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论大学教育

索引14　陶行知论大学教育

Ⅰ

依我看来教学要合一，有三个理由：

第一、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

……我以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教学生学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教和学联络起来：一方面要先生负指导的责任，一方面要学生负学习的责任。对于一个问题，不是要先生拿现成的解决方法来传授学生，乃是要把这个解决方法如何找来的手续程序安排停当，指导他，使他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相类的经验，发生相关的理想，自己将这个方法找出来，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理想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题。得了这种经验理想，然后学生才能探知识的本源求知识的归宿，对于世界的一切真理，不难取之不尽，用之无穷了。（22）

第二、教的是法子必须根据于学的法子……

第三、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并须和自己的学问联起来。做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买些知识来，就可以终生卖不尽的……那好的先生就不是这样，他必定是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研究学问。如同柏林大学包尔孙先生（Pr. Paulsen）说：“德国大学的教员就是科学家。科学家就是教员。”德国学术发达，大半靠着这教学相长的精神。因为时常研究学问，就能时常找到新理。这不但是教诲丰富，学生能多得些益处，而且时常有新的材料发表，也是做先生的一件畅快的事体。因为教育界无限枯寂的生活，都是因为当事的人，封于故步，不能自新所致。孔子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真是过来人阅历之谈。因为必定要学而不厌，然后才能诲人不倦；否则年年照样画葫芦，我却觉得有十分的枯燥。所以要想得教育英才的快乐，似乎要把教学合而为一。（23）

（《教学合一》，1919年2月）

本校以诚为训育之本，亦以诚为智育之本。……依据诚训以养成学生思想及应用能力，则本校智育之标准也。深望诸生能思想以探知识之本源，能应用以求知识之归宿，盖明知识之本源，然后乃能取之无尽；明知识之归宿，然后乃能用之无穷。若徒以灌输知识为务，而不求所以得其源流，则枯寂之弊所不能免，又岂能尽物之性哉？故本校智育以养成思想及应用能力为标准。标准既立，方法乃生。（274）

本校智育方法，有一贯之精神，曰：试验。盖徒事思想而无试验，则蹈于空虚；徒知应用而无试验，则封于故步，皆不足以尽智育之能事也。（274）

（《智育大纲》，1918年9月）

我们研究学问，非只为增加一点个人的幸福，目的总是要改造社会。改造社会要范围甚广，大之全世界，小之一国家，再小一省、一县，再小即学校之四周，都是要改造的。虽然改造社会要从远处着眼，但亦要从近处着手。大学校的人，虽目的要改造大社会，然对学校以内与夫学校附近的社会，最宜先加以改造。（573）

（《长江流域平民教育运动之性质组织及方法》，1923年）

Ⅱ

大学是造就学者和领袖的地方，不是剃度和尚的地方。我们要大学培养与国计民生有关系的学者领袖，不要培养避世的隐士、出世的僧尼、不知世事的书呆子。我们要学生认识人民，人民认识学生。我们要到民间去的学生，不要到天上去的学生。倘使因为环境不好即思迁移，那么，城里不好搬到乡下，中国不好搬到外国，外国不好，再搬到什么地方去呢？学问之道无他，改造环境而已。不能把坏的环境变好，好的环境变得更好，即读百万卷书有何益处？（284）

（《驳特定学区议》，1925年2月）

中国农民约有三万万四千万，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我们要想建设新中国，必须用教育的力量，来唤醒老农民，培养新农民，共同担负这个伟大的责任。

现在中国的乡村教育，不合于乡村实际生活。中国的乡村教师，多是书呆子；中国的乡村学校，多是书呆子制造厂——把好好的农民子女，继续不断的变为不事生产的废人。这种教育倘不彻底改革，则旧的力量不能维持，新的力量不能产生，我们的民族恐怕要日益贫弱，以至于灭亡。

大学校乡村教育系应：

1.指定乡村数处，以为研究乡村教育问题之中心；

2.开办或特约乡村师范一处，以为训练乡村师范教师之中心；

3.指定县教育局一处，以为为训练乡村教育行政人员之中心。（413）

（《改革乡村教育案》，1928年）

二亲原则　我们自从跳进实际生活中去工作，便觉得真正的教育，必须使学者和人民万物亲近。与人民亲近是“做人”的第一步，与万物亲近是“格物”的大门口。专在书本上学“做人”“格物”的道理，究竟隔膜。所以我们要把汗牛充栋的书本移在两旁，做我们生活的助手，不可使他们立在中央，把我们和人民、万物的关系离间掉。（443）

