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论国难教育与大众教育

索引6　陶行知论国难教育与大众教育

Ⅱ

这几天来，学生要罢课，校长不要罢课。这种矛盾怕是出于误会吧？依我看来，学校有平时之课、有战时之课；校长与学生应该好商好量的定出一个合理而有实效的办法来。我想那合理而有实效的办法是：“罢平时之课，上战时之课。”

虎狼已经进了房子吃人，做先生的不教孩子们拿真本领去援救亲姐妹，却要他们照旧诗云、子曰的读死书，那就算是不知事务了……那么如何是好？平时的功课虽要罢，战时的功课必须上。而且要上这战时的功课的人，不但是学生，凡是国民，都应当立刻上起战时之功课。战时的功课不是喊几句口号的爱国八股，也不是使个木头枪儿学一些立正开步走的武八股。我们必须上战时之真功课，以学得应战之真本领。（79）

（《战时的功课》，1931年10月）

外患之来，是一个民族的惟一的试金石。（207）（《创造中之中华民族》，1932年1月）

我们在这名单中，可能找出一个靠自己动手种田吃饭的农人？或是一个靠自己动手做工的工人？国难当头，不把绝大多数的主人翁请出来亲自解决，何能打破这个难关？（220）

（《国难会议与名人会议》，1932年1月）

只有真的三民主义才可以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的真正信徒，才能发生力量去救中国。（439）

主义也同样有真有假，党员也同样有真有假；只有真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真正的党员才能救中国。

要辨别他是不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我们就要考察他是不是在认真为民众做。（440）

（《定于一》，1929年3月）

Ⅲ

已经知道救国责任的学生是不容易随便摆布了。他们已经知道救国与读书并不是两件独立的东西；他们已经知道如果要读书是要读可以救国的书，而且是要把这些书里的真理拿出来实行救国；他们并且知道还有许许多多救国的真理，在书里找不着，而是要在实际生活里去体验出来。因此：“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不能安定受虎包围的野牛群。

学校的围墙是已经冲破了，整个的社会是不知不觉的成了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整个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无形无影的成了一个伟大无比的课程。（403）

（《连环的矛盾》，1936年1月）

“行是知之始”和“即行即知”，是一方面说明人类与个人的知识的起源，一方面叫行动取得主导的地位。行动产生理论，行动发展理论。行动所产生发展的理论，还是为着要指导行动。理论要通过行动才能发生它的力量、丰富它的内容。人类所遗留下来的积极的历史教训是从哪儿来的？是“数千年在生活斗争中”得来的。这历史的教训要通过大众的生活斗争，才算是大众意识了这个历史的教训。大众要在民族解放的实际行动中取得这历史的教训。这历史的教训便是解决国难最宝贵的真知识。（411）

争取中华民族劳苦大众解放的生活。便是我们所要的教育；争取中华民族劳苦大众解放之有计划的行动过程，便是我们所要的课程；整个中华民国好整个世界，便是我们所要的大学。

认定中华民族劳苦大众之解放的实践生活，是我们所要的教育，这是“生活教育”在国难时期必然要求的结论。（412）

（《答复庶谦先生》，1936年2月）

毕业，毕业，我们倘使不能把这垂危的中华民族救活了，谁也不配毕业。学生记着，小先生记着，我们千万不要为着一张毕业文凭而忘了救命呀，而忘了救中华民国的命呀！（417）

（《普及民族自救的教育》，1935年）

为什么要大众教育？中国是遇着空前的国难。这严重的国难，小众已经解决不了，大众必得起来担负救国的责任而中国才可以救……只须大众觉悟起来，不愿做亡国奴，与其拿生命来做敌人的肉炮弹，不如拿生命来争取整个民族的自由平等，我们的国难就必然的解决了。但是中国的大众受了小众的压迫剥削，从来没有时间、金钱、机会去把自己和民族的问题彻底的想通。加上了几千年的麻醉作用，他们遇到灾难，会武断的说命该如此。我们要一种正确的教育来引导大众去冲破命定的迷信，揭开麻醉的面具，找出灾难的线索，感觉本身力量的伟大，以粉碎敌人之侵略阴谋，把一个垂危的祖国变成一个自由平等的乐土。（440）

