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育战略的特点

综合前几章对日本教育战略的介绍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21世纪的日本教育战略主要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主次分明，重点清晰

纵观21世纪日本教育战略，主次分明，重点清晰，以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与发展为突破口，以此带动全局发展是其最鲜明的特点。

在日本五大教育战略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教育国际化、产学研协同及体制改革等都涉及高等教育领域，可以说21世纪日本教育战略并非全面布局，平均用力，而是主次分明，将实施重点及突破口放在高等教育领域。这一点，从对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的咨询报告的类别分析中也可确证。

中央教育审议会是直属日本首相的内阁咨询机构，自成立以来一直负责日本教育战略的设计及实施细节的调研工作。从2000年至今，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的咨询报告中涉及高等教育的共22项，涉及基础教育及生涯教育的仅13项。而且这13项报告中多为宏观报告，如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完善特殊教育体制、提高教师素质等。明确涉及学校教育改革的仅4项，主要为完善义务教育体制（2项），改进初等、中等教育课程及改革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大纲等。而在高等教育领域，既有宏观性的高等教育总体发展战略的思考（4项），更多的是有关高等教育质量保障（7项）、留学生与国际化（2项）、专业学位（2项）、顶尖大学建设（1项）及专业教育改进（6项）等的报告，涉及领域的广度与深度远远超过其他各类教育。

除了报告数量，有关高等教育的报告明显超过基础教育外，从涉及全局教育战略的报告内容中也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以1997年6月发表的《展望21世纪我国教育的趋势》为例，该报告的核心是展望并规划新世纪日本的教育战略，对2000年以后的日本教育改革全局发挥了指导性作用，其中的许多建议都在此后10多年的教育改革实践中付诸实施。报告全文分5章，涉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及生涯教育等各个方面，总计7.6万多字，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除了第三章专文分析外，第四章中也有所涉及，总字数达4.3万，超过其他各章字数的总和。

日本政府为什么将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发展战略中的重中之重？其理由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首先，日本的基础教育已获得充分发展。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教育现代化的重点始终是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日本政府希望以此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战略在20世纪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一方面日本的义务教育普及率在1950年即已达到99％，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彻底实现了高中教育普及化，高中毛入学率达到100％。基础教育的普及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促使日本在8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的教育公平问题解决得较为成功；同时，相比于高等教育领域，日本基础教育的问题较少，这使其在勾画21世纪教育发展战略时可以从基础教育领域腾出精力转而注重高等教育的发展。

其次，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知识、技术的创新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高等教育作为知识创新及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它对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05年发表的中央教育审议会报告《我国高等教育的展望》中明确指出：知识经济社会背景下，高等教育对国民的人格塑造，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振兴，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等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国际竞争的关键实质上是国家高等教育体制及政策的合力。（中央教育審議会.我が国の高等教育の将来像［EB/OL］.http://www.mext.go.jp/b-menu/shingi/chukyo/chukyo0/toushin/05013101.htm.）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及科学技术领域的巨大优势与其研究型大学的出色表现有密切的关系，构建美国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由此成为21世纪日本国家战略及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

再次，高等教育改革被日本政府视为摆脱国家危机的关键。一方面，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长期处于经济衰退与国民士气低落的境地。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学办学特色和教育职能的弱化，以及高等教育体制及其经济基础的多次危机迫使日本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对资源匮乏的日本而言，人的创造力一直是其可依赖的最大资源，培养优秀人才与振兴科学技术是其高等教育战略的核心。就这个意义而言，日本政界与企业界不约而同地将高等教育的危机视为社会危机，也因此将高等教育改革作为摆脱社会危机的最重要手段。

二、依托国家战略，战略视角宏观、前瞻

在日本近现代社会发展中，教育战略服务于国家战略，国家战略通过教育战略的实施得以具体化、形象化，表现得十分明显，而在世纪交替前后这种关系更加紧密。

20世纪末，全球化与知识经济席卷全球，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迅猛崛起。与此同时，日本式的发展模式却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后陷入瓶颈，其经济自90年代初开始持续衰退。鲜明的对比使日本政府意识到经济社会转型的迫切性，为此，日本政府在1995年适时改变了80年代提出的“技术立国”的方针，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提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新国策，期望通过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技术革命，重塑日本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为了实现“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战略，日本政府根据《科学技术基本法》的要求前后制订了四个科学技术五年基本计划。在2001年至2005年间实施的第二期计划中，日本政府提出了新科技政策的三大基本理念：（1）加强知识创新；（2）活用科技创新，构建有国际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的国家体制；（3）通过知识创新建设安心、安全、具有高质量生活的国家。日本政府明确创新战略的核心是强化基础领域的科研实力，推动科研体制改革。为了配合上述国家战略的实施，文部省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推动大学科研体制的改革。2000年5月，时任文部大臣的远山敦子提出重点打造30所有世界竞争力的大学的宏伟计划，该计划在次年被进一步提炼成“高水平学科基地建设计划”（“COE计划”），从而拉开了日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的序幕。可以说，正是在科技创新国家战略的主导下，世界一流大学战略才得以顺利出台。