（《这一年》，1929年3月）

Ⅲ

还有一种时髦大学，……它们的作风，一动手就是圈它几千亩地皮，花它几百万块钱，盖它几座皇宫式的学院。我参观了珞珈山武汉大学之后，有人问我作何感想。我说如果我有这笔款，我用款的步骤是有一些不同。第一步，这笔款用来开办大众大学，足够培养五百万大众帮助收复东北。第二步，东北收回之后，假如还有这样多的款子，我想用来发展一些适合国民经济的工业。第三步，工业稍有发展，又积下这么多的款子，我还不能建造皇宫的学府，是必须盖些大众住宅，使无家可归的人可以进来避避风、躲躲雨。第四步，等到一切穷苦无靠的人都可以安居乐业了，那时大众一定要勉强我盖几座皇宫的学府，我大概可以马马虎虎的答应了。

那末，新大学就不要校舍吗？要是要的。没有也无妨，茅草棚虽小，足够办大学。

新大学是大众大学。新大学是茅草棚大学。（448）

（《新大学——大众的大学》，1935年）

Ⅳ

抗战发生以后，还有人是不承认“战时教育”的，当兄弟在国外的时候，就听到某大学校长大发其高论，说什么战时教育没练过，不知怎样去办，接着就是拿“百年大计”的招牌出来掩护。

其实，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将中国改成战时的中国了。我们一切的生活与活动都应该适战时的需要，谁亦不能躲避，教育亦当然不能例外。

某校长不办战时教育，不研究战时教育，就得辞职，否则坐吃国家的薪俸，实在是很笑话的。（299）

我亦不反对同时在后方办教育。只是不要老八股与新八股罢了。我们要把次要的课程搬出来，加上符合抗战的需要的课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应该遵守的：就是后方的组织与训练与前方的需要相配合。记得曾有一个时候，晤见一位医学院的院长，当时我就敦促他赶紧训练医学人才，为抗战出点力量。那位院长很得意地说：“老哥，医学不像别的东西啊，要能够服务，起码得五年，并不是可以马虎的。”当时我的答复就是：“现在前方将士死于疟疾、死于痢疾、死于流血流不住的占最多数。请问训练专门医治这种疾病的人才要不要五年？”“那么，假如是培养这样的人才，是无须这样长久了！”“那就对了！老哥！请你快快训练一大批这样的人才去医治我们前线的将士，去救救我们英勇的将士。至于要养成解剖与取出子弹的人才，我不反对你的五年训练。”（301）

（《抗战的全面教育》，1939年1月）

大学里最重要的原则是学术自由。这学术自由四个字往往被人误解为自由主义的学术。其实，学术自由只是追求真理的自由，如果追求真理的自由都没有，根本就不能产生学术。（416）

（《宪政运动与国民教育》，1930年11月）

我们求学，所为何事？为着升官发财吗？为着自己的小圈子的利益吗？不是！《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我们想说得更清楚些：“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的幸福”。大德不能小于“天下为公”。人民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是人民的亲人，是必须亲近，打成一片，并肩作战。“止”是表示瞄准的意思，一切所教所学所做所探讨，为的都是人民的幸福。（548）

（《从五周年看出五十周年》，1944年7月）

要真正把社会大学办起来，真正适应这八百多万人的需要，它的条件就必须“简单”，只有简单才易实行，普遍起来。所谓“简单”的办法，他又包含着三个因素：第一个是要有热心的教授；第二是要有好学而有大学力的失学青年；第三要有大学之道。房屋我们是不把它包括在内的，但若没有大学之道，两种人物（学生与教授）是不会联在一道儿的。

我们这个大学（指社会大学）有热心教授，热情的学生，也有我们的新的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623）

（《谈社会大学》，1946年3月）

社会大学有两种：一是有形的社会大学；二是无形的社会大学。社会大学运动是要把有形的社会大学普及出去，并且要给无形的社会大学一个正式的承认，使每一个人都承认这无形的社会大学之存在，随时随地随事进行学习。（668）

无形的社会大学，是只有社会而没有“大学”之名。它是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类都是同学。依“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之原则说来，人类都是先生，而且都是学生。新世界之创造，是我们的主要的功课。无形的社会大学，虽无社会大学之名，实实在在它是一个最伟大的大学，最自由的大学，最合乎穷人需要的大学。我们穷人一无所有，有则只有这样一个社会大学。这无形的社会大学既然是我们的，我们就应该承认它，认识它，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宝贝，运用它来教育我们自己，使自己和同伴近邻养成好学的习惯，活到老，学到老，进步到老。把这个意思打进每一个人的心里，是社会大学运动的第一个任务。（669）

孔子的大学之道是：“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提议修改几个字，成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