大众教育是什么？大众教育是大众自己的教育，是大众自己办的教育，是为大众谋福利除痛苦的教育，这种教育和小众教育固然大不相同，即和小众代大众办的所谓民众教育、平民教育也是根本矛盾……大众教育是对大众讲真话；专对大众说谎的教育是骗子的教育而不是大众教育；大众教育对着麻醉大众的歪曲理论是要迎头驳斥；始而装痴装聋，继而变成哑巴，终之而拜倒在当前势力之下，这是帮凶教育而不是大众教育。大众教育是要教大众行动，教大众根据集体意识而行动。只教大众坐而听，不教大众起而行，或是依照小众的意思起而行，都是木头人教育而不是大众教育……如果大众不起来，民族解放运动决不会成功；但是如果不拼命争取民族解放，中国大众自己也难得到解放。所以大众教育只有一门功课，这门大功课便是争取中华民族大众之解放。若只教大众关起门来认字读书，那是逃避现实的逃走教育而不是真正的大众教育。（441）

（《中国大众教育概论》，1936年5月）

现在是教育与国难赛跑。我们必须叫教育追上国难，把它解决掉。但是教育这个东西，能帮助解决国难也能加重国难，我们不可以随便干的。（444）

教育没有独立的生命，它是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唯有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的教育，才算是我们的教育。国难教育是教人救民族之命，则教育之命自然而然的得救了。（445）

民族之命非“小众”所能救。国难教育的任务，在唤醒大众组织起来救国。教育大众是当前国难教育之第一件大事……不许大众救国的教育，乃是亡国的教育，而不是救国的教育。

解决国难的教育方案，应该注重三种联系。

一是内容的联系。一切科目活动都以解决国难为中心而取得联系。

二是组织的联系。各界各团体都以救亡工作为中心而取得联系。

三是历史的联系。把现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历史的教训密切的联系起来。这样整个的中华民国是成了我们的伟大的学校。

……至于有些人想把国难教育像只小鸟儿关在课堂的小笼里，那更是自欺欺人了。

解决国难教育的方案是必须容许上层下层的对流。领导的人总想由上而下。但是纯粹由上而下的教育，只能造成被动的群众。被动的群众是发挥不出力量来担负救亡的责任。我们必须愿意被群众领导才能领导群众。……若把教育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专门培养领导者，另一部门专门培养被领导者，结果必定是教领导的人脱离群众的要求，致使国难教育变成一个麻木不仁的东西。（445）

高谈阔论不能救国。只有实际的救国的行动才能把将亡的国救回来，但不能盲行盲动……为教育而教育，不许行动的教育，乃是加重国难的教育，而不是解决国难的教育。（446）

（《大众的国难教育方案之特质》，1936年3月）

“大学之道在明大德，在新大众，在止于大众之幸福。”

“大德”是大众之德。大众之德有三：一是觉悟：二是联合；三是争取解放。“明”即明白，要教大众自己明白大众之德是这样。

“新大众”是教大众自新……新大学之任务是要教大众在真理的大海里洗个澡，天天洗，一世洗到老，使得自己的头脑常常是清清楚楚的，认识痛苦之来源和克服痛苦之路线。（447）

（《新大学——大众的大学》，1936年6月）

教师和学生大众站在这一条战线上来奋斗，才算是实行着真正解决国难的教育。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你和你的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452）

（《怎样做大众的教师》，1935年4月）

战斗即生命，在战斗中我们取得生命的力量，在战斗中我们取得生命的意义。没有力量，没有意义的生命，要它干什么？但是人类当中，有的高兴战斗，有的不高兴战斗，这是什么道理？这战斗性怎样可以失掉？

