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工农的教育政策

第二节　面向工农的教育政策

马克思说：“劳动生产力是多种情况决定的，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的速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如果工人阶级不能摆脱没有文化的状态，如果它不能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如果它不掌握科学和不善于根据科学的原则来管理经济，那它就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倡导下，我国开始建立面向工农的教育体系。

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1949年11月1日，我国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任命马叙伦为教育部长，下设办公厅、高等教育司、中等教育司、初等教育司、社会教育司等机构。教育部成立后，同年12月23—31日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就在这一次会议上，确定了全国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导方针，主要是：“坚持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转变。其中转变的具体方法为：对于老解放区的学校要求巩固和提高，即进一步正规化，按正规学制办学。对于新解放区的学校，则是接管和改造旧公立学校，处理和接收外资津贴学校，整顿和接办私立学校。

关于“坚持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主要考虑我国当时的国情。我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认为在推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过程中，应该“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这就是当前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中心方针。离开这个方针，我们就会出偏差，就会犯错误”⁽⁹⁾。其中对于工农速成中学作了如下的规定：“工农速成中学，修业年限为三年至四年，招收参加革命斗争和生产工作达规定年限并具有相当于小学毕业程度的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施以相当于中学程度的教育；毕业后，得经过考试升入各种高等学校。”⁽¹⁰⁾

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开幕词上也明确强调：“应该特别着重于工农大众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我们的小学校应该多多吸收工农的子女，我们的中学校和大学校，也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工农青年大大开门，以期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的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的坚强骨干。这是中国新教育建设的工程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我们应该首先努力促成其实现”。⁽¹¹⁾

在过去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工农干部和工人很少有机会受到系统的教育机会，所以他们整体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都较低。但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需要大量建设干部和技术人才，尤其需要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工农干部，作为新中国的骨干力量。为此，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的文化水平，培养他们成为知识分子，以适应各项建设事业的需要，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1950年8月，我国教育部又颁发了《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规定了建国初期中学课程科目，其中必修科目有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自然、历史、地理、外语、体育、音乐和制图。在此基础上还颁发了《数、理、化三科精简纲要（草案）》，以供各地普通中学数理化教学参考。这三科精简的原则是各科目之间分工明确，删除重复的部分，增加科技新知识。如普通初中化学精简后的内容如表17-1所示。⁽¹²⁾

由表17-1可以看出，虽然经过精简，科学科目的内容依然十分庞杂，而且，描述性的科学内容占了绝大多数，科学实验内容几乎没有涉及，掩盖了学科内在的逻辑体系，不利于学生掌握系统的科学知识。除了科学学科内容庞杂之外，在这一阶段我国教育的又一重要的特色就是，新中国教育建设“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这一点，对我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学校科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教育工作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的密切结合。老解放区教育以巩固与提高为主，并为新的大发展准备条件。新解放区教育工作的关键是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

表17-1　1950年我国普通初中化学内容

二、面向工农的中小学教育

在建国初期，我国秉持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的精神，在中小学的接管、恢复和整顿过程中，贯彻中小学面向工农的政策。

马叙伦特别指出：“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应该特别着重于工农为主体外，我们的小学校应该多多吸收工农的子女，我们的中学校和大学校也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工农青年大大开门，以期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的坚强骨干。”⁽¹³⁾“学校要为工农子女和工农干部开门”，要“创办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培养建设人才”。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草拟了工农速成中学的实施方案：“建议全国解放军、各机关、工厂、学校尽量举办工农速成中学，招收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入学，修业年限暂定为3至4年，课程力求精简，基本要求是使学生获得中等文化水平和基本科学文化知识，能升入大学深造，培养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¹⁴⁾

学校教育如此，科学研究亦是如此。建国初科学工作者代表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也提到：“中国提倡研究近代科学也有好几十年，其间也出了一些个别的杰出的科学家，也个别发表过一些有价值的科学著作。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科学已经很进步了呢？不能这样说。中国的科学并没有在中国土地上生根，中国人过去从外国，主要是从英、美、德、日等国学来的一套科学知识，在中国觉得全用不上，中国的科学论文，一般只是替英美杂志添一些枝叶。其所以没有生根，就因为中国的科学研究没有和中国人民建立起血肉相连的关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决定了科学与人民无缘。人民觉得科学对他们没有用，因此也就不加以重视，科学家觉得人民不懂科学，因此也就抱着不愿对牛弹琴的态度，科学家不想替人民解决问题，人民也不向科学家提出问题。”“今天中国人民是迫切需要科学家替他们解决问题，科学家也有义务替他们解决问题，也只有这样今天科学家才能得到人民的爱戴和荣誉。中国科学研究一旦和中国人民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中国科学的繁荣是指日可待的。”⁽¹⁵⁾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国整个中小学教育事业开始着力进行面向工农的方向发展。

