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觉醒_陶行知教育思想基

中国的觉醒_陶行知教育思想基

三、中国的觉醒

1925年，陶行知指出：“在1919年以前，中国教育还处在模仿外国的十字路口，它时而模仿日本制度，时而模仿德国制度，时而模仿美国制度。这种从外国搬来的教育制度，不论他们在本国多么富有成效，经过这样照搬过来，是不会结出成功之果的。直到最近，中国的教育界人士和一般人才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只有透彻地研究自己的需要和问题，才能确有把握地制定出一套真正适合中国国情并为中国服务的教育制度来。……在这之前，中国有点盲目地模仿外国。最初，为了学习新的，就抛弃了一切旧的。现在，中国已经逐渐认识到，旧的未必一定就坏，新的也并非必定就好。”（Ⅵ，277、278）

晚清时期，光绪二十四年（1898）制订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还没有受日本的影响。那时虽被日本打败，但清政府并不服他，当时负责管理京师大学堂的咸丰状元孙家鼐说：“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Ⅰ，422）但是日本为什么如此强，也不得不考虑，便有人去考察。加之日本是近邻，又由于1900年庚子失败的刺激，更觉兴学为救国大事，刻不容缓了。还由于国情及文字关系，日本学制最易仿效。所以，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特受日本学制的影响。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奏定学堂章程》，对于日本学制抄得更完备了，直到民国颁布学制，对于日本的学制，更是随意抄袭。德国、美国的学制对中国也都有过影响。“六三三制”即从美国学来。“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新旧文化激烈冲突，中国的教育开始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面对世界多元化，深刻反思，积极选择，广大学者从思想意识方面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这时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也已基本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