那么能消灭战斗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黄金！美人！醇酒！大官！还有比这些麻醉力伟大十倍一百倍的，是那许许多多歪曲的理论：博爱！爱敌！明哲保身！听天由命！等待五十年！三天亡中国！不抵抗主义！长期抵抗主义！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主义！武器不够不能抵抗主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主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主义！攘内必先安内，安内才能壤外主义！读书救国，科学救国，建设救国，币制救国，本位救国，英雄救国主义！我们只须把这些有形无形的麻醉品一扫而空，那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战斗力便如千军万马向前冲来，谁能抵挡？战斗生勇敢。（704）

不参加战斗的人成了比赛的足球、分割的西瓜、出卖的猪仔，简直是不像人了。至于敌人来到，自己不肯应战，反而麻醉威吓别人，叫别人都不抵抗，那更是民族的罪人了。

我们还得指出一个要不得的东西，这东西便是私斗……这些千千万万的小小的私斗，是浪费了民族的战斗力。所以，把这可耻的私斗情绪连根拔掉，我们才能配站在民族的联合战线上来做斗士。（705）

在不平等的战斗上，我们的枪炮飞机虽比敌人落后，都不足怕，只要联合的意识比敌人前进，必能克服一切艰难，取得最后胜利。

中华民族已到存亡关头，凡是受麻醉而不战斗、或迷恋在私斗里的人，都要被历史的巨浪所淘汰，留下真正的斗士用他们的热汗和鲜血，把新的历史一页一页的写成。

“一二八”的战斗就是这一部光荣的新历史的一页。它打破了“三日可亡中国”的错误的推测。它明白的告诉我们，只有战斗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它也明白地告诉我们，只有参加中华民族战斗才有做中国人的意义，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它还明白地告诉我们，“民族英雄”靠不住，要大众组织起来担负救国的责任，才是真正的救国。（706）

（《战斗》，1936年2月）

这个大学校，自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起，已经开学，还没有取名字，我姑且送它一块校牌，叫做“民族解放大学校”。（707）

学校虽大，功课只有一门。这门功课叫“民族解放教学做”，简单一点，它叫做“救国教学做”。先生教什么？教救国。学生学什么？学救国。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先生要在救国的行动上教救国，学生要在救国的行动上学救国。这样才是真正的救国教学做，这样才是真正的民族解放教学做。这门伟大的功课当然有许多细目可以分出来……这些细目都是以民族解放之实际行动为中心，有计划有组织的各种实际行动的过程，便是这个大学校的课程。（708）

照上面的观点来看，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是站不住了。救国与读书是分不开的。我们只读可以救国的书，救国的行动要求什么书我们才读什么书。最近教育部通告里说：“教育之生命即民族之生命”。这句话也要颠倒过来才是真理：民族之生命即教育之生命。不救民族之生命，哪能救教育之生命？这个大学校只救民族之生命，则教育自然有生命了。

这个大学校的教育也特别，前进的生活法便是前进的教育法。前进的生活法是什么？一是批判，二是战斗。这个大学是要根据大众的利害来批一切歪曲的理论，要为民族解放前途向汉奸卖国贼封建势力帝国主义拼命的战斗。（709）

（《民族解放大学校》，1936年2月）

逃避现实的教育不是真教育。真教育必与现实格斗。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我们所需要的是与现实格斗的真教育。（723）

（《教育逃走》，1936年4月）

所谓大陆政策，我们可在“伪满”的教科书中找得说明。他们是这样讲法的：“伪满定而华北定，华北定而支那定，支那定而东亚定，东亚定而世界大同”。他们就是这么一套。（730）

有些人在那儿做梦，以为只要靠了少数的当国者，就能够抗拒敌人，把中国复兴起来。这是没有的事！又有许多学者也正在那里做梦。以为写两篇“告日本国民书”，就可以把国难去掉。还有一两位先生，我知道他们这几天正在准备到日本去游说日本的朝野，我看他们将来终归要失望。他们都是书呆子，都是在做梦。

害怕农民工人，就不必谈救国！要救国定要农民、工人、文化界、学生以至兵士一齐大联合起来才行！我们要认定，这种民族革命的斗争是我们神圣的天职，我们不可以逃避，逃避的就是汉奸！（732）

