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夫教育之真理无穷，能发明之则常新，不能发明之则常旧。有发明之力者虽旧必新。无发明之力者虽新必旧。故新教育之所以新，旧教育之所以旧，亦视其发明能力之如何耳。
彼善试验者立假设，择方法，举凡欲格之物，尽纳于轨范之中：远者近之，微者大之，繁者简之，杂者纯之，合者析之，分者通之，多方以试之，屡试以验之，更较其异同，审其消长，观其动静，察其变化，然后因果可明而理可穷也。（5）
试验者，去旧之方也。盖尝论之，教育之所以旧者五，革而新之，其惟试验。所谓五旧者何？
一曰依赖天工……
二曰沿袭陈法 彼泥古之人，以有仍旧贯为能事。行一事，措一词，必求先例。有例可援，虽害不问；无例可援，虽善不行。然今昔时势不同、问题亦异。问题既异，方法当殊。故适于昔者未必适于今。徒执古人之成规，以解决今之问题，则园枘方凿，不能相容，何能求其进步也？故欲求教育刷新进步，必先有试验，以养成其自得之能力。能自得，始能发明；能发明，则陈法自去，教育自新矣。（6）
三曰率任己意 教育为一种专门事业，必学焉而后成。然从事教育之人，偏欲凭一己一时之意，以定进行之趋向。故思而不学，凭空构想者有之，一知半解，武断从事者有之；甚至昧于解决，以不了了之者亦有之。空想则无新可见；武断则绝自新之路；不了了之，则直无新之希望矣。欲救斯弊，必使所思者皆有所凭，所断者皆有所据；困难之来，必设法求所以解决之，约束之，利用之：凡此皆试验之道也。
四曰仪型他国 今之号称新人物者，辄以仪型外国制度为能事……夫一物之发明，先多守秘密。自秘密以迄于公布，须历几何时？自公布以迄于外传，又须历几何时？况吾所仪型者，或出于误会。以误传误，为害非浅。即得其真相，而辗转传达，多需时日。恐吾人之所谓新者，他人已以为旧矣。不特此也。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同者借镜，他山之石，固可攻玉。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试一观今日国中之教育，应有而无，应无而有者，在在皆是。此非仪型外国之过欤？若能实心试验，则特别发明，足以自用。公共原理，足以教人。教育之进步，可操左券矣。
五曰偶尔尝试 当一主义发生之时，必有人焉慕其美名而失其真意。其弊也，弥近似而大乱真。乃时人不察，误认试验为尝试。计划不确，方法无定，朝令暮改，偶尔尝试。惟其尝试，新猷未出，已中途而废矣。彼真试验者则不然。必也有计划，有方法，视阻力为当然，失败为难免，具百折不回之气概，再接再厉之精神。成败虽未可必，然世界实由此而进步，教育亦由此而进步。（7）
既能塞陈旧之道，复能开常新之源，试验之用，岂不大哉！推类至尽，发古人所未发，明今人所未明，皆试验之力量也。
全国学者，苟能尽涮其依赖天工，沿袭陈法，仪型外国，率任己意，偶尔尝试之旧习，一致以试验为主，则施之教育而教育新，施之万事则万事新，未始非新国新民之大计也。（8）
故试验者，发明之利器也。试验虽未必皆有发明，然发明必资乎试验。试验之法，造端于物理、生物、生理诸科学，浸假而侵入人群诸学，今则哲理亦且受其影响矣。
举凡今日教育界所视为金科玉律者，皆昔贤试验累积之成功。是故试验之消长，教育之盛衰系之。（9）
（《试验主义与新教育》，1918年2月）
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第一种不必说了，第二第三两种也都不是最高尚的。依我看来，今日的教育家，必定要在下列两种要素当中得了一种，方才可以算为第一流的人物。
（一）敢探未发明的新理 我们在教育界做事的人，胆量太小，对于一切新理，小惊大怪。……究其结果，他的一举一动，不是乞灵古人，就是仿效外国。也如同一个小孩子吃饭、穿衣，都要母亲帮助，走几步路，也要人扶着，真是可怜。我们在教育界任事的人，如果想自立，想进步，就须胆量放大，将试验精神，向那末发明的新理贯射过去；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教育的奥秘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这是何等的魄力，教育界有这种魄力的人，不愧受我们崇拜！（25）
（二）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一般有志办学的人，也专门在有学校的地方凑热闹，把那边疆和内地的教育，都置在度外，推其原故，只有一个病根，这病根就是怕。怕苦，怕孤，怕死，就好好的埋没了一生。我们还要进一步看，这些地方的教育究竟是谁的责任？……责任明白了，就需放大胆量，单身匹马，大刀阔斧，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把那边疆的门户，一扇一扇的打开。这又是何等的魄力！有这种魄力的人，也不愧受我们崇拜。
