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市伦理研究

一、西方城市伦理研究

现代生态城市的提出，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相反是一个“被迫”采取的步骤。工业革命以来的三个世纪中，人创造出了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成就，达到了工业文明的峰巅。但是由于工业文明基本上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导向的，所以在20世纪中叶之后，爆发了全球性的七大生态危机，即矿产资源和化石资源日渐枯竭、耕地面积减少和草场退化、大气污染、水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海洋污染和海洋资源枯竭。所有这些生态危机归根结底都是由于工业文明形态下人类无节制的贪婪所致。面临严峻的生态危机，人类不得不开始思考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于是基于生态学的环境伦理学发展起来，而这也是城市生态伦理的基础。

由于西方是工业文明的发源地，西方世界的工业文明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来看，都远远领先发展中国家，在生态危机面前的感受也最为深刻。因此，有关环境伦理、城市伦理的研究也最早从西方出现。

西方城市生态伦理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叶。19世纪前后，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机器生产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城市开始以空前的速度向周边扩张，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随之出现了飞速增长。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形成了许多世界级的特大型城市。城市的飞速发展吸引了理论界的眼球，此时关于城市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城市的建筑风貌以及当地的自然条件等方面。

第二阶段是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此时工业革命使世界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彻底变化。经济活动的重心转向城市，农村退而成了配角。城市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对农村人口产生了强大的“推拉因”效应，城市成为人们实现梦想的所在，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美国芝加哥大学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社会学家帕克(R．E．Park，1864—1944)、沃思(L．Wirth，1897—1952)和伯吉斯(E．W．Burgess)对城市中的住宅区、工业区及中心商业区的形成和变迁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对人口的地域分布过程和机构设置、调整过程亦做了大量分析，创立了城市结构的同心环模式。在研究中，他们借鉴了生态学的方法，被称为“人类生态学的芝加哥学派”。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后来被广泛引用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三模式。

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城市生态伦理研究转向实地考察，观察城市实际景观，研究城市内部的土地利用，热衷于划分城市内部的功能区和城市的吸引范围。同时生态研究对城市体系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克里斯塔勒(W．Christeller)的中心地学说。克氏于1933年发表了《南德的中心地》一书，首先揭示了城市规模等级、空间分布、职能层次规律，对城市构成的中心地等级体系作了深入的研究。

概括起来，本阶段的城市生态伦理研究有两大特点:

(1)把物质环境的约束条件看成城市命运的决定因素;

(2)对城市作形态上的研究，忽视成因的动态分析。

此时，虽已初步奠定了城市生态研究的重点领域，出现了一些独领风骚的理论，但城市生态研究尚未完全成为独立的分支学科。城市生态伦理研究系统地、大规模的开展尚未开始。

第三阶段是20世纪中叶至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百业凋敝，人口纷纷返城，经济亟待恢复，尤其是欧洲、日本、东南亚一带，人们在废墟上重建城市，在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下扩展城市，整个地球都在进行空前规模的城市建设。在这种情况之下城市的规划设计等方面的研究成为显学，对城市生态环境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生态研究家布赖恩·贝里(B．J．L．Berry，1934—)发表了大量有关文章和专著，其《城市作为城市系统内的系统》(Cities as Systems Within Systems of Cities)一文，把城市人口分布与服务中心的等级联系起来，这是城市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关于城市系统的文献逐步丰富起来。50年代空间学派兴起以后，城市生态研究的框架随之成型，研究对象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宏观城市空间，即城市之间构成的空间，集中在城市体系研究上。主要内容包括空间的形成——城市化、城市规模分布、空间格局、职能结构和网络形式。二是微观城市空间，即城市的内部空间，集中在城市土地利用模式上。主要内容包括城市用地分异过程、各功能要素的区位分析和土地利用模式。

第四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催生了许多新的城市研究理论，原有的学派(比如空间学派)受到挑战。同时受社会科学、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城市生态伦理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多元发展的阶段。此时，美国和西欧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反政府行为，如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内城暴动。与此同时，就业、住房、交通、环境卫生、治安等城市问题也日趋严重。对于这些激烈的社会冲突，原有的西方正统理论无法解释，这就刺激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寻找新的解释。城市生态研究也受其影响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理论。在这一时期，对城市生态研究的发展影响较大的主要是社会科学的研究。

英国一批年青的新韦伯主义社会学家致力于研究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城市空间资源分配中的作用。认为城市资源的分配不仅应考虑经济因素，而且应考虑空间公平。他们进而认为技术进步、人类特征变化会对城市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不同意把城市中发生的问题完全归因于生产方式、归因于现有制度。

美国城市社会生态研究专家段义孚(Y．F．Tuan)等从研究社区与人的关系出发，运用行为科学和现象学，进行了个人性格如何影响到家庭和房屋的装饰的分析，并延伸至集体的性格如何反映到所谓“文化景观”的分析。他们特别强调“地方”(Place)这一概念不仅是一个几何空间，而且还包括了人地之间的关系。在城市生态研究的发展中，段义孚等人的研究对剖析城市内居民与其邻里区域所产生的心理感受，作出了很大贡献，也扩大了城市生态研究的领域。在实际应用方面，段义孚对在中心城区的重建和迁拆过程中，如何看待人地情感方面，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

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Castells，1942—)是一位西班牙籍的社会学家，当代城市理论研究的带头人。卡斯特尔斯和他的同事全面批判了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认为帕克和沃尔思混淆了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和具体的社会区位之间的因果关系。与新韦伯主义不同，他们认为城市问题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结果。在这类批判声中，美国的绿党渐露头角。早期的欧洲绿党奉行其所谓的“四大支柱”，即生态、社会正义、基层民主、非暴力。美国的绿党在1984年成立时，另外加入六项价值观，组成“十大关键价值观”，其中新增加的价值观是:权力下放、社群为本的经济、女性主义、尊重多样性、个人与全球责任、注重未来(或称可持续性)^[4]。他们认为此前的城市理论不仅有失偏颇，甚至是有失公允的，因为以前的理论没有把握住城市理论的真正内核。

在这些研究的影响和带动下，城市生态研究中出现了人文学派、行为学派和激进学派。人文学派和行为学派认为空间学派将人地关系物化，忽视了人在塑造空间结构方面的作用。行为学派强调，要分析空间形式，首先必须分析个人的决策过程。他们从日常生活的社会心理学出发，特别注意文化、价值、非正式团体、城市机构等在人类空间行为中的作用。激进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生态研究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哈维(D．Harvey)。哈维学派认为，数量方法仅从统计入手认识存在的类型，而行为学派只注意个人行为，忽视了社会对人类决策的制约，割裂了主、客观的联系。他们以社会冲突为核心，强调一切应从政治、社会、行政、文化背景加以认识，认为要解决城市的结构，必须了解资本主义制度，政治经济环境和政治权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