如果他手上是有枪杆子，有飞机大炮的，他的责任是保卫国土，敌人来了就要和敌人开火。敌人来了，他说他要准备一下，这不是骗人的话？我们老百姓纳了许多锐，请你老人家带许多的兵守卫国土，我国失了东四省一大块，他说还要准备一下，冀察失了一块，说还要准备一下，究竟要准备到什么时候？（733）

（《粉碎日本的大陆政策》，1936年5月）

Ⅳ

大众教育是针对现实，小众教育是逃避现实。小众教育像古寺的和尚，古庙的修道，他们不愿跟现实接触的。华北的情况，最易看出来，日本的飞机，盘旋于古城之上，于是学者搬家，古物搬家，仪器搬家，只有古城搬不了家，这是逃走教育。高等教育尤甚，迁校啦，迁图书馆啦，逃走，逃走，搬走了事！否则做汉奸，投降！只有我们的大众搬不了家……而我们的大众教育也就没有跑掉，已经跑掉的不是大众的教育。真正的大众教育要和现实打成一片，现实也是大众的教育，永远跑不掉的。（54）

（《大众教育问题》，1936年5月）

本人年内致力于教育救国一途，始终主张教育与抗日救国运动应打成一片。

非抗日无以言救国，若国之不救，教育何为？（61）

（与南宁《民国日报》记者谈访桂计划，1936年5月）

各位试算算看，自“九一八”以后我们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或已经划入势力范围的土地有多大？据上海的小学生所得的结果，是等于二十二个江苏省，

最近日本已经改变了他们侵略的方法，这方法叫做“以华制华”的政策，即是利用军阀、政客、地痞、流氓以宰制中国的大众。所以也可以说就是汉奸的亡国运动。（73）

“九一八”以来所失之土地中有两个宝贝，一是辽宁的铁，一是华北的煤。这两个宝贝是发展民族工业不可少的。现在失掉了，我们的工业就不能发展。我们的工厂就为日本鬼打碎，以后只能永远靠着种田过日子，做他的农奴，供给他们的原料，做他们的殖民地。（74）

农民最重要的家伙就是土地，日本人用最低的价值买去……有一个富于抵抗性的农夫不肯出卖他的田地，于是就被日本人缚在马腿上，叫马拖着跑。幸得这个农人很强壮，给马拖了二十里后，解下来还能够站起来，仍旧是倔强的不肯卖。几个蛮横无理的日本人就把他打倒在地下，一脚踩在他头上，把眼珠踏出了。这是如何悲惨的事呢？

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生活，也是被压迫着过牛马的生活，两个人不能在一起说话，如果说了就挨打，不准读书，甚至《三民主义》、《千字课》或《老少通》都不可以有，搜了出来就要打屁股，打了才开除！若是找得出一本《大众生活》，那还了得！便说是共产党，即刻送到捕房去坐牢。日本工厂做工时间特别的长，每天十足至少十三小时。星期日十八小时，这多做的五小时是无工钱的。有一个在十九路军当过兵的工人梅世钧，他衣袋里带着一张军服小照，有一次被日本人检查出了，厉声地问他：“你当过兵吗？”“是的，当过兵！”“当过兵还来做工？妈的！”就一拳打过来。那位姓梅的工人是学过拳的，接着一拳打倒日本人，另外一个日本人过来，又被他一腿打倒在地上。于是他们就吹起警笛，召集来五六个日本人把这位姓梅的工友打得吐血，扔在门口，由他家里的人抬回去，不到几天便死了。这是如何悲惨的一回事呵！（75）

凡是在日本势力下的工人学生，完全不许读中国历史。“九一八”、“一二八”的历史更不用说了，整个事实抹掉去。在天津等地的知识分子若是高谈抗日，不久这个人就要失踪……在天津的日本军队，在街上行走的时候，如果有人碰着他一下，就是一刺刀……日本的军队竟然在省府卫士的刺刀上，擦火柴，点火吸烟，其辱国欺人凌害我同胞之情形如此！这种是什么生活？这就是日本大陆政策势力所到之地人民所过的亡国生活！