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大丈夫不能舍身试验室，亦当埋骨边疆尘，岂宜随便过去！（26）
（《第一流的教育家》，1919年4月）
注释：《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潮》第9号发表该文时，该专栏主笔蒋梦麟有如下按语：“陶先生，你讲的一席话，我读了便觉精神提起来。这种话我久不听见，可算是教育界福音。”
方今教育家之天职，在考察吾国共和之长城造乎未造，所造者完乎不完；何者应改弦更张，何者应补直修正。如欧美之职业教育，吾国曩未之行，此则急宜酌采者也。
独学寡闻，千虑一失，集会琢磨。劂利有三：一、可以交换知识也。盖集众人之才力经验，共研所学，则切磋观摩，互资考鉴，学理因辨难而大明，知识以互易而愈广矣。二、彼此可以鼓励也。学理深邃，则玄妙难明；事业恢宏，则困阻恒多。畏难者见而步却，虑失者当之心灰。苟集会攻研、则彼此激励。中阻无碍矣。三、可以互益兴趣也。盖治学以兴趣为主。兴趣愈多，则从事弥力；从事弥力，则成效愈著。然离群独立，索然寡欢，困难偶及，兴阻中途。苟集会研究，则彼此激励，兴味时增，无此弊矣。（270）
征求知识之法，就主观言之，约有三端：一曰虚心，虚心则成见消除，不为物蔽，休休相容，唯真理之是求；二曰留心，留心则社会环象随在考察，不仅恃载籍以资考证；三曰专心，专心则精敛神萃，致力一途，不扰于物，易底于成。若就客观言之，则亦有三：一曰明辨，盖资料杂陈于前，苟不明辨剖析，以别其用途，则取舍不当，必有留瓦遗珠之憾；二曰此较，比较则古今中外之异同，因果是非之轨迹，同时并观，了如指掌；三曰统列，统列则纪录之资料，进化之事实，群分类聚，条理井然矣。
且征求知识之方法，亦随知识之性质而异。知识有新有旧，有己有者，有本无者。征求己有之旧知识，有二法：一曰交谈问答，盖交谈学理，彼此之意见融通，问答辨难，事物之真理阐发，有助学识，诚非浅鲜；二曰读书，读书多，则积理富；积理富，则随时应用，绰有余裕矣。但专事征求旧知识，则世界无进化；欲求世界进化，非探觅新知识不为功。探觅新知识之法亦有二：一曰观察，观察愈力，则物感愈众，天文等学之发明，俱赖于是；二曰试验，试验者，自设景况，产生结果，以为学理之左证也。一须统束各种情况，使之纯一不杂；二宜活动其一，使为主因。非然者，主因之外又杂他因，则结果难确矣。故教育家欲比较两教授法之优劣，则必课堂之设备同，课本之教授同，时间教师同，其他教法同，以及学生之年龄、男女，程度、家境同，然施各异之教法，而后可知其结果之究孰优孰劣也。然则欲教育之进步，须先有正当之试验家，施行精密之试验术也，明矣。此外，将一事之结果、内容、条分缕析，开会逐一讨论，决不可模糊影响，混合而言……讨论时最忌者有数事：一曰闲谈，盖泛滥无节，难中肯綮，隔靴搔痒，徒作捕光掠影之谈，最足以眩惑是非也；二曰盲从，胸无定见，人云亦云，实不足以言讨论；三曰成见，盲从固陋，拘执亦非，盖有成见在胸，则自是其是，不能容纳真理；四曰武断；不先论事理之果何如，而遂下判断，非特抑他人之思想，亦且失研究之真铨。忘己忘人，俱为要道。忘己则大公无我，真理是徇；忘人则独抒己见，不畏诽谤。
尝观世界大教育家，如白（辈）斯达罗齐、福禄伯（尔）等之伟功盛业，无不在试验，无不在发明。（271）
（《教育研究法》，1918年6月）
本校智育方法，有一贯之精神，曰，试验。盖徒事思想而无试验，则蹈于空虚；徒知应用而无试验，则封于故步，皆不足以尽智育之能事也。
人禽之分，在试验之有无，文野之分，在试验之深浅。……
盖自培根用以格客观之物，笛（指笛卡儿）用以致主观之知，试验精神遂举形而上、形而下学而贯彻之。究其结果，则思想日精，发明日盛，欧美之世界，几变其形。（275）
吾国数千年来相传不绝之方法，唯有“致知在格物”一语……晦庵以即物穷理释之，近矣。然而即物穷理又当用何法乎？无法以即物穷理，则物仍不可格，知仍不可致。阳明固然使用即物穷理者也，然未得其法，格物不成，归而格心，兢兢然以改良方法自任，则近世发明史中，吾国人何至迄今无所贡献，故欧美之进步敏捷者，以有试验方法故，中国之所以膛乎人后者，亦以无试验方法故。
