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育战略的问题

日本的教育战略有着非常鲜明的日本特色，对推动日本教育及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日本的教育战略在制定及实施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分析和思考。

首先，从教育战略制定的过程及程序看，日本的教育战略从思路酝酿到正式出台实施的周期过长。如前所述，日本的教育战略、教育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均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整个过程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由于战略制定周期漫长，这使其战略出台的及时性及目标的针对性大打折扣。以被视为明治以来高等教育改革第三座里程碑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为例，早在1971年，中央教育审议会即已提出国立大学法人化的构想。至1996年，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在施政纲领中明确提出了国立大学法人化的改革目标，并在随后的内阁行政改革会议最终报告中予以确认。但具体的实施方案及细节在此后的中央教育审议会历经波折，直至2001年6月，各方意见才趋于一致，方案才被提交日本国会审议，而日本国会通过《国立大学法人法》则已是2004年4月，整个过程持续近8年。教育战略制定周期漫长一方面有利于各利益集团进行充分的讨论，最大限度地保证多方利益的平衡，减少教育战略实施过程中可能的障碍。但另一方面，由于多方利益的博弈，正式推出的教育战略有可能偏离最初的目标构想，同时出台时间的严重滞后也可能导致教育战略实施时机的错失，影响其实际的成效。仍以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为例，日本政府最初提出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构想中包括“文部省有权对大学发展目标的提出及实施结果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与政府拨款挂钩”一项，日本政府希望以此强化大学对社会变革的反应。但此举遭到国立大学协会以“破坏大学自主性”为由的强烈反对，迫使文部科学省调整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具体操作方案，并强调：教育与研究目标的设定将充分考虑大学的意见；其评价委托专门的第三方机构；校长人事安排采取尊重大学主体性的政策，不实行主管大臣直接任免的制度等。如此才使《国立大学法人法》草案获得国立大学协会的勉强同意。但从近年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具体效果看，这一调整并未收到实效，双方均对法人化改革的现状不满。总体而言，日本教育战略制定周期漫长主要源于日本的体制结构，这在短期内将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其次，从教育战略制定的依据及目标上看，日本的教育战略主要依托国家战略展开，在制定教育战略时，过多考虑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忽视教育发展内在规律的倾向较为明显。近代以来，日本教育对推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作用巨大，由此日本各界普遍将教育视为提升日本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推力，这使得日本的政界、经济界在构想并制定、实施教育战略的过程中态度积极主动。纵观21世纪以来日本所实施的各项教育战略，基本由政界及经济界主导并推动：基础教育学力提升战略的提出源于自民党及经济界强化日本后备劳动力竞争力的考虑；产学研协同战略的实施更是直接反映了经济界提升日本产业技术含量的呼声；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的提出虽然有来自教育界的呼声，但其之所以能够付诸实施则完全与日本政府改善日本大学的国际形象，提升日本大学在国际科学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有密切关系，整个战略实施框架完全反映文部科学省的意图，即削弱对大部分大学的资金投入，重点扶植少数顶尖大学发展。由于战略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主要出于政治经济考量，虽然在制定、实施过程中有中央教育审议会等教育界机构的参与，但框架构建及具体实施优先关注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对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有所忽视，对教育战略的长期稳定推进产生了不利影响。比较明显的案例即是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及教育国际化战略等。

国立大学法人化的目的是改变国立大学长期定位于文部科学省的下属机构的状况，理顺大学与行政部门的关系，提高大学办学的自主性。但自民党在推进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时更多地将其视为削减公务员人数、减轻政府财政支出的捷径。这使国立大学的法人化改革停留在表面，大学与文部科学省的关系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而留学生扩招政策的出台，更是日本政府教育战略制定中政治考量至上的典型。由于日本在扩招留学生的过程中关注的重点是日本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这使其更多地关注留学生数量的增加，对改善留学生就学环境缺乏系统整体的考量，尤其是对日本大学课程设置及学位体制的国际化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使日本大学对海外留学生完全缺乏吸引力，只能靠高额的奖学金来吸引学生，其数量的增长也极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