南京政府不抵抗，把美好的国土一片片的丧失，一面还厚颜与敌人杯酒言欢，高谈亲善，无耻何极？！对国人始终说假话，不承认不抵抗，而美其名准备抵抗！（76）

你南京政府不抵抗也罢了，不要压迫老百姓……不要把抗日救国的人当着罪犯来枪杀！（77）

（《中国的出路》，1936年5月）

民族解放与大众解放是一个不可分开的大革命。（97）

（《民族解放与大众解放》，1936年6月）

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在大步阔步的猛进，快要把整个的中国吞了下去。我们再也不能梦想依靠少数人去抵抗敌人了。有兵权的人再也不能梦想兵力万能，认为有了兵，就可不要民众了。要想真正粉碎敌人的大陆政策和粉碎汉奸出卖民族的毒计，是必须动员这三万万五千万民众，一齐起来做抗日救国的战士。（99）

在民众运动没有开放以前，政府怕民众闹乱子，设有指导机关。有时这种机关的作用，是太机械了……真正的指导是鲜明的抗日的旗帜、是正确的抗日的国策、是英勇的抗日的行动，除此之外，再也不需要别的指导了。（100）

（《一件大事》，1936年6月）

真正的民众运动是从一个共同的灾难发生出来，从一个共同的压迫发生出来，从一个共同的迫切的需要发生出来。它出来的目的就是要克服这种灾难，推翻这个压迫，满足这个迫切的需要。民众自己的命运受到威胁，他应该知道这威胁是从哪儿来，如何把它消灭掉。他所急需的是觉悟，为着要充分觉悟，普遍觉悟，他马上就要有交换意见之自由，即言论之自由。民众一觉悟这个灾难、压迫和需要，他马上就要有奋斗自由。为着要使奋斗有效，他马上就要有组织自由。一个真正的民众运动必是自发的。它决定自己的方针、计划、策略以与它的敌人抗战。参加真正民众运动的每一个分子都是自愿的、高兴的、拼命的，整个运动所表现的是生命，是力量。（104）

只要有人想灭中国，我们出来救亡不必等人允许。许不许由他，干不干由我。

民众运动不是秘密政党，是越公开越有力量。例如当前之民族解放运动是必须整个民族加入联合战线，才能把中国救出来。这种大联合不是秘密组织成功的。人人都有抗日救国的责任，即人人都应该加入这个伟大的运动。我们要公开的抗日，要公开的救国。我们要不惜牺牲一切争取抗日救国的民众运动公开的。（107）

（《民众运动》，1936年6月）

从来没有听说一个白血球怠战，也没有听说一个白血球说要准备才能抵抗。

但是有这种军队是太奇怪了。敌人来到东三省，他们就退到华北，敌人来到华北，他们还是退、退、退，总是预备退到堪察加”^[1]。他们的理论是：“敌人来得太快，我们没有准备好，等几年。”你看，奇怪的军队！（110）

抵抗是我们的天职，只有立刻抵抗才是生路。

藉口准备，而实恰恰是不准备，那是汉奸欺人之谈。

再要准备，只是准备亡国。若不想亡国，只有抵抗，只有立刻抵抗，在抗战中准备！（111）

（《抵抗论》，1936年6月）

时间的贫穷是不可耐的贫穷。时间的剥削是最厉害的剥削。时间的解放是顶急需的解放。

我们没有时间便看不清楚；没有时间便想不明白，没有时间便干不彻底。（112）

民族解放、大众解放、文化解放之焦点都集中在时间的解放上。争取时间的解放，是当前一个万分迫切的要求，谁要故意的剥削我们的时间，使我们没有空闲来解决国难，谁就是汉奸，就是我们直接的敌人。（113）

（《争取时间》，1936年7月）

我以为要救亡，必要抵抗。抵抗就要有比敌人更大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大的力量从哪里来呢？自然不会从天上掉下，是全国不想做亡国奴的人在救亡上联合起来，那就造成了这力量。所以我们要提出联合战线来，并且认联合战线是当前救亡的唯一方策。