柏林大学保尔生（通译包尔生）曰：“德国中世纪以前，狉狉榛榛，等于化外之民”……迨至18世纪之初，哈里大学与郭听斯堡大学相继而兴，皆以宣扬试验精神为务。其后，学者先后辈出，凡所建树，皆本于试验。至18世纪末叶，复与国家主义会合，以国家主义定目的，试验主义定方法，相演相成，用著大效。此后言科学者多宗德人。故19世纪以前，德人师天下；19世纪以后，天下师德人。试验主义实与有力焉。
吾国维新二十载，形式上虽不无可观，而智识进化之根本方法，则无人过问。故拘于古法而徒仍旧贯者有之；慕于新奇而专事仪型者有之。否则思而不学，悬空构想，一知半解，武断从事。即不然，则朝行夕罢，偶尔尝试而已。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仍旧贯，只是温故。仪型他国，则吾人以为新，他人以为旧矣。空想无新可见，武断绝自新之路，尝试则新未出而已中途废矣，何怪乎智识之不进也！故欲智识之刷新，非实行试验不为功。盖能试验，则能自树立，能自树立，则能发古人所未发，明今人所未明，人将师我，岂惟进步己哉？然能试验，岂易言哉？知其要而无其才，不足以言试验；有其才而无百折不回之气概，犹不足以言试验也。故试验，当内有其才，外度其势，视阻力为当然，失败为难免，复贯以再接再厉之精神，然后功可成也。（276）
（《智盲大纲》，1918年1月）
照我看来，建设试验的教育，约有四种主要办法：
（一）应该注意试验的心理学 心理学是一切教育方法的根据，要想在教学上求进步，必须在心理学上注重试验。现在中国各级师范所教的心理学，不是偏重书本的知识，就是偏重主观的研究。推其结果，不独没有发明，就是所教所学的，也是难于明了。所以现在第一件要事，就须提倡试验的心理学。大学校的教育科和高等师范学校，都应该设备相当的心理学仪器，至于初级师范学校，也应当拣那必不可少的设备起来。使教员学生都有试验的机会。心理学有了试验，然后那依据心理的教育也就不致蹈空了。（308）
（二）应该设立试验的学校 我们现在所有的学校，大概都是按着一定的格式办的，目的有规定，方法有规定。变通的余地既然很少，新理安能发现？就以师范学校的附属学校而论，有为实地教授设的，也有为模范设的，但为试验教育原理设的，简直可以说没有。所以全国实行的课程、管理、教学，设备究竟是否适当，无人过问，也无从问起。为今之计，凡是师范学校及研究教育的机关，都应当注意试验的附属学校；地方上也应当按着特别情形，选择几个学校，做试验的中心点。不过试验的时候，第一要得人，第二要有缜密的计划。随便什么学校，如果合乎这两个条件，就须撤消一切障碍，使它得以自由试验。如不得其人，又无缜密的计划，那仍是轻于尝试，不是真正的试验了。
（三）应当注意应用统计法 教育的原则，不是定于一人的私见，也不是定于一事的偶然。发明教育原理的，必须按着一个目的，将千万的事实征集起来，分类起来，表列起来，再把它们的真相关系发现起来，然后乃能下他的判断。这种方法，就叫做统计法。试验教育是个很繁杂的事体，有了这种方法，才能以简御繁，所以统计法是辅助试验的一种利器，也是建设新教育的一种利器。研究教育的人，果能把这个法子学在脑里，带在身边，必定是受用无穷的。所以研究教育的机关，就须按着程度的高下，加入相当分量的统计法，列为正课，使那从事研究的人，能得一个操纵事实的利器。（309）
（四）应该注重试验的教学法 试验的教学法，有一个最要之点，这要点就是如何养成学生独立思想的能力。现在通用的方法，只是赫尔巴（特）的五段教授（法），总嫌他过于偏重形式。最好是把杜威的思想分析拿来运用。按照杜威先生的意思：
第一、要使学生对于一个问题处在疑难的地位；
第二、要使他审查所遇见的究竟是什么疑难；
第三、要使他们想办法解决，使他想出种种可以解决这疑难的方法；
第四、要使他推测各种解决方法的效果；
第五、要使他将那最有成效的方法试用出去；
第六、要使他审查试用的效果，究竟能否解决这个疑难；
第七、要使他印证，使他看这试用的法子，是否屡试屡验的。
这几种方法，只是一套手续。有了这个方法，再加些应有的设备，必能养成学生一种试验的精神。上面所举的四种方法当中，前三种是改造教育家应有的手续。他们的目的在使担任教育事业的人，得了一种精神方法，能够发明教育的原理。第四种是改造国民应有的手续，他的目的在使普通国民，得了一种精神方法，能够随时、随地、随事去做发明的工夫。总而言之，会试验的教育家和会试验的国民都是试验教育所要养成的。（310）
（《试验教育的实施》，1919年4月）
