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教育运动_陶行知教育思想基

战时教育运动_陶行知教育思想基

四、战时教育运动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不是嘴上说的东西，而是一种行动。在民族垂危之际，在战争的非常时期，教育尤其不能空谈，而应当跟着生活走，陶行知说：“教育只是民族大众人类解放之工具，当日本帝国主义危害我们生存的关头，生活教育者每上一课自必要问：这一课对于抗战能有多少帮助？”“抗战演讲、宣传，若不通过抗战生活，我们不会承认它是真正的抗战教育。”“如果抗战建国是要真正的干出来，那么生活教育的理论便要求为干而看，为干而谈，为干而玩、为干而想”。（Ⅱ，270）

这里，陶行知阐明了生活教育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抗战不是空谈的，要实干，抗战教育也不是空的、要实干，而且不通过抗战生活就不是真正的抗战教育。有位大学校长说他没练过战时教育，不知怎么去办，便用“百年大计”做盾牌掩护自己。在战争年代，这类校长多着咧。充分暴露了传统教育之无能。生活教育下，逃避现实的教育不是真教育，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我们所需要的是与现实格斗的真教育，“针对着现在说，我们要拿抗战的生活来克服妥协的生活。”（Ⅱ，269）

“生活教育就是教学做合一”（Ⅱ，30）或教、或学，都以“做”为中心，都离不开生活，“不做无学、不做无教；不能引导人做之教育，是假教育；不能引导人做之学校，是假学校；不能引导人做之书本，是假书本。在假教育、假学校、假书本里自编骗人的人，是假人——先生是假先生、学生是假学生。假先生和假学生所造成的国是假国，所造成的世界是假世界。”（Ⅱ，652）这种假教育不能引导人们去与日寇搏斗。相反，它却会麻醉人民。

在生活教育里，“书是一种工具，一种生活的工具，一种‘做’的工具。工具是给人用的，书也是给人用的。”（Ⅱ，652）但中国的教科书，过去和现在都是以文字为中心，只是认字和读文的书罢了。陶行知批评说：“以文字为中心而忽略生活的教科书，好比是有纤维而无维他命之菜蔬，吃了不能滋养身体。中国的教科书，是没有维他命的书。”（Ⅱ，656）陶行知呼吁：“全民族对于中国现代的无能的教育，该有觉悟；对于教学做合一之理论，该使之普遍实现，若再因循苟且，则可以救国之教育，将变成亡国之催命符。到了那时，虽悔也来不及了。”（Ⅱ，665）应该说，这种教科书在这非常时期，尤其不能使用，因为它不会使人产生战斗力。(www.guayunfan.com)

毛泽东在《演讲》中指出：“现在我们教科书上还缺乏一部分，就是生活教育，就是讲怎样吃饭、怎样生活、讲大米、小米，养牛喂猪等等。”“这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天下是经济第一，其他东西第二”，“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统统要以大米小米养牛喂猪作为基础”，“教科书中就要把这一部分补进去。”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言简意赅，有深刻的内涵。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拿什么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靠着“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就是劳苦大众的发明创造，也是生活教育理论的自觉运用的结果。

传统的教育，漠视人民大众切身的政治经济问题。在生活教育下，政治经济问题是社会的中心问题，也是教育和学校的中心问题。生活教育倡导“政富教合一”。陶行知说：“我们要知道等到富力成为民的富力，政治力成为民的政治力，然后生活才算是民的生活，教育才算是民的教育。在教育的立场上说，我们所负的使命：（一）是教民造富；（二）是教人均富；（三）是教人用富；（四）是教民知富；（五）是教民拿民权以遂民生而保民族。”（Ⅱ，561）这就是说，要人民觉悟起来，做生活的主人，自己解放自己。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上述论述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对生活教育理论的一个肯定，边区与国统区迥然不同。在边区，是真抗战，并且实现了三民主义，讲了的已经做到了，正如陶行知所说：政富教三件事“在遂民之欲达民之情”上合起来了，做到了“教民拿民权以遂民生而保民族。”

陶行知深刻地看到：“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然是一个真正生活教育者。即使他不承认他是一个生活教育者，按着生活教育的理论说来、他也是一个道地的生活教育者。”（Ⅳ，428）这就是说，在边区过的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抗战生活，实行教学做合一，说的与做的完全一致。在延安，在陕甘宁边区这也开展了生活教育运动，1940年成立了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为什么毛泽东亲自为小学教师讲《抗战教育的“知行合一”》，这是上世纪30年代初，陶先生发起普及教育运动中推行“小先生”制的一个经验。让小学教育去训练小学生成为“小先生”，肩负起普及教育任务，从而推动抗日。

在国统区，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虽然实行党义教育，书上讲三民主义，但没有人做，而且做的是相反的事，言行不统一，根本的原因在于“富人拿政治与教育作工具以遂富人之欲而达富人之情”，“政客拿富人之力与教育以遂政客之欲而达政客之情”，（Ⅱ，561）《党义教科书》也“只是党义识字书”，“它们教您识民权的字，不教您拿民权；教您读民主的书，不教您干民主的事”，“这种党义教科书读了后，至多，他们可以成为三民主义的书呆子。”（Ⅱ，654）。教学做不合一，便是假教育；假教育必然是教学做不统一的。不让人做，就会“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在战时教育时期，生活教育的宗旨是什么？陶行知说：“一、提高生活水准；二、启发警觉性；三、培养创造力。这无疑是我国今日当务之急。”（Ⅳ，274）在生活教育下，教育和生活是一个东西，提高生活水准就是“把教育推广到生活的边际，使生活提高到教育的水平。”（Ⅸ，817）具体讲来，就是要过抗战生活，受抗战教育，说的和做的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