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论反洋化教育

索引5　陶行知论反洋化教育

Ⅰ

今之号称新人物者，辄以仪型外国制度为能。而一般人士，见有能仪型外人者，亦辄谓为新人物。虽然，彼岂真能新哉？夫一物之发明，先多守秘密。自秘密以迄于公布，须历几何时？自公布以迄于外传，又须历几何时？况吾所仪型者，或出于误会。以误传误，为害非浅。即得其真相，而辗转传述，多需时日，恐吾人之所谓新，他人已以为旧矣。不特此也。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同者借镜，他山之石，固可攻玉。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试一观今日国中之教育，应有而无，应无而有者，在在皆是。此非仪型外国之过欤。（7）

（《试验庄义与新教育》，1919年2月）

建筑最忌抄袭：拿别人的图案来造房屋，断难满意。或与经费不符，或与风景不合，或竟不适用。日后懊悔，损失必多。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今当改革之时，我们对于国外学制的经验，应该明辨择善，决不可舍己从人，轻于吸收。（39）

至于外国的经验，如有适用的，采取他；如有不适用的，就回避他。本国以前的经验，如有适用的，就保存他；如有不适用的，就除掉他。去与取，只问适不适，不问新和旧。能如此，才能制成独创的学制——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的学制。（40）

（《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1922年）

外国学校制度的影响　中国自道光、咸丰以来，与外人交接，总是失败。自己之弱点，逐渐揭破；外人之优点，逐渐发现。再进而推求已之所以弱和人之所以强。见人以外交强，故设同文馆；见人以海军强，故设水师、船政学堂；见人以制造强，故设机器学校；见人以陆军强，故设武备学堂；见人以科学强，故设实验馆。同治以后，甲午以前的学堂，几乎完全是这一类的。这时各学堂，受泰西的影响最大，大多偏重于西文西语，专务抄袭西国学堂的形式。甲午战败以后，大家以兴学为急务。此时热心兴学的人，对于从前之偏重西文，颇不满意，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当时最有势力的反动。（421）

（《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1922年1月）

Ⅱ

“打倒贵族式的农业”。“提防书呆子的农业”

他们同是努力要运用科学去建设适合本国生活之教育。他们现在极力要避免的就是对于外国制度之盲目的、囫囵吞枣的抄袭。（346）

（《北齐庙会期内之农民教育运动》，1927年5月）

现在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的，就是从前的教育，都是像拉东洋车一样。自各国回来的留学生，都把他们从外国学来的教育制度拉到中国来，不问适合国情与否，只以为这是文明国里的时髦物品，都装在东洋车里拉过来，硬灌在天真烂漫的儿童心坎里，这样儿童们都给他弄得不死不活了，中国也就给他做得奄奄一息了！我从前也是把外国教育制度拉到中国来的东洋车夫之一，不过我现在觉到这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我们现在要在中国实际生活上面找问题，在此问题上，一面实行工作，一面极力谋改进和解决……我们认定必须这样，将来中国的新教育才能产生呢！（356）

（《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创校旨趣》，1927年8月）

Ⅲ

别抄袭　不要梦想把欧美现成的歌谱拿来填词。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半殖民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调子。这个调子在欧美的乐谱里是没有的。它是要我们大众队伍里的天才在中国的土壤气候里抚养起来。（473）

（《大众歌由与大众唱歌团》，1936年6月）

Ⅳ

我们在这十二年中干了些什么事？三件事，还没有做完……

（一）反洋化教育的用意并不是反对外来的知识。我们对于外洋输入的真知识是竭诚的欢迎。但是办学校一定要盖洋楼、说洋话、用洋书才算是真正的学校，那可不敢赞同，有些洋化教育家没有抽水的洋马桶是几乎拉不出屎。尤其是没有工业的生产而他们要工业的享受和花费。中国是个穷国，哪能禁得起这样的浪费……

（二）反传统教育也不是反对固有的优点……

（三）建立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原理方法。我们之所以反对洋化教育和传统教育，是要开辟出一条大路，让这半殖民地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可以出来。（355）

（《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1939年3月）

Ⅵ

在1919年以前，中国教育还处在模仿外国的十字路口，它时而模仿日本制度，时而模仿德国制度，时而模仿英国制度。这种从外国搬来的教育制度，不论他们在本国多么富有成效，经过这样照搬过来，是不会结出成功之果的。直到最近，中国的教育界人士和一般人才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只有透彻地研究自己的需要和问题，才能确有把握地制定出一套真正适合中国国情并为中国服务的教育制度来。……在这之前，中国有点盲目地模仿外国。最初，为了学习新的，就抛弃了一切旧的。现在，中国已经逐渐认识到，旧的未必一定就坏，新的也并非必定就好。（277）

（《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1925年6月）

中国以往曾经相当盲目地追随它的老师，但是还没有一位老师成功地为中国的问题提出满意的解决方法。

每一位老师都在某些方面对中国有所帮助，但是全盘照搬任何一种体制都把中国引上了歧途。最初，中国抛弃了一切旧的东西，采用新的东西，然后逐渐认识到，旧的东西未必坏，新的东西未必好。因此，我国教育工作者变得比以前更加审慎得多了。现在他们对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反应，不再是照抄照搬，而是加以质疑、审查、实验和选择。这种态度的逻辑结果有助于通过吸收国内外新旧事物中最好的东西设计出最适合新中国需要的一种教育。过去的经验和外部世界的经验必须吸取，然后这些经验才能有利于增强民族的活力与福利。批判的和实验的态度是创造性的。只要人们抱着这样一种态度，适应中国人生活的真正的中国教育就有可能产生出来。这样一种创造已经开始。（322）

（《中国》，1926年）

意识到模仿西方教育的灾难性失败。（378）

（《中国人民教育大纲》，19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