注释：赫尔巴特（1776—1841）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毕业于耶鲁大学，后任哥听根大学，葛尼斯堡大学教授。他提出：全部教育就应围绕着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培养完善的人，他提出“德育，教育的唯一整体”的重要命题。提倡有计划的系统教学，即五段教学法（预备、提示、联想、总结、应用），这对后来的教育影响很大。1806年出版《普通教育学》，通常被认为教育学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至此而告完成。还著有《教育学讲授纲要》、《作为科学的心理》、《普通形而上学》。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盛行于欧美，传入中国后，曾对中国旧时的中小学教育产生一定影响。
新教育释义：先说“新”字是什么意思？某处人家因为要请客，一切设备家伙，都去向别家借用，用过之后，就去还了。这是客来则新，客去便旧了，不得为根本的新。我们中国的教育，倘若忽而学日本，忽而学德国，忽而学法国、美国，那是终究无所适从，所以新字的第一个意义要“自新”。今日新的事，到了明天未必新；明日新的事，到了后天又未必新。即如洗澡，一定要天天洗，才能天天干净。这就是日日新的道理。所以新字的第二个意义要“常新”。又我们所讲的新，不单是属于形式的方面，还要有精神上的新。这样才算是内外一致，不偏不倚。所以新字的第三个意义要“全新”。
教育的作用，是使人天天改造，天天进步，天天往好的路上走；就是要用新的学理，新的方法，来改造学生的经验。（312）
要有试验的精神。有些人肯求进步，有些人只晓得自划地，除了几本教科书外，没有别的书籍……他人叫我怎样办，我便怎样办，专听上头的命令。要晓得上头的命令，只不过举其大端，其中详细的情形，必定要我们去试验。用了种种方法，有了结果，再去批评他的好坏，照此屡试屡验，分析综合，方才可下断语。倘使专靠外国，或专靠心中所有，那么，或是以不了了之，或是但凭空想，或是依照古老的法子，或是照外国的法子，统是危险的。……所以望大家注意，不可不由自己试验得出真理，方不至于落人之后哩！（318）
（《新教育》，1919年7月）
我们天天在讲革新教育使有进步，其实怎样革新以求进步，断不是空谈的事，一定要借重实验。盖必学理与实情符合，相辅而行，而后所革新者，才是真的，有用的。（372）
（《我国中等教育之先锋》，1921年12月）
学理与经验是一套分不开的手续。学理在经验上发现，并制裁他的进行，指示他的方向。经验得此制裁指示，始能胜过所遇的困难，以谋改良。但学理未必有罗盘那样准，那样灵。有时指示了错路，制裁得太过或不及，以致失败。但失败之时之先之后，经验必使人亲自感受失败的影响，并使他们不得不把他致败的学理、假设来审查修正。万一有根本的错误，就使他不得不完全取消，再设别的法子。所以不但学理指示经验，经验亦要改造学理。学理与经验相合，必有进步；二者相离，学理就要变成空想幻想，经验或也变成盲行盲动了。（381）
实验是探未发明的新理，所以往往是反常的。因为他是反常，所以他往往招舆论的抨击，受法律的限制。这两样事，都能予实验以莫大的阻碍。
教育的实验和别种实验，例如理化的实验，有一点根本的不同，因为供理化实验的是物、是材料，供教育实验的是人、是学生。学生进学校是要达求学的目的，所以实验教育时，以不妨害学生学业为最要。未实验之前，第一要有研究的人才，第二要有条理的组织，第三要有缜密的计划。
实验的中学可分两种：一是规模最大，设备最周，人才最好，学生最多，教学最良，而费钱最巨。其一切设置、教学都依那最高的理想进行；一是费用小而成效大的。其校中一切设置、教学，都依那必不可少的计划进行。前一种固然要紧，后一种在中国更是要紧。
凡中学如得其人，并得其法，都可酌量实验。……我意就是各处高等师范或大学教育科之附属中学，附属中学比平常的中学责任重些。他除准备学生升学和服务外，还可有下列几种职务。
甲 发现学理 由实验而发现新的学理。
乙 印证学理 由实验而印证他人所发见之学理之确否。
丙 实习学理 即通行之实地教学。
丁 推广学理 即模范之意。（385）
素来中国各处附属中学或只做（丙）项或兼（丙）（丁）两项性质。（甲）和（乙）差不多是从未着手的。但是以地位言，都是教育的机关所附设的学校，对于实验一层，似宜特别注意。因为不但发现新理不宜落后，即他人所主张的学理。亦宜加以印证，是断不能盲从或囫囵吞枣的。如果各处附设的学校，或中学或小学，能注意实验，我国教育界断不致如现今及以前之毫无贡献。（386）
（《中学教育实验之必要》，1921年12月）
我们当这新纪元开始的时候，要参与教育革新的运动，须具两种精神：一是开辟的精神，二是试验的精神。有开辟的精神，然后愿到那人不肯到的地方去服务，然后我们足迹所到之处，就是教育所到之处。有试验的精神，然后于教育问题才有彻底的解决；对于教育原理才有充量的发现。但开辟和试验两种精神，都非短少时间所能奏效的。我们若想教育日新日进，就须继续不已的去开辟，继续不已的去试验。（400）