联合战线也就是缩短战线，是把自己内部的矛盾消除……减少敌人几千几万的队伍，增强自己方面几千几万队伍。（117）

做朋友最要紧的是诚意，联合战线最不可少是诚意。联合战线不能有阴谋、有其他不纯正的野心。有人怀疑联合战线的时间，那真是太近视，抗日那里就是一年两年的事，联合战线也绝不是一时的苟合，是有着相当的时间呀！并且打退了日本，民族解放还有事做，还需要联合，共同携手的日子还久得很呀！（119）

（《扩大联合战线是当前救亡的唯一政策》，1936年7月）

抵抗之先决条件，须集中全国力量，我国现有四种力量，即（1）国民政府二百万军队；（2）西南政府；（3）红军；（4）民众。惜乎此四方面之力量，迄尚各走各路，甚至互相倾轧，彼此牵制。结果所谓力量，实等于零。不惟无由对外，内战之祸，亦因以肇矣。总而言之，今日救国之图，非联合各方力量于同一对外之战线不可，然而联合之前，有一条件须先做到，即各方应将彼此私仇积怨，摒弃无遗。集内战之力量以为对外，化无谓之成见共谋国难。诚如是，中国民族始可得救。（123）

（《答星洲日报记者问》，1936年7月）

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日人侵我不全吞中国不止。所以，有笔杆的人，就要用笔杆抵抗；有钱的人，要用钱来抵抗；有主义的人，要用他的主义来抵抗。无论是经济，是文化，是武力，都可抵抗，都应该抵抗。（142）

我们如果做了亡国奴，不只我们要做，世世代代，连我们的子孙小孩，都要做小亡国奴。（144）

（《新中国与新教育》，1936年7月）

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只有抵抗，才能救国；要想抵抗，必须发动整个民族的人力、财力、智力、物力，叫它们一起联合起来，才能保证胜利。

联合战线不是一块空招牌。我们要在战斗上联，才是真的联，联而不战，和战而不联，都不能克服我们的敌人。

道同志合的人，是早已联起来了，不大用得着联合战线的口号。这个口号的作用，是要叫素有仇恨或政见不同的集团彼此宽容，拿笔杆枪杆对付一个共同的大敌人。这种宽容，是民族生存的救生圈。（151）

联合战线是中国救亡唯一的政策。（152）

（《我对于联合战线的认识》，1936年8月）

要抗日才能救中国，要抗日才不会做亡国奴。但是要怎样抗日呢？抗日的办法有三种：第一种是经济抵抗；第二种是文化抵抗，第三是武力抵抗。三者要并行。经济抵抗，在消极方面要抵制日货，在积方面要提倡工业。文化抵抗要提醒大众，教育大众，使大众能觉悟，组织起来。武力抵抗就要一切实力派，一切的党派都能联合起来，一齐抗日。（157）

（《联合起来、抗日救亡》，1936年9月）

《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之再度说明。

第一、是要“停止内战”。连年的国共战争，到了现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是应该停止了。我们知道军队的责任是保护国家领土，并不是残杀自己。

我们要立刻停止这姐妹相杀的内战。（163）

第二、我们是“反对包办”。人人都要救国，救国决不可以包办。

因为有人要包办，或是包而不办，所以不许大众起来。没有大众作后盾，所以国土一块块的失掉。

第三、“我们要求大众起来”。国民党的党员是中国人，共产党的党员也是中国人。各党派以及无党无派的都是中国人。同是中国人就要联合，国共要联合，各党各派要联合，全国人民应一致大联合，组织成一个如铁一样坚固的抗日救国联合战线。我们要组织大众，武装大众，才能够抗日，才能够建设一个新中国。（164）

第四、我们要有真的准备，不靠假的准备。

第五、“我们要救国、就必须抵抗。”

