲座教授开展其教学与研究活动的场所，研究所中的其他教师和学生在讲座教授的指导下开展相关活动。另一方面，讲座制对讲座教授个人魅力和权威的依赖导致学术的封闭性。⁽¹¹⁾到20世纪时，知识的专业化和专业的不断分化以及新学科的出现，使讲座制失去了学术基础。美国发展成为学系体制，与依赖学术权威的讲座制相比，建立在知识分化基础上的学系制则更重视教师群体的合作，重视团队建设。

不难看出，美国的大学改革学习了德国大学模式的优点，并以之为底版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创造性变革。同时，美国在移植德国大学模式时，也力图作出适应本国国情的改造。美国学者阿特巴赫认为：“美国大学对德国大学模式所进行的改造，是适合于美国当地情况的。原先在德国可能被认为不适于作为学科内容的课程，却欣然地被作为美国大学的课程。工程、应用农业以及在而后出现的教育等学科，都在大学里开设了。虽然德国大学强调基础研究，但美国大学却常常包括应用研究。由于美国大学的低级教师参与教学和科研的人数比德国大学多得多，因而，讲座主任的权力便分散到少数正教授中间。美国大学是由校外董事会来管理的，甚至州立大学还有些避免由州直接参与管理，这种情况是美国制度的重要特征。”⁽¹²⁾

阿特巴赫的论述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尽管德国大学模式的导入对19世纪末美国大学的现代化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但这种影响是被牢牢限定在教育教学范围内的。面对拥有漫长历史的董事会，德国传统的教授治校制度在美国大学管理领域始终无法掌握主导权。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可以视为固守传统办学理念的传统大学在近代的复活，但它也反映出美国大学模式的出现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除了移植德国文理研究型大学模式外，美国还在1862年通过实施有关赠地办学的《莫雷尔法案》，开创了大学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的新模式。20世纪初期，伴随着康奈尔计划和威斯康星观念的出现以及美国大学结构的变化，大学的边界开始突破围墙，越来越广泛地深入到社会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在教学、科研之外为社会服务的第三项职能最终成型，这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种公共服务主要是通过教学方式实施的，直至今日，美国大学尽管面临着来自高等教育学者的多方指责，但强调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将服务社会的观念与工农业直接联系的信念仍深植于办学者与一般民众的心中。

以上简要回顾了西方近代大学模式的基本情况。应该看到，不论是英国、德国，还是美国及此处未提及的日本诸国的大学模式，其本身从草创到基本定型都经历了一个发展嬗变的过程。中国也是如此。在抗战前20年内，中国高等教育从德国大学模式到美国大学模式的过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有一个逐步探索前进的过程。而且，这一过渡只是西方大学对近代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影响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这种现象也不是单从文化教育的角度能够说明的。它是一个过程，一个与中国社会全面变化相适应的过程。这一过渡，关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关乎国家政治体制的变化，关乎中国同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关乎中国在那个转折年代思想进程的变化，关乎中国革命兴起后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可以这样说，使用“大学模式”这一概念无非是表示一个希望，就是我们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研究，可以从多种角度着眼，同时也可以从整体着眼，而不要自己给自己在学术研究上设置层层障碍，就像黑格尔曾经说过的：正是当规定某物为极限时，就已经在超出这个极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