（为孟禄举行的饯别会上的讲话，1921年12月）
中国兴学二十多年，对于教育学术贡献太少，推究原因，就是因为教育界的人把教育问题，看得太普通、太浮泛了。大家都以为教育是一个囫囵的问题，是一件囫囵的事业。平日所办的是这种教育，所谈的是这种教育。彼此的见解，不相上下，都犯了一个博而不精的毛病。
一种人一个时候从事一个问题的研究，久之，这一个问题，必有相当的解决。如此，二三十年后，中国对于教育学术若无贡献，我是不能相信的。（480）
（第一次年会报告叙言二，1922年8月）
人生到处都遇见困难，到处都充满了问题……既然题目有这么多，我们应付这些问题的方法也分好几种。有的人见古人怎样解决，我们也怎样解决。这种解决是不对的，是没进步的。因为古时现象不是与今日现象一样，所以以古就今的办法往往是错的。有的人依外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种解决也是不对。……还有的人是闭门空想，自以为得意的了不得，其实仅自空想也是没用的。……此外还有一种人，也不依古，也不依外，是以不了了之。像以上种种方法，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唯有科学的方法。（518）
科学方法是有步骤的，是有线索的。
第一步要觉得有困难。如牛顿看见苹果落地，别人不知看了几千百次，都没有觉得有困难，唯有牛顿觉着有困难，所以他发现地球的吸力。教育方面也是如此。有的人上课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学风之坏也不注意，所以就不会有问题。
第二步得要晓得困难之所在，就是要找出困难之点来……
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困难，这就跳到了第三步……
有了这些法子然后再去选择，这就到了第四步……但此刻还不能骤下“……”的断语，所以必须实验一番，这就是第五步了。
经过这五步工夫，然后才可解决一个问题。这五步方法是科学的方法……但科学方法也有几个要素：（519）
（一）客观的 凡事应用客观的考查，有诸内必形诸外。在教育上的观察，就是看你的学说于学生的反应怎样？教员与学生的关系怎样？要考查一校的行政，应看他的建筑、设备怎样……
（二）数目的观念 凡有性质的东西都有些数量……数量中又有两个观念：（a）量的观念……（b）要量的正确。量不正确，也是无用……高下在心，毫不正确，这是中国人的毛病……“差不多”三字是我国人的大毛病。
现在教育问题很多。从前人对于教育问题都是囫囵吞枣，犯了一个浮泛的毛病。各个人都会办教育，各个人都会作教育总长，都是教育专家。究竟教育问题是不是如此简单？还是无人不会呢？我们要知道教育在先进国里是一种专门科学，非专门人才不能去办，中国就不是如此。（520）
现时要研究的问题，有教育行政、儿童、工具、课程种种。又如，把科学应用到教育行政上去，课堂上教授是不是好的办法？教员、学生都太劳苦是不是有益的事情？（521）
每人都存用科学方法去办教育的决心，每人都去研究或解决一个小的问题，我敢说，不出三十年中国教育准有好的成效。（523）
（《教育与科学方法》，1923年1月）
Ⅱ
柏女士是教育创造家。教育界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空想，第二种人是盲干。前者缺乏实行的能力，后者缺乏思想的能力。她能以精齐的思想，创造学理；她能以实行的能力，实现她的思想。一面想，一面行，思想实行，互相印证，而发明新学理。我们中国的教育向来是抄袭的。先是抄袭日本，后来又抄袭英、德、法，现在又抄袭美国。这种抄袭教育，简直不是中国的教育，甚至不成教育。教育要有创造的精神。（242）
（《介绍柏克赫司特女士》，1925年8月）
注释：柏克赫斯特（H.H.Parkhurst），美国教育家，1920年在马塞诸塞洲道尔顿中学创立“道尔顿制”，后在英、美普遍推广。
我们不喜欢空谈什么主义，但是也有一个确定不移的观点。我们深信一个国家的教育，无论在制度上、内容上、方法上不应当靠着稗贩和因袭，而应该准照那个国家的需要和精神，去谋适合，谋创造。同时我们又认定这个国家，如果是现代的国家，如果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那么他的教育，便不能不顺应着时代和世界的教育趋势，而随伴着竞进。这个趋势是什么呢？简单的说，便是现代国家的教育，要本着民治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去建设他的制度，分析和估定他的内容，发明和实验他的方法，而考虑他的效果。（266）
