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发起国难教育运动

十二、陶行知发起国难教育运动

（一）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缘起

1936年1月初，陶师提出组织国难教育社。陶师为什么要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

时至1936年初，整个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了。中国的领土日本侵略者可以随时占领，我们的主权敌人可以随时随意摧残。黄河以北的领土已经不属于中国；华北五省也将变相的被占领去。更令人气愤的是敌人进攻中国，除了武力占领外，还采取了“以华制华”，利用汉奸占领中国的手段，这种手段是越来越毒辣了。

大家已经清楚地看到，敌人侵略中国，是它一贯的“大陆政策”，它一天不将中国沦为它的殖民地，便一天不会松手！再看，当敌人侵入国门，汉奸和准汉奸的活动又是多么猖獗！陶师说：“我们除了反抗敌人的侵略，没有法子可以获得民族的解放；我们除了流血，不会获得自由。”（Ⅲ，798）陶师说，“一二·九”运动表现了整个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要求，是英勇地执行了半殖民地知识分子的先锋的任务。（Ⅲ，799）“一二·九”运动以来，不到半个月，这一运动获得了各方面的同情和响应，文化界、妇女、店员都在“一二·九”的影响下组织起来。特别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提出的救亡主张，在广大知识界和大众里已经有广泛影响；最近又提出《国难教育方案》，国难教育就是“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决国难；教育知识分子将民族危机之知识向大众传播。”（Ⅲ，799）

教育大众起来担负民族解放的伟大任务，不是件容易的事。它要求一切愿意执行这个《方案》的人联合起来，互相督促，往前工作，互相交流工作经验，所以更需要一个集中的领导，组织一个国难教育社，来实施这个《方案》。

在“一二八”四周年纪念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陶行知被选为理事。

1936年2月23日，国难教育社成立，陶行知被选为理事长，张劲夫（中共党员）任总干事。

（二）国难教育社成立宣言

国难教育社成立时，郑重地发表了如下宣言（摘要）：

a）国难教育，是民族解放斗争中最重要的工作。

b）抢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是每一个不愿意做亡国奴或汉奸的中国人所应有的责任，决不是某一党某一派所能包办得了的。

c）国难教育，最主要的，就是暴露并廓清“奴化教育”和“买办教育”的理论，就在暴露并廓清一切歪曲事实麻醉大众的理论。

d）单有理论、没有行动，还是不够的，每一个社员都应积极地执行国难教育的工作。

e）不要忘记：只有有组织的力量，才是真的战斗的力量，只有集体的行动，才是真的战斗的行动。每个社员要积极地拥护本社，诚意地接受它的指导、执行它的设计。

国难教育社还有《简章》和《工作大纲》，工作是比较严密的。国难教育社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总干事是入党不久的张劲夫，他是晓庄师范大学部30级学生。

国难教育社怎样开展工作？国难教育社是一个教育机构，但它的办学方式与传统学校教育不同，它的办学原则是：方便群众，把教育送上门去。它的施教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开办大众学校、读书会、时事研究会；

——开办新文字补习班；

——开办国难教育讲习班；

——举办军事、防毒救护、运用交通工具等常识技术讲习班；

——举办国难演讲、旅行演讲；

——组织巡回电影放映团、巡回演讲团、巡回歌唱团、巡回戏剧团、弄堂流通图书馆、马路流通图书馆、乡村流通图书馆；

——出版大众国难读本，及各级学校国难补充教材；

——特约教育刊物发表本社言论；

——调查各地国难教育之设施、及敌人文化侵略之实况；

——指导分社及社员团；

——介绍进步书报；

——联络其他救国团体一致推行国难教育；

——募集国难教育实施经费。

国难教育运动，实际上也是普及教育运动的继续，教师不够，仍然要采用“小先生制”，即知即传。“小先生制”是陶行知发现的普及教育的生力军，在国难教育之初，“小先生制”已日趋完善，并于1936年春，《小先生联合会组织大纲》颁布，标志着小先生已经成为中国大众普及教育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纲领的教师队伍。有了“小先生制”，国难教育便能走进千家万户，使劳苦大众起来挽救国家危亡。如此，陶行知发起了国难教育，擂响了声声战鼓。

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在民族存亡一缕，陶行知为挽救国难工作紧张的时候，母亲曹翠仂于1933年11月去世，夫人于1936年4月23日病逝，终年40余，留下4个孩子，长子21岁、最小的四子年仅12岁。人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亲人的离去。七年前，最早离去的是陶行知的胞妹陶文渼（于1929年病逝），当时陶行知心都要碎了，哀痛之极，便写了《文渼指导之遗志》，文中写道：“文渼指导是我的亲妹，我的益友，我的导师”，“我十年来的事业，她没有一件不曾给我很大的影响和帮助。我成功，她为我欢呼；我失败，她给我安慰；我走错了路，她拉我回头；我走向生活，她勉我前进。没有她，便没有我。从此，我的生命已经残废了一部分。但是瞎子可以专精音乐、聋子可以专精图画。我只希望因为一部分的残废可以完成另一部分的使命。我愿她在我心里活着，仍旧帮我做个有益人类的人。”（Ⅱ，462）陶师是个坚强而理智的人，接二连三的亲人离去，他悲伤至极，然而他擦干了眼泪一如既往继续战斗。在蒋介石血腥统治下从事革命工作，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特别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蒋介石竟成了一位杀人狂，施尽其卑鄙的暗杀手段。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杨杏佛的死，令陶十分痛心。1934年11月13日，《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沪杭公路上。史量才为什么遭暗杀？原因也很清楚，只因为《申报》改革后发表了许多革命文章，例如陶行知的《颠倒的逻辑》，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还有三论《“剿匪与造匪”》，都是公然反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要求实行民主，共同抗日。对此，蒋又惊又气，亲手批了“申报禁止邮递”的手令，禁邮达35天。史量才坚决顶住了国民党的压力，并接受陶的建议，支持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张政治民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这一时期的状况，陆定一回忆说：“早在1927年至1937年这一段白色恐怖时期里，白区的党由于国民党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法西斯政策和党内的王明路线，白区党被破坏殆尽……这时异军突起，出现了以宋庆龄、何香凝、鲁迅、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为代表的非党员的共产主义者，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还宣传共产主义世界观。他们对革命是立了大功的。”（《陆定一文集》第781页）实际上，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也封不了共产党人的嘴，在陶师所办的各个教育机构里，都有不少的共产党人在战斗着。陶师自己也说：“我是你们的篱笆，当心别把我冲倒了。”陶师认为，他目前暂在党外，可能对大家帮助更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的纯洁无私的党性、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