1950年初，教育部筹办了1所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到年底，全国共创办了24所工农速成中学，招收学生4400名。1952年全国小学工农成分的学生达到学生总数的80%，1953年，中学工农子女和其他劳动人民子女占到71%。而且在各级各类学校招生时，优先录取工农青年和工农子女，有时还采取降低文化考试录取标准及选送、报送、免试入学等方法，给予工农及其子女以照顾。为了保证工农子弟的入学，各地还积极采取多项措施。⁽¹⁶⁾

1.适当放宽入学条件

由于许多工农子女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为实现他们的入学要求，各地普遍采取了适当放宽入学年龄，降低录取分数线的做法。一些地方初级小学学生的入学年龄放宽到12足岁，高级小学放宽到最高不超过16足岁，插班生的年龄以此类推。

2.增设儿童识字班和夜中学

为了吸收更多的工农子女和贫困学生入学，一些学校还利用现有的学校校舍，附设儿童识字班或儿童晚班。1949年4月，北京四中、一中、女二中等学校都办起了儿童识字班，而且不收取费用。经过几次招生，共招收学生10609人。对仍不能入学的儿童，由大中学校学生和中小学教师，利用现有校舍组织儿童识字班。识字班每天上课3节，每周上课6天，全年上课不少于40周。

从1949年下半年起，上海市一部分私立小学办起了工人子女晚班和儿童晚班。1949年10月，上海市还按规定在敬业、格致、育才、市东、虹口、晋元中学和市立师范7所学校创办夜中学，招收产业工人、店员、手工业者以及贫苦失学青年入学。其中以贫苦失学青年为主要对象的称为普通班，分为初中、高中两个阶段，实行三三制。以青年职工为主要对象的称为“职工班”，实行四年一贯制，精简课程，保证基本教学质量。而且全市的夜中学都免收学费，仅收少量杂费。1950年12月，上海市教育局还正式颁布《儿童晚班暂行实施办法（草案）》，对设置儿童晚班的目的、原则、入学年龄、上课时间及课程设置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从而保证了夜中学的推行。

3.在劳动人民密集地增设学校

由于解放以前，在工人和劳动人民居住比较密集的地区学校很少，给工农子女入学造成了困难。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不少地区都纷纷克服困难，想方设法增加学校。1949年，北京市在门头沟设立市9中，1950年，又分别在长辛店设立市10中，在崇文门外设立市11中以及在丰台设立市12中。上海市也纷纷增设学校，1951年上半年，就在隆昌路和齐齐哈尔路新建小学两所，下半年又在当时的榆林区新建长阳路小学，在普陀区新建长寿路小学。这些小学都是专收职工子女的。这些学校的建立，对于扩大工农子女的入学率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将面向工农的教育全面推进。

三、工农速成中学及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创办

1949年12月，我国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草拟了《工农速成中学实施方案》，建议全国解放军、各机关、工厂、学校都尽量举办工农速成中学。1950年上半年，中央和各大行政区分别开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师资培训班，并试办了一两所工农速成中学。同年，教育部与北京市文教局还联合创办了《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共招收学生120名。随后，各大行政区和部分省、市也开始试办工农速成学校。1950年9月20—29日，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主要讨论实施工农教育的方针及加强对工农教育的领导问题，还修订通过了6项加强工农教育的草案。

随后，国务院在12月14日发布了《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的指示》。教育部在1951年2月10日颁发了《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工农速成学校的任务是招收参加革命或产业劳动一定时间之优秀的工农干部及工人，施以中等程度的文化科学基本知识的教育，使其能升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培养成为新中国的各种高级建设人才。不愿或不宜升学者，可直接或经一定时期的业务训练后分配工作。”而关于工农学校的入学条件是，“凡年龄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具有相当于高小毕业的文化水平、身体健康，并由原机关、部队、工厂、农场及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送选，经考试及格后入学。学生参加革命或产业劳动的年限为：工农家庭出身或本人是工农成分的干部参加革命3年以上；非工农家庭出身，本人又非工农成分的干部参加革命5年以上；工厂、矿山、农场等产业部门的青年工人，工龄在3年以上”⁽¹⁷⁾。

根据1952年7月23日颁发的《关于调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工工资及学生人民助学金标准的通知》，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全部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每人每月30元。这样的举措，对于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的中国而言，是相当了不起的。由此可见，我国对于推行面向工农的教育政策的坚定。

工农速成中学的修业年限暂定3年，必要时可延长为4年。课程设置为国文、数学、自然、化学、物理、地理、历史、政治、制图、体育、音乐等11门课程。1952年12月18日，教育部发布《工农速成中学分类教学计划》，将工农速成中学修业年限一律定为3年，并决定高等学校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学生毕业后可升入本校学习。高等学校可供选用的教学计划共有三类，《工农速成中学教学计划第一类》，预备升入高等学校文史、财经、政法等科；《工农速成中学教学计划第二类》，预备升入高等学校理科和工科；《工农速成中学教学计划第三类》，预备升入高等学校医科、农科及生物学等科。原先独立设置的工农速成中学采用哪类教学计划，由各大区教育部根据具体情况，分别确定。