（《〈新教育评论〉创刊缘起》，1925年9月）
一个学校要想有美满的生活，必须和知识的泉源通根水管，使得新知识可以源源而来。
我们要学校生活长得敏捷圆满，就得要把他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太阳光底下可以滋长，黑暗里面免不掉微生物。所以我主张学校要给人看。做父母的，管学务的，以及纳教育税的人，都要看学校。要学校改良，做校长的、做教员的，都要欢迎人参观批评，以补自己之不足。学校放在太阳光里，必能生长，必能继续不断的生长。（309）
（《我之学校观》，1926年11月）
办一个好的学校，如同一个人做一天的好人一样，那是容易的。但是要维持下去，就如同一个人终身作一个君子人一样了。所以维持一个好的学校，那就很难了。（315）
（在燕子砚小学乡村公园落成典礼上的祝词，1926年）
现今科学昌明，一草一木、一虫一菌之微，我们都知道要运用试验，以求真知。独把笼罩渗透人生一切之政治经济活动，竟挥于实验范围之外，诚属最大之憾事！（415）
（一个被保留的提案，1928年）
我们是现代的人，要过现代的生活，就是要受现代的教育。不要过从前的生活。也不要过未来的生活。若是过从前的生活，就是落伍；若要过未来的生活，就要与人群隔离。
我希望乡村教师，要办今日之学校，不要办明日之学校。办今日之学校，使小学生过今日之生活，受今日之教育。（497）
（《生活即教育》，1930年1月）
晓庄不是别的，只是一个“人园”，和花园有相类的意义。我们愿意在这里面的人都能各得其所，现出各人本来之美，以构成晓庄之美。如果要找一个人中模范教一切人都学成和他一模一样，无异于教桃花、榴花拜荷花做模范。我们当教师的实在需要园丁的智慧。晓庄不但是不要把个个学生造成一模一样，并且也不愿他们出去照样画葫芦。晓庄同志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如果只能办成晓庄一样的学校，便算本领没有学到家，便算失败。没有两个环境是相同的，怎能同样的办？晓庄同志要创造和晓庄大不同的学校才算是和晓庄同，才算是第一流的贡献，才算是有些成功。（564）
（《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1930年3月）
吾人不但须教育，而且须好教育。改进之意即在使坏者变好，好者变为更好。社会是动的，教育亦要动。吾人须使之继续不断的改，继续不断的进。
教育改进包含两方面：有关于教育方针之改进，亦有关于教育方法之改进。教育方针随思潮为转移；有因个人兴致而偶然变更者，亦有因社会大势所趋而不得不变更者。教育方法受方针之指挥约束，必须与方针联为一气。方针未定得准，方法不与方针一致，均与吾人以改进之机会。比如航海，必须先定准方向。方向不准，无论方法如何敏捷，如何洽意，只是行错路，究不能达目的地。但空悬一方针，船身能否抵制风浪，水手是否干练勇敢，食料与燃料敷用几时，均未打算清楚，则虽有方针，亦难达到目的地。故方针不准，应当改进；方法不与方针一致，亦应改进。航海如此，办学亦应如此。（576）
论到中国教育方针，自办新学以来已经改变五六次。最初要吸收科学而又不忍置所谓国粹者于不顾，所以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主张，此主张即是当时一种教育方针。光绪二十七年明定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实、尚武……民国元年，国体变更，教育方针因改为重在道德而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民国四年，申明教育宗旨，又改进为“注重道德，实利，尚武、并运之以实用”。民国八年……“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教育宗旨”。……民国十一年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建议学制系统标准，即是关于教育方针之修正。……此二十余年中，吾国教育方针每隔四五年即修改一次，颇不稳定，论者辄讥为无方针之教育。……改革固须改革，究竟如何改革方能进步，实属根本问题。（577）
至于教育方法之改进，所包括之方面更多。学制、组织、行政、教师之训练、教材之选择与编辑、教学法之研究、校舍教具之设备、经费之筹措等种种问题，悉包括在内。……盖今日中国之教育方法亦有两个缺点：一是方法不与方针一致，造就一个人不能得一人之用；二是从外国贩来整套之理想与训练不能适合国情，不能消化，不能在人民生活上发现健全之效力。此均为吾人应绞脑筋、运身手、谋改进之急务。
