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育的新起点

1946年3月，美国第一次向日本派遣教育使节团，使节团共有27名成员，包括大学校长、系主任、大学教授及教育界官员，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康茨（G.S. Counts）、比较教育学教授坎德尔（I.L. Kandel）等著名专家。3月初，使节团抵达日本，分成教育行政、师资培养与教育方法、课程与教材4个小组开展活动。经过近1个月的考察研究，使节团向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提交改革日本教育的报告（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Education Mission to Japan），4月6日这份报告公开发表。这份详细而全面的报告，成为日本政府制定教育改革政策的主要依据。报告用六章篇幅阐述日本教育的目的及内容、语言改革、初级与中级学校的教育行政、教育方法与师范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针对日本教育长期存在的弊病，报告指出：无论教师还是行政官员，关于教育者的职务应该记取一个教训：“教师最好的能力，只有在自由的空气中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制造这种氛围是行政官员的工作，不能制造与此相反的氛围。孩子们具有无法估量的资质，只有在自由主义的阳光下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给予自由主义之光是教师的工作，而不是给予相反的东西。”报告针对教科书问题指出：文部省事实上垄断小学教科书的制作，指定中学教科书的制作并使其接受文部省的审定。制作和选定教科书都没有与教师协商。报告指出：在制作和出版教科书的过程中，应该贯彻普遍竞争的原则，以具备健全的教育内容。“只要给予机会，教师、督学官都会在教材的钻研和评价上表现出充分的能力。只有多数人努力，才能有发展新的优秀设计的更好机会。文部省主要出于经济需要，不能把选定教科书完全交给教师决定。选定教科书的工作，应该交给来自一定地区的教师委员会进行。只有日本的教育者才能出色完成这项工作。”报告“建议”限制文部省的权限：“文部省是统治日本精神世界的权力中心。这个官厅的权力未必没有被滥用过。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们提议，削减其行政管理权。这意味着现存的全部教育系统、教学法、教程及人事等许多管理权，应该移交都道府县及地方学校行政单位。应该废除强行统制学校的督学官制度。”此外，报告还建议日本不应该盲目模仿其他国家的教育制度。美国教育使节团彻底否定文部省滥用权力控制学校教育的做法，明确提出了纠正和预防措施，力主在教育改革政策中贯彻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要求解除政府对教师和学生的精神控制，禁止灌输天皇制意识形态，解放文部省对教师和地方教育行政人员的束缚，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具有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的学生。日本教育委员会与美国教育使节团全面合作，1946年3月提交了一份《应该协助美国教育使节团》的报告，表示必须重新确立“新教科书观”，“关于教科书的正确认识，既是正确的教育方法的必然结果，也是正确的教育方法的出发点”。[9]日本教育委员会的这份报告，表明日本政府接受美国教育使节团的指示，执行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教育改革政策的立场。

1946年11月3日，在盟军总司令部提出的宪法方案的基础上，日本政府以修改1889年发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方式，颁布了历史上第一部民主主义宪法《日本国宪法》。新宪法将过去天皇掌握的国家主权交给国民，确定基本人权与和平主义。宪法第9条规定，放弃战争和禁止拥有战争力量，不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和平宪法”规定了战后教育立法的原则。日本政府遵循新宪法确立的民主主义原则，在第一次教育使节团报告的具体指导下改革教育体系。1946年5月至1947年2月，文部省发表《新教育方针》，1947年3月颁布《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废除国定教科书制度，出版战后第一个《学习指导要领普通编（试行方案）》，关于教育方向和教育方针作出具体规定，其中包括教科书明确记载“日本侵略中国”等内容，这是日本政府反省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错误的体现。《新教育方针》规定：“必须把新日本建设成和平的文化国家”，因此，有必要用“对真实的爱”凝聚国民，提出“热爱真实之心，首先是科学精神本质的体现，构筑在合理精神与实证精神之上。”《新教育方针》关于“教育者”规定：“在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的国家，教育被作为战争手段，或者在‘为了国家’的借口下，受到领导人的干涉。因此，教育者不能以自由意志沿着自己坚信的正确的教育道路前进，他们被来自上面的命令强拉着，被外来的压迫挤压着，处于意志低迷的状态。和平国家的教育回到正确的教育道路，因此，无论哪个教育者都能不受束缚，自由地致力于本职工作。这应该是当今教育者的巨大喜悦。”[10]上述事实证明，文部省全面否定了战前推行的教育制度，提出教育必须贯彻科学精神，为了保障“合理”与“实证”精神发扬光大，文部省在否定剥夺教育者权利的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的同时，承认教师拥有进行自主教育的自由和权利。