社会大学之道，首先要明白人民的大德。人民的大德有四：（一）觉悟。……（二）是联合。……（三）是解放。……（四）是创造。……创造新自己，创造新中国，创造新世界。

社会大学之道，要亲近老百姓……我们要钻进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亲近，变成老百姓的亲人，并且要做到老百姓承认我们的确是他们的亲人。

社会大学之道，是要为人民造幸福。一切的学问，都要努力向着人民的幸福瞄准。所谓人民的幸福，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说便是福禄寿喜。照着人民所愿望的福禄寿喜四大幸福进行，我们的学习才于人民有益，才配称为社会大学。也只有社会大学与人民幸福打成一片，而后社会大学运动才成为人人应该参加的富有意义的大运动。（671）

（《社会大学运动》，1946年7月）

Ⅺ

大学教育的要素约有二端：

（一）使学生养成用科学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大学学生应当培养的精神，头一样就是用科学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了。（63）

（二）先生与学生应当养成密切的关系。

现在我们国里的大学，虽然不敢一概而论，大约十之八九有一种同病。这种同病是什么呢？就是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太疏远了。怎么讲呢？在教师一方面，他们到学校来先抱一个维持饭碗的主义。他们的薪金是按着他们所担任学校教授的钟点多少来定的，所以他们拿着在讲室里讲书好像是出卖他们的话。在学生方面，以为交了学费来上班，就是花几个钱来买教师的话。这样看来，学校简直成一个卖话买话的大市场。讲室简直成了卖话买话的铺店。说什么关系，是提不到的。教师学生既是全抱这样的宗旨，哪里还有什么补助长进可说呢？所以我以为，大学的教师与学生彼此应当发生一种优美高尚联密有生气的关系去作他们的学问。这不也是大学教育一桩最要紧的事吗？（66）

（《大学教育的二大要素》、在南开大学修身班的演讲，1922年11月）

高等教育以费用昂贵之故，几于完全为少数富贵之子弟所独占，而贫寒之子弟，则惟有望龙门而长嗟，金筑校门，永永无由跨过。此种教育极端不平等之现象，一日不铲除，则教育将永无推进之望。此应彻底改革者一。次之，教育工厂化……所谓工厂化者，即今日之高等教育于社会之需求，与学生之出路，初无整个之计划，或且竟未计及，其结果遂如工厂中无政府状态之生产，但知继续不断地增加其产额，而不顾产品之销路若何。学生离校，遂茫无所之，而所学亦未能应社会之需求，教育之效率，乃几等于零。此应彻底改革者二。复次，今日教育之商业化，亦为不可掩饰之事实。师生间之关系，纯为知识之贩卖，教者但知搬洋八股，开留声机；而学者则亦仅知埋头于死的书本中，或借大学之名义，以炫耀其乡党亲友，甚且放浪奢靡，无所不为。此种商业化之教育，不仅根本有背于教育原理，抑且使师生感情日相隔离，不能打成一片。此应彻底改革者三。

吾人更认为教育即为政治中之一部分，绝对不容与政治分离，有言教育可离政治而独立者，非公开撒谎，即为一种愚民之阴谋。……“盖事实上既绝不可以离政治而独立之教育，抑且政治如不上轨道，则教育亦将永无整理之可能。学生平时既不知政治为何物，毕业后自惟有为恶政治所支配，而无力改革政治。”（497）

两点建议：一为今后高等教育应养成富于创造性革命性之学生，绝不容继续造出继承旧社会之驯奴。应使学生皆能发扬其生命之力，成为新时代的开辟者，至少亦应使其能适应时代。五四以来之大学生及留学生，今多数皆已投入军阀与帝国主义之怀抱，以攫食其残余，而一反其曩日之言论与主张。此则吾日今日所应引为殷鉴者也。其次，则今后之教育界必努力争取学术上之自由。吾人今日思想与研究，遭受非常无理之禁锢，实为教育之进展上之大障碍……吾人今日之所遭遇者则何如？在极度的禁锢之下，吾人所处之大学固能为“大”乎？如其不能，则争取思想之绝对自由，要亦为今日教育家应有之努力。（498）

（《改革高等教育之菅见》，1932年7月）

我所问的是在于怎样体认这个动荡的时代，这个破落的社会，这个多灾多难濒于危急存亡的国家；同时，更怎样体认自己所应负的使命，打算做一个怎样的人。（499）

不错，“个人问题”，并不能不算是一个急待解答的问题……，但事实上，“个人问题”是只有在整个社会问题之中，才能找得其依据；同时，亦惟有在整个社会问题获得解决之后，个人问题也才能解决。在目前破落崩溃动荡黑暗的社会里，失业、饥寒、刑罚、死亡，时时围绕在每一个人——除特殊阶级而外——的周遭，在大众失业的唏嘘声里，在大众饥寒的哀号声里，诸君的职业，诸君的衣食，能够单独解决吗？即使暂时能，但终于不过是“暂时”。所以我说“个人问题”，只有在整个社会问题获得解决之后，才能解决。于此，诸君当可以看清自己的地位，并可以认清个人在痛苦的大众中所应负荷的使命。