以上论教育方针与方法均须改进，兹进论如何改进之道。
一、办教育者必须承认所办教育尚未尽善尽美，确有改进之可能。彼应持虚心的态度，彼应破一切成见、武断、知足。脑中积有痞块，决无改进之希望。彼又应承认有问题必有解决，有困难必可胜过，只须自己努力，无一不可以改造。若听天由命，不了了之之人，决不能望其改进。（578）
二、改进教育者必须明白自己之问题，又必须明白他人解决同类问题之方法。于是调查、参观，实为改进教育之入手办法。……（579）
三、教育界共同之问题应同心协力共谋解决与改进。故教育会议乃必不可少之事。吾人要求精神之一致，经验之沟通，非有会议不可……
四、调查参观仅为取别人所知以益已之所不知，会议仅为各人之所知以成公众之所共知，吾人决不能籍此种方法以发现新理。不能发现新知，决不是在源头上谋改进。改进教育之原动力及发现新理之泉源，乃属试验学校之功能。我国现在足以当试验学校之名者甚少……改进教育最有效力之方法无过于以学校化学校。（580）
五、调查必须有工具，方能明白问题之所在；试验亦必须有工具，方能考核方法为实效，此种工具名曰测验。比如医病，教育心理测验仿佛是听肺机、寒暑表、爱克斯光线，较之通常之听闻为可靠……此种测验当然未能谓为已十分完备，十分可靠。但吾人亦不能因此而谓为无用。吾人应精益求精，使之渐达尽善尽美之境地。而教育事业之改进，亦可以由此而获得相当之助力。（581）
六、教育之学术，非可独立存在。彼立于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生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各种学术之基础之上。故谋此种种学术之进步即所以谋教育学术的改进。教育之事业亦非可独立存在者。彼与一国政制、风俗、职业以及天然环境均有息息相关之道。故谋政制、风俗、农、工、商、交通、水利等等之进步亦即谋教育之改进。吾人不能专在教育上谋改进，即以为可以完全达到吾人之目的。吾人当改进教育之时，务须注意教育以外尚有许多别种事情须同时改进也。（582）
（《教育改进》，1930年7月）
Ⅵ
中国以往曾经相当盲目地追随它的老师，但是还没有一位老师成功地为中国的问题提出满意的解决方法。
每一位老师都在某些方面对中国有所帮助，但是全盘照搬任何一种体制都把中国引上了歧途。最初，中国抛弃了一切旧的东西，采用了新的东西，然后逐渐认识到，旧的东西未必坏，新的东西未必好。因此，我国教育工作者变得比以前更加审慎得多了。现在他们对于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反应，不再是照抄照搬，而是加以质疑，审查，实验和选择。这种态度的逻辑结果有助于通过吸收国内外新旧事物中最好的东西设计出最适合新中国需要的一种教育。过去的经验和外部世界的经验必须吸取，然后这些经验才能有利于增强民族的活力与福利。批判的和实验的态度是创造性的。只要人们抱着这样一种态度，适应中国人生活的真正的中国教育就有可能产生出来，这样一种创造已经开始。（322）
（《中国》，1924年）
Ⅺ
教育家时时在教育青年，而同时其本身又时时在受现实环境之教育。故现实环境，即现实事实，实为教育家正确而有力之批评，亦即为教育家正确而充实之教材。教育家应基于本身之责任，而接受客观的批评，更应依于时代的要求，而接受事实的教训。（340）
（《今后教育上基本问题之讨论》，1931年8月）
吾人认为教育之本身，本为一种工具。如何使此工具能得其用，用而利于社会，利于劳苦大众，斯乃为最重要之关键。吾人更认为自封建社会以至资本主义社会，此一工具，完全为统治者所操持，其利仅及于少数之统治阶级。换言之，即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权，为造就定型社会之承继者，在支出最大部分之军费与政费之外，更划出一小部分之经费，以行使其另一方式之统治政策，作用盖极巨大。职此之故，在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教育常为极少数人所私有，所专利。“士之子恒为士”，而“农之子恒为农”，教育徒为保守，非为创造；徒为维护统治者并发扬统治者之势力之手段，非为开辟新天地，增进人类幸福之动力，此为今日教育所以窳败不健全的症结。吾人今日而言改造教育，亦应以此为归结。（488）