1947年3月31日文部省颁布的《教育基本法》，是制定各项教育法令的基础文件，它遵循新宪法的原则规定，制定了日本民主主义教育的目的、理念与教育行政大纲，确立了战后民主主义教育体系，为教育民主化提供了法律保障。基本法彻底否定了二战以前的教育宗旨，制定了新教育理念：“我们期望培养重视个人尊严、渴望真理与和平的人，同时，必须彻底普及普遍的、以创造个性丰富的文化为目标的教育。”《教育基本法》由前文和11条正文组成，第1条“教育目的”规定：完善受教育者的人格，使其成为和平国家与社会的组成者，教育“必须培养热爱真理与正义，崇尚个人价值，重视勤劳与责任，充满自主精神，身心健康的国民。”第2条“教育方针”规定：为了实现上述教育目的，“必须努力尊重学术自由，切合实际生活，培养自发精神，相互敬爱，相互协作，为创造与发展文化作贡献。”第10条“教育行政”规定：“教育不服从不正当的管辖，应该直接对全体国民负责。”[11]这一体现新宪法原则，保障民主主义教育的法律问世后，不断遭到妄图推翻战后民主主义教育、篡改侵略历史的右翼政治势力的攻击。修改《教育基本法》是修改“和平宪法”的“前哨战”，可谓日本国内政治的常识。

与《教育基本法》同时公布的还有《学校教育法》。教育法共有9章108条，是根据《教育基本法》制定的民主主义教育制度的法令。教育法规定：设立新学校教育体系，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设立大学院（研究生院）；将义务教育从原来的小学至中学的6年延长至9年；特殊教育义务化；男女同校。日本战败初期，教育体制尚不稳定。直到1949年，长野县的各所学校即使同一学年的学生，或在旧制初中毕业，或被编入新制高中，学制几乎半年一变。[12]当时，无论从国家和地方的财政状况出发，还是根据产业界的迫切需要，日本政府只能将义务教育制度提高到9年制。大多数日本民众要求子女中学毕业后工作补贴家用，希望升入高中者不足25%。产业界则因为战后复兴缺乏人手，急需大量年轻且有一定素质的劳动力，因此强烈要求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

1948年，日本政府公布《教育委员会法》，按照1946年4月美国第一次教育使节团提出的防止文部省滥用权力的建议，在全国建立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教育委员会。这项改革对于实现教育民主化，教育地方分权化，教育摆脱官僚控制具有重要意义。1948年至1952年全国各都道府县及各市町村先后设立了教育委员会，县级教委委员7人、市町村级委员5人，均由当地居民公选产生。教委采取合议制，有权任命教职员和编制教育预算，任命教育委员长，教职员的权益受到法律保护。按照文部省颁布的《新教育方针》，教员工会发挥以下作用：“如有来自政党的不正当的压迫，发生教育方向受到歪曲，教师身份不稳定的危险时，教员工会组织必须用团结的力量，保障教育的正确状态和教师身份的稳定。”[13]1947年6月，日本各都道府县的教职员工会，联合成立了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日本教职员工会”（简称“日教组”），此前分别从事教职员工会运动的“教员工会全国联盟”（“教全联”）和“全日本教员工会协议会”（“教全协”）两大组织系统从此实现了统一。日教组以中小学教员为主力，包括幼儿园、高中、大学的部分教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教育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力量，是积极开展反对篡改教科书运动的主要工会团体之一。