这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对我国工农速成中学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到1950年底，全国共创办工农速成中学24所，招收学生4400余人。1953年，全国共有工农速成中学58所，在校学生58000余名，其中工农干部占56.3%，产业工人占25.5%，军人占18.2%。1954年，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发展到87所，其中57所附设于各类高等学校，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实践证明，对于工农干部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不用循序渐进的方式而采用短期速成的方式使之升入高等学校，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

除了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之外，我国推行面向工农的教育政策的又一项重要举措是，举办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根据政务院《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以及教育部在1951年2月10日颁发的《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方法》，我国开始着手在全国创办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

这类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机关、工厂、人民团体举办，或者由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干部学校创办。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创办，其主要目的就是招收具有初步阅读能力的工农干部，在校实施相当于完全小学程度的教育，修业年限一般为两年，必要时可延长或缩短。课程设置为语文、算术、自然、地理、历史、政治、体育、音乐等8门课程。

四、科学大众化和普及化运动

为了更好地推行面向工农的教育政策，除了创办各类工农学校之外，我国还积极推行科学大众化和普及化运动。关于科学大众化，1950年1月，《科学大众》杂志发表了题为《论科学大众化》的文章，认为“科学家研究的材料，即是日常事务，但是研究出来的结果，反而很深。要使大众能够了解，而没有其间许多阶段以为联结，是不可能做到大众化的地步的”。除此之外，还需要在我国创办通俗科学杂志、大众化的通俗教育馆、更通俗而部分鉴赏性的动物园、植物园及陈列馆等。只有这样，“科学在中国的前途，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达到”。

为了实现科学的大众化，则必须要求自然科学的通俗化。关于如何实现科学的通俗化，科普专家高士其专门撰写了《自然科学通俗化》的文章，他认为：“自然科学通俗化问题，就是怎样把科学的材料，变成人民的语言的问题。”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内容问题，即收集材料应该选择那些为中国人民所迫切需要的，应该多方面去调查、去考察，和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取得密切的联系，不能专从书本出发，就开始动笔，或是从外国直接搬运过来；二是思想问题，即有了材料，就要进一步认真研究问题，对于这些材料，必须加以反复研究，切实地根据中国的历史、政治以及群众的实际生活和生产，不断补充和修正；三是语言问题，即要善于运用群众语言，要丢掉文言的包袱，要尽量使作品国语化，要割断欧化的尾巴，避免使用冗长的词句，避免枯燥乏味的说教或使用死板教科书的形式，要尽量避免用专用名词，不得已要用，也应当加以解释，同时还要多举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例子。”⁽¹⁸⁾

在实现科学大众化、通俗化的要求下，1949年11月1日，我国就成立了科学普及局。该局成立后，曾先后七次召集了北京市自然科学工作者、文教工作者和人民团体的文教工作者座谈会，除此之外还专门召开了一次科学普及问题的座谈会，确立了科普局的工作方向：“大家一致认为科学知识的宣传对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建立有极大的作用，使工农兵大众能够掌握生产建设中的科学技术而认识自然发展的规律，当然更有现实的需要。”同时，科普局还专门正式出版了《科学普及通讯》，“力图促起大家的注意，通力合作，为提高工人、农民、士兵的科学水平而努力”。科学普及局还试图建立全国的科学馆网，“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科学普及机构可以把普及工作的各种形式如陈列馆、图书馆、电教、讲演、实验、小组活动等综合运用，是对工农兵进行直接科学教育的最好武器”⁽¹⁹⁾。

随后，我国就着手建立人民科学馆，开始对旧的科学馆进行改造，改造为以工农兵为主要对象的社会文化普及机构。在工作方式以及组织形式上，“科学普及工作要能为群众所接受便必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最好采用实物教育，形象教育的方法”。还需要将“陈列展览工作当作中心”，“陈列方式要反对字典式的，学院派的脱离实际的方式，应该是有主题的，有系统的，从人民的生活生产实际出发的陈列”。这种重视面向大众、面向工农的科学普及方式，对于推动民众科学文化事业特别是科学普及事业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在建国后一年中，全国主要城市共举办了58次大规模的展览会，参观人数达到476万余人。特别是由一些学校和科普机构所举办的主要关于生物进化的自然科学展览会，受到了民众极大的追捧。

面向工农的教育政策，一时之间我国工农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神州大地上，这对于提高当初工农文化水平是有积极作用的。科学的大众化和科学的通俗化，最根本的还是体现了我国要实现科学本土化、中国化的要求，这是人民科学观的要求，也是发展民族科学的根本体现。这一切不仅提高了民众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对于他们科学观以及科学的世界观的形成有重大的意义，推动了工农大众文化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