依据于去年教育部所发表的统计，全国仅有大学三十四所，专门学校十六所；大学生仅一万二千二百二十五人，专门学生二千一百六十八人。以我国全人口四万万五千万为比例，九百万人中才有大学一所，三万一千一百三十五人中才有大学生一人。诸君能在三万余人中争得一个受大学教育的机会，那未诸君已经是很幸运了。但三万余的多数人榨取其血汗，以供给诸君受大学教育，与其说是诸君幸运，毋宁说是正所以显示诸君使命的加重，诸君是社会的优越分子，眼前正陈列着许多问题，切盼着诸君动手做。

“认清时代”，“认清自己”，这是诸君应时时记着的两句话。时代很显然的是在转变。……这是一个非常的时代，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非常的伟大的时代里，诸君将怎样处置自己呢？（500）

“信仰”是真实的觉悟，也是生命力之泉源。在认清了时代，认清了社会之后，诸君尤必确定自己的信仰，遵依着自己的信仰去努力。否则，你便将如盲人骑着瞎马，在黑暗中乱窜，或者是你践踏了别人，或者是别人践踏了你。

我认为目前是己临到了空前动荡的阶段，中国尤其是己临到了空前混乱的阶段，诸君必须从经济的观点上去体认大众生存的出路，同时勇敢地把握自己的出路。悲与愤，伤感与颓唐，都是无用的，其结果适都等于自杀。（501）

（《敬告今年的大学毕业生》，1932年7月）

创造的大学里最重要的是学术自由，这“学术自由”四个字，往往被人误解为自由主义的学术。其实学术自由是追求真理的自由，如果追求真正（理）的自由都没有，根本就不能产生学术。

诸位的学校，是乡村建设学院，这条路是对的。我们提倡文化下凡四部曲……简单的说就是文化下乡，文化为老百姓服务。你们学校里，有教育系，教育下凡，教育为老百姓服务；有社会系……有农学系，农学下凡，农学为老百姓服务；有水利系……乡村建设的工作，是文化下凡的工作，这是应该努力的方向。（767）

（《创造的大学里最重要的是学术自由》，1945年4月）

要在上海及各大都市发展社会大学。我估计中国全国有四百万职业青年需要社会大学帮助他们进修。我们应该在全国展开社会大学运动。……

我改孔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社会大学之道：首先要明白人民的大德；其次要亲近老百姓；第三要为人民造幸福。

社会大学有两种：一是有形的，二是无形的。社会大学运动是要把有形的普及出去，并要给无形的一个正式的承认，使每一个人都承认这无形的社会大学之存在，随时随地随事进行学习。无形社会大学是只有社会而没有“大学”之名，他是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类都是同学。依“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之原则说来，人类都是先生，而且都是学生。新世界之创造是我们的主要的课程。（795）

（《开展社会大学运动》，1946年）

就我国目前之教育而言，吾人则认为对于此种“盲目”之留学，“浪费之留学”，以及“为留学而留学”之留学，实有予以考虑改革之必要。

……为作精深之研究，为吸入并考察外国之文化，派人留学，自断不可少。不过我国之派人留学，从无全盘之计划。国家之所急需者为何种人才，留学生之学成归国者究作何用，实毫未计及，即留学生自身亦毫未计及。派者盲目而派，学者盲目而学。每年分布各国之留学生，为数之多，或冠于世界各国。然其生活情形如何，不知也，其学业如何，亦不知也。二三年后，留学者昂然回国，曰我博士也，我硕士，学士也。一批博士、硕士渡洋而回，又一批候补之博士、硕士渡洋而去。循环往复，博士、硕士之数日增，而我国教育之衰落如故，政治之混乱如故，实业之敞凋，科学之不发达，文化之不进步亦如故，教育之成效安在？留学生之贡献又安在？（463）

夫以国内大学甚至中学毕业之学生，既从未一措意于我国之实际情形，复不晓民间疾苦。一出国门，耳闻目睹，皆表面上物质文明发达之国家之完美现象。留洋数年，除一身而外，自必全染欧化。学成归国，其所行与我国之实际情形，凿枘不入，盖为势所必然。（464）（《留学制度急应改革》，193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