文部省在《学习指导要领普通编（试行方案）》（1947年3月20日）中提出：当前教育领域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划一的倾向”得到改变。“迄今为止，上面决定的事情都要坚决执行，现在应该说，来自下面的大家的力量正在完成各种工作。”“以前的教育内容都是由中央决定的，无论在哪里、对什么样的儿童都一律实行。所以必然形成划一状态，在教育现场没有发挥钻研创新的余地，造成现场教育不合理，削弱了教育的活力。”以每年4月初必须讲授“樱花”为例，按照以前的规定，无论何处的学校都要在同一时间讲“樱花”一课，全然不顾气候温暖的地方樱花早已凋谢，比较寒冷的地方樱树刚刚长出蓓蕾，导致“教师照章办事”，教育没有生机。这一指导要领也是文部省制定的教科书审查标准，表明了官方的“历史认识”：教科书记载“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按照这个规定，1946年文部省编写的小学至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以及此后民间出版社编写的数种历史教科书，都表述了“南京大屠杀事件”。许多教科书还表述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15年战争和占领东南亚等日本对外侵略的史实。[14]文部省规定：指导要领“指导学习”，不具有从前的教师用书的性质———指明一条不容否认的道路，而是为了指导教师怎样制作适应儿童及社会要求的新教学课程。广大教师认为，这意味着它不具有法律规定性质，是指导教师研究教学的入门书和参考书。明确这一点，对于认识文部省逐步加强指导要领的法规性质，并且据此采取强令删除教科书中表述日本侵略内容的违规措施非常重要。总之，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教训，特别是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强制推行的民主化改革，给日本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校教育及教科书获得了新生。

战后初期，文部省曾努力通过编撰教科书普及民主主义思想，1947年8月发行的《新宪法的故事》即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新宪法的“准教科书”。书中这样写道：“为了不再进行战争，日本国宪法决定了两件事，一件是不拥有军队、军舰、飞机以及用于战争的一切东西。今后，日本没有陆军、海军和空军。这叫放弃战争力量。‘放弃’是‘扔掉’的意思。但是，大家决不要感到不安，日本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做正确的事，人世间没有比做正确的事更强大了。另一件是在与其他国家发生争执的时候，绝不用战争打败对方，实现自己的主张。为什么呢？因为主动进行战争，结局将是毁灭自己的国家。宪法还规定，即使不发动战争也不能用国家力量威胁对方。这就叫放弃战争。日本与其他国家和睦相处，如果与世界各国都成为好朋友，日本国就能够繁荣。为了不再发生第二场可怕的战争，大家不要再发动战争了。”[15]这类宣传和平主义思想的教科书及其他教材，在儿童心中播种下“不战”的种子，使他们成长为坚信和平与民主主义思想的新一代，形成战后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基础。1948年至1949年文部省出版了最后一套教科书《民主主义》（上下册），1950年6月通过审定。这套教科书最初是为高中一年级学生编写的，后来也用于初三学年的教学。它折射出日本战后教育制度及其法制建设的基本状况，表明了文部省对战前教育的深刻反省：教师向学生灌输教育内容，学生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不能自己学习和掌握真理，仅把学习知识作为出人头地的手段。更为恶劣的是，战前的日本教育特别是历史教育，根据政府指示教育学生坚信日本是“神国”，强制学校引进军事教练。政府权力强大，偶尔有学者站出来保卫学术自由，也被逐出大学讲坛。“政治歪曲教育，为以太平洋战争为顶点的日本悲剧，稳步、顺利地做好了准备。”鉴于深刻的历史教训，日本政府终于认识到：“政策统治教育是很大的错误，政府应该尽可能地支持教育，但不能用政策来改变教育方针。教育之目的在于培养热爱真理与正义的、能够完成法律、社会、政治等方面责任的优秀的社会成员。如果国民把国家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与其他人一道努力解决，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然能够施行。然而，不能仅在制度上完善民主主义，如果运用民主主义制度的人没有掌握民主主义的精神也决不会有好结果。教育的重要性恰恰就在这里。”[16]文部省对民主教育、民主精神与民主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可谓不切中要害。