第六、我们“要宽容”，抗日是我们当前最大的任务，所有新仇旧恨和一切党派的成见，都应抛开，互相宽恕。

第七、我们“要防挑拨”。敌人从前挑拨国共分家，现在是以华制华。他们对于我们的大团结一定要离间，我们不可不防备。（165）

第八、我们要有好意的批评。我们讲宽容应该宽容到能容纳善意的互相批评。

第九、我们要坦白，把疑心病根治掉，不要怕人利用。老实说，谁要利用我抗日，我死也情愿。若彼此怕人利用，结果必是一盘散沙，要被敌人各个击破。

第十、我们要在战斗上取得联合。为什么联合？为作战而联合，不对敌人作战是联不起来的。

第十一、“作战要有中心，团结要有中心。”我们作战和团结的中心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66）

第十二、我们要给战士吃饱……我们要为抗日救国而改善大众的生活，我们为了抗日救国要解除大众的脚镣手铐。（167）

大众也有“大学”，实在说，大学应该是大众的学府。但大众的大学并不是从前所谓之“大学”。从前的大学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众的大学也有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大德，新大众，在止于大众之幸福。（168）

什么是大德？大德就是大众的道德。大众的道德有三：第一是觉悟；第二是联合；第三是争取解放——争取民族大众的解放。凡是麻醉大众、拆散大众、软化大众的教育便是世界上最不道德的教育。

国难教育的目的是要解决国难，要解决国难就须教大众联合、教大众组织，教大众争取民族大众之解放。（169）

（在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1936年10月）

Ⅷ

强迫教育的新意义，在强迫有知识者教人，强迫有钱者兴学，强迫有权者允许幼辈属下求学。求学如吃饭，用不着强迫。我们要劝导人民拿着饭碗求学，不强迫人民丢掉饭碗读书。这是顶重要的一条路线。（386）

（致台和中，1935年1月）

Ⅺ

自日本暴行发生以来，我举国学生青年，椎心泣血，悲愤万状，有投笔从军者，有啮指血书者，更有愤恨自杀以促国人之觉醒者，奔走呼号，血泪交流，一种爱国家爱民族之热忱，可歌可泣。中华民族之一线生机，应其在是。中国尚有此民气，有此青年，吾人敢断言中国必不致灭亡，中国前途尚充满有无限之希望。

……故处此一发千钧之时机，如何诱掖青年步入奋斗正轨；如何指导青年之奋斗应急而有效；如何保持青年之朝气，助长其创造新时代之能力；如何坚定其意志，使其情感不致涨落无常，斯为我全国教育家在今日抗日救国运动中所应负荷之重责。（354）

吾人认为目前之中国，已入于非常时代，教育界本身应有非常之认识，教育本身应有非常之教育。

非常之认识与非常之教育为何？吾人以为：

第一，教育家本身应认清本国，认清日本，并认清世界。当前欲灭我民族者为日本。但日本何以侵我？我何以被日侵？世界列国何以不出面干涉？进一步言，日本侵我之意义何在？日本暴行于远东与世界将发生若何影响？设使我东北遂长此落入日人之手，世界局势又将起若何变化？我国将陷入若何地位？都应有相当之认识与把握，惟知彼知己者乃能决胜负，惟内审国情外晓世界者乃能谋对策。故欲抗日救国，必先自知，必先知日，亦必先知世界。此全国教育界在今日应有之认识。

第二、应认识学生……惟认识学生，乃能把握民族之将来；惟亲近学生，乃能使学生之行动趋于积极而有效；亦惟有与学生打成一片，乃能使教育之效率增多。（355）

第三、应认识教育之使命。教育之使命，在于推进社会，推进时代，使社会日即于合理之轨道，使人群日步近幸福乐园。青年学生即为推进社会之动力，即为创造时代之先锋。如何使用此动力，如何领导此先锋，即为教育界之责任。故教育界绝不应有传统观念，不应因循守旧，不应固守成轨，应领学生日趋于维新之途。