改造之先决问题有二：一曰教育之方针，应绝对的以推进社会，创造新天地，增进全人类之福祉为依归也。盖吾人今日如仍视教育为一种统治工具，为少数人之专利品，为保持定型社会之手段，则在此定型基础上，而欲改造教育，使其臻于完善，断无可能。
二曰中国教育应求其“中国化”也。我国之为列强共同侵略下之半殖民地，及经济落后产业不发达之国家。吾人既已陈述如昨评，惟其如是，故我国而欲步武资本主义国家之教育，是为徒劳。充其可能，亦不过徒为搬主义背原理，学得其皮毛而已。盖中华民族，如不能摆脱国际帝国主义者之束缚，求得其自由，则我国社会，终始决无前进之可能。次之，产业如不能发达，社会经济如不能改善，则教育之推进，艰难亦多。故今后之教育，应着重鼓舞国民之民族自觉，锻炼其解脱民族束缚，争取民族之自由平等之政治意识与斗争精神，以适应未来之伟大时代。复次，则应着重生产教育，为改造我国经济之准备。不过吾人此后之所谓生产教育，非仅着重在个人主义生计之解决。而吾人之目的，则在于造成富的社会，富的人人也。为达此两项目的，则政治之训练，与科学之提倡，使学校与社会之实际打成一片，尤为必要之课程。此又吾人今日言改造教育所应注意者也。（489）
（《我国教育之出路》，1932年7月）
我国凡百之病态，为麻木不仁。教育界之麻木，尤为百病之根。（542）
（《敬告教育界》，1933年4月）
（一）我们坚决地主张教育目标的大众化
我们所主张的大众教育，包含有两种意义：其一，过去的教育是少数的独占的教育。这种少数独占的现象，不但是一种社会的病态，而且与需要大众为民族生存而斗争的现象相矛盾。教育的大众化，不仅站在大众的立场，是我们应有的权利；即从民族立场观察，亦是我们应有的责任。所以，我们主张，将少数的独占的教育归还于大众。其次，通常的教育，每专指学校内的教育而言，并且以为教育的任务只在教人识字读书……我们认为，教育并不是被以砖墙或篱笆围着的学校所限定，而且教育的主要目的，也并不在于教人识字读书——固然识字原是重要的手段——而是在教人在行动中解决他自身所属的社会的困难。所以，我们主张的大众教育，是要冲破学校的围墙而以整个社会为教育的场所，而且由文字、知识的教育，扩大为超文字的行动的教育。（614）
（二）我们坚决主张教育理论的现实化
这里所谓理论，决不是空想的，而是要从现实的综合的观察中发现事件的联系。过去的教育，正犯了两种相反的错误：一种是离开现实的空想的理论，如所谓人格教育、文化教育；另一种是根本缺乏综合理论的实验主义教育观。他们都只是枝枝节节地做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工作，看不见或看不清教育与现实的各方面的联系。这两种错误见解，更递地在中国教育领域内散播了不少的毒素。现在我们对于这些错误是要不客气地给予清算的。
教育是一种行动，而行动需要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的行动，那是盲动。并且行动之能否成功，要看理论之是否正确。因为不正确的或歪曲的理论，是要导行动陷于错误的泥潭的。（615）
正确的教育理论是教育行动上所不可须臾或离的。（616）
（《我们的态度》，1936年5月）
西方文化人提出要创造之神，保存之神永驻心中。在中国，在育才，我提出“育才人”的脑子里还应有位“破坏之神”常驻。前二神是指努力吸取历史中优秀的文化传统，结合实际去创新。但是传统观念、传统文化、传统教育……一切传统的东西，若不加以选择性的破坏、冲击，是不可能有所创造的，不分精华、糟粕的保存是守旧的表现。所以我要号召育才同学的脑子里增加一位“破坏之神”。（716）
我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就是生活教育，我反对束缚人们手脑和行动自由的传统教育。我所倡导施行近二十年的生活教育主张是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历史的……形势不断地变，你怎样能虚心、认真、一字一句照样地学我呢？更何况我是陶行知，你是吕长春，你我的年龄、经历、人际关系都不同。生活在变化，历史在发展，你怎样一字一句地模仿我呢？此路不通，要另寻生路。那就是——仿我者死，创我者生！
生活教育的生命力特别强，它今天不是完成的东西，明天也不是完成的东西，它会永远随着历史和生活的发展而发展。（717）
（《仿我者死，创我者生》，1941、1944、1945年）
我们穷人办教育，样样都得带点创造性。（771）
（1945年4月的一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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