1950年8月，美国政府向日本派出第二次教育使节团，其中包括第一次使节团的5名成员。第二次使节团的任务是检查3年来日本政府是否按照第一次使节团的报告进行了教育改革，在此基础上，按照美方的要求进行指导。当月，日本文部省发表一份报告《日本教育改革的进展》向美方汇报教改成果。美方密切关注的教科书问题是这份报告的重点之一。报告在“改善教科书内容及其制度”部分总结说：有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迹象的教科书已经转变为民主主义的教科书，教科书不再是必须和唯一的授课内容，而是帮助学生学习活动的教具之一。按照《学习指导要领》的规定，适应学生的兴趣、经验和各地的实际情况增减教科书的内容，选择妥当的教材补充教科书。教科书的内容及教科书发行制度也进行了修改：（1）从旧教科书的内容中删除了危险的部分———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神道教义、妨害国际亲善的内容，1945年至1946年使用了经过删改的教科书。（2）文部省一面编辑符合新教育目标的学习指导要领，一面着手编写小学、初中和高中教科书。大部分教科书从1947年开始使用。由于许多教师作为编辑委员参与这个过程，他们切合实际的知识和经验得以反映到教科书中，与从前相比，教科书明显改善。（3）1948年施行了新教科书审定制度，民间人士编写并通过审定的教科书，与国定教科书一起（将来应取代国定教科书）在小学、初中和高中使用。目前已开始受理审定1949年以后使用的图书。第一年教科书审定的合格率很低，第二年上升，第三年申请审定的图书增加，通过审定的教科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提高，学校能够从这些国定的、种类丰富的教科书中自由选择使用。尚未完成的改革是，“今后还存在把文部省现在从事的教科书审定工作移交给地方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教科书纸张供应状况的好转，同时，有必要提高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的作用，今后继续为此而努力。”[17]文部省的这份报告总结了教育改革的成果。正如日本数十位著名史学界、历史教育界的权威人士所指出：“战败后，日本历史学和历史教育的出发点是，深刻反省战前的历史学和历史教育，在把国民引向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8]在日本投降到1950年这段时间里，美国占领当局通过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教育改革，在文部省的积极配合下，日本建立了和平民主的教育体系及其法律保障，制定了新教科书制度，并且编撰出一批新教科书，彻底改变了战前及战时的教育状况。然而，文部省的这份报告并不符合使节团的要求。经过考察，美方向日本政府提出第二次使节团报告，要求日本政府配合美国的远东战略转变教育方向。此后，日本战后教育民主化进程开始逆转，以上列举的教改成果后来都成右翼势力攻击的目标。

[1]吴廷璆主编：《日本史》第798~799、805~815页。

[2]［日］Herbert J. Wunderlich; The Japannese text book problem solution, 1945—1946，引自中村纪久二：《教科书社会史》，第221~222页。

[3]海后宗臣编：《战后日本的教育改革1教育改革》，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版，第40页。

[4]［日］中村纪久二：《教科书社会史》，第220页。

[5]李秀石译：《现代史的日本》小学卷，第225页。

[6]［日］中村纪久二：《教科书社会史》，第220页，第225~227、236~238页。

[7]［日］细谷俊夫等编：《新教育学大事典（2）》，第一法规出版社1990年版，第492~493页。引自胡建华《战后日本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8]吴廷璆主编：《日本史》，第799页。

[9]［日］《第一次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1946年3月31日），《应该协助美国教育使节团———日本教育委员会报告》，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54~155页。

[10]［日］文部省：《新教育方针》，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56页。

[11]［日］《教育基本法》，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57~158页。

[12]［日］依田熹家：《离开早稻田校园之际———早稻田一带的今昔》，《亚洲太平洋研究》2001年第4期，第165页。

[13]［日］日本教职员工会中央执行委员长槇枝元夫：《朝着确立民主的教科书制度的方向》，文部省《新教育方针》（1945年5月—1947年2月），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4、156页。

[14]［日］俵义文：《从教科书问题看历史认识———尤其是最近日本的潮流和动向》，2001年10月北京中日国际研讨会论文。

[15]［日］文部省：《学习指导要领普通编（试行方案）》（1947年3月20日），文部省：《新宪法的故事》，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59~162页。

[16]［日］文部省：《民主主义》下册，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65~166页。

[17]［日］文部省：《日本教育改革的进展》（1950年8月），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68页。

[18]［日］2000年12月5日，60位日本著名史学界和历史教育界权威人士联合发出紧急呼吁：“不能把历史教育交给歪曲史实的教科书”，至2001年2月15日共得到829位历史学家和历史学者的支持。［日］俵義文「徹底検証あぶない教科書———『戦争ができる国』をめざす『つくる会』の実態」資料編、学習の友社2001年、第1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