国处今日，势如累卵。举国上下，从今日起，如再不以毫不疑虑之态度，领导朝气勃勃之青年，作维新有效之奋斗，而犹畏首畏尾，固守旧轨，因循徘徊，则民族前途决无可救。

次之，在此非常时期，自应有非常时期之课程……应删除一切不切实际不切需要之课程，即最经济之时日与办法，教授应急之救国科目。（356）

（《抗日救国运动中教育界之责任》，1931年10月）

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国难教育应该有几个特点：

一、目标单一　共同努力争求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与领土主权的完整。

二、大众化　仅靠少数知识分子救国是不够的，有了大众，力量方能增厚。

三、联系的　国难教育关起门来办，办不成的，必定要学校里的工作与社会发生联系，与历史教育发生联系。

四、行动的　单在课堂里讲救国是不够的，一定要实地工作。这种行动不可盲行盲动，须有计划、守规则、有纪律的组织。

五、自动的　民众运动，绝非长官要他怎样动便怎样动的，如果被动的，他必不高兴动，救国运动便不能坚强。现在的教育要设法怎样给民众自动的能力。（612）

（《国难教育的特点》，1936年2月）

现在谨先将我们两个基本主张贡献于读者：

（一）我们坚决地主张教育目标的大众化

我们所主张的大众教育，包含有两种意义：其一，过去的教育是少数的独占的教育。这种少数独占的现象，不但是一种社会病态，而且与需要大众为民族生存而斗争的现局相矛盾。教育的大众化，不仅站在大众的立场，是我们应有的权利；即从民族立场观察，亦是我们应有的责任。所以我们主张，将少数的独占的教育归还于大众。其次通常的教育，每专指学校内的教育而言，并且以为教育的任务只在教人识字读书，但是，我们所理解的大众教育却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认为，教育并不是被以砖墙或篱笆围着的学校所限定，而且教育的主要目的，也并不在于教人识字读书——固然识字原是重要的手段——而是在教人，在行动中解决他自身与他所属的社会的困难。所以，我们主张的大众教育，是要冲破学校的墙围而以整个社会为教育的场所，而且由文字、知识的教育，扩大为超文字的行动的教育。（614）

（二）我们坚决主张教育理论的现实化

这里所谓理论，决不是空想的，而是要从现实的综合的观察中发现事件的联系。过去的教育正犯了两种相反的错误：一种是离开现实的空想的理论，如所谓人格教育、文化教育；另一种是根本缺乏综合理论的实验主义教育观。他们都只是枝枝节节地做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工作，看不见或看不清楚教育与现实的各方面的联系。这两种错误见解，更递地在中国教育领域内散播了不少的毒素。现在，我们对于这些错误是要不客气地给予清算的。

教育是一种行动，而行动需要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的行动，是盲动。并且行动之是否成功，要看理论之是否正确。因为不正确的或歪曲的理论，是要导行动陷于错误的泥潭的。即以国难教育为例，假使不了解什么是国难，不了解教育的本质、或不了解国难与教育的联系，则在教育的实施上，必然地要陷于错误……所以正确的教育理论是教育行动上所不可须臾或离的。（615）

我们今后的努力，一方面要竭力将教育建筑在大众的基础上面，而另一方面要竭力建树

一种正确的合于现实需要的教育理论，以为教育行动的指导。（616）

（《大众教育》创刊号发刊词，1936年5月）

欲要救国，谋民族之复兴、必须抗敌。欲要抗敌，必须打倒汉奸。（626）

（《中华民族的出路》，1936年5月）

大会认为在目前，一切读死书的工具教育和读古书的麻醉教育都是罪恶。我们马上需要大批青年战士，去指导救国工作，去担任救国任务；所以我们不能在救国的意义之外，浪费一点一滴的青年脑汁，更不应该相反地消灭青年救国情绪。（636）

大会认为中小学校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是战时领导人民最伟大的势力，必须加强其组织，同时改善其待遇。

大会认为儿童是抗日阵线中的预备力量，应该立刻普遍地加以教育和保护，使无饥寒流浪之苦……以储蓄国家之人力。（637）

（《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第五、十一部分，193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