“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的着眼点是强化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研究实力。为了将科研成果进一步转化为生产力，2002年日本政府出台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知的財産戦略本部.知的財産の創造、保護及び活用に関する推進計画［EB/OL］.http://www.kantei.go.jp/jp/singi/titeki2/kettei/030708f.html.），正式提出了“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口号。依据《知识产权战略大纲》，日本的知识产权立国战略主要分成创造、保护及活用三大战略。其中创造战略，即以大学、公共研究机构和企业为中心，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促进知识创新和发明创造。所谓保护战略，即从专利的审查到专利权的获得、转让和运用，都实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所谓活用战略，即促进知识产权的转让和流通，使发明创造和研究开发成果产业化，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社会效益。从《知识产权战略大纲》所规划的三大战略目标看，创造战略强调的是知识创新和创新人才的培养，这实质上是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的延续；保护战略更多关注法律体系及政府有关知识产权审批机制的改革，重视的是宏观政策体系的调整；活用战略强调的是知识的转化，这为大学科研机制及成果转化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新的方向。为了实现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目标，文部省与经济产业省协作，于20世纪90年代末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1997年的《关于大学教师任期的法律》放宽了国立大学教师社会兼职的规定，1998年颁布的《大学技术转移促进法》明确了大学TLO的地位，鼓励大学将科研成果向企业转移，1999年颁布的《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置法》被认为是日本版的《贝赫-多尔法案》，确认科研成果专利所有权归属个人，这对激发科研人员的研发激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上述政策构成了21世纪初日本大学强化科研服务社会，服从国民经济发展需求的应用化战略的基本政策框架，对推动大学科研体制改革及科研成果转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国际化是日本教育战略的另一大支柱，教育国际化战略的形成、展开及调整与日本国家战略的实施更是息息相关。以留学生扩招政策为例，它的提出首先是与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亟欲提高本国国际政治地位，展示国家软实力有关。日本政府将留学生扩招作为主要手段，希望以此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这使留学生扩招计划在教育界内部尚未充分准备的阶段即由政界领袖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强行推出，并在此后的实施过程中运用各种行政力量为其保驾护航。

总体而言，从21世纪日本教育战略的形成及具体展开过程看，其作为实现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手段，依托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发展的特点极为鲜明。这种特点使得日本教育战略能够从更为宏观与前瞻的视角进行规划，也使其实施能够得到政界、经济界等多方力量的配合与支持。

三、严格依法运作，战略实施有较强的稳定性与连贯性

日本的教育战略从酝酿、讨论到付诸实施一般都有一个较长的周期，其运作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同时也得到法律体制强有力的保障，这使日本教育战略的实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连贯性。

日本法律体制较为完善，教育战略的制定有严格的法定程序，其实施也需依据相关的法律进行。以日本制定中长期教育发展战略《教育振兴基本计划》为例，2000年12月，日本首相召集各界有识之士召开教育改革国民会议，探讨21世纪日本教育改革的战略方向。此次会议所提交的各项建议交由第二年11月召开的中央教育审议会进行审议。2003年3月，中央教育审议会经过两年审议提交了《适应新时代的教育基本法及教育振兴基本计划的方向》的报告书。2006年，日本国会在中央教育审议会提交的报告的基础上审议通过了《改正教育基本法》，为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对1947年制定的《教育基本法》做出重大修改。2007年2月，文部科学大臣对中央教育审议会再次提出审议《教育振兴基本计划》的要求。2008年4月，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面向教育立国的教育振兴计划》的报告，该报告在同年7月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最终通过，并正式付诸实施，整个战略计划制定历时8年。

从上述流程看，虽然文部科学省是日本教育领域的最高行政职能部门，不过其职责主要在一般政策的制定及监督实施方面。涉及国家发展方向等的重大教育战略规划，则由直属内阁的中央教育审议会负责规划。

中央教育审议会是直属内阁的咨询顾问机构，也是受文部科学大臣直接指导的日本最高的教育政策咨询与审议机构。中央教育审议会成立于1952年，其前身是负责战后日本教育重建与改革的教育刷新委员会。2001年文部省改组为文部科学省，同年，文部科学省根据《国家行政组织法》第8条、《内阁府设置法》第37条、第54条以及其他有关法律，颁布了文部科学省第251号政令，重新改组了中央教育审议会。改组后的中央教育审议会，在原文部省中央教育审议会的基础上，整合了生涯教育审议会、理科及产业教育审议会、教育课程审议会、教职员养成审议会、大学审议会及体育保健审议会的功能，扩大了政策咨询的力度与范围。新的中央教育审议会由五个分科会、一个特别部会组成，即：教育制度分科会、终身学习分科会、初中等教育分科会、大学分科会、体育运动与青少年分科会、义务教育特别部会。

根据文部科学省令，中央教育审议会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以推进教育振兴和终身学习为中心的人才培养、体育振兴等相关重要政策的制定、调查、审议工作；负责以文部科学大臣名义提出的教育咨询事项的审议、听证答辩以及向文部科学大臣提交审议报告及咨询建议的反馈；负责起草与审议文部科学省向国会提交的各种法案、议案等。其下所设的五个分科会负责各方面的具体的咨询审议工作：教育制度分科会负责有关教育改革、地方行政教育制度改革等重要政策的制定与审议；终身学习分科会负责有关终身学习机制的建立健全、社会教育的振兴、视听觉教育的发展等方面的重要政策的制定与审议；初中等教育分科会负责有关基础教育振兴、基础教育标准、师资培养及提高师资质量等方面的重要政策与法案的制定与审议；大学分科会负责大学（含短期大学）以及高等专科学校的教育振兴及发展方面的重要政策的制定与审议；体育运动与青少年分科会负责学校体育、安全、保健、供餐，以及青少年教育振兴、青少年全面发展等方面的重要政策的制定与审议工作；义务教育特别部会专门负责有关义务教育政策、制度的制定与审议。

作为日本最高的教育专门政策咨询机构，中央教育审议会的委员由文部科学大臣从有学识、经验的各界专家中提名产生。委员人数为30名，每个委员最多可兼任三个分科审议会的委员，每届任期两年，可连任。（1999年4月7日的日本内阁决议案规定）。

为了保证中央教育审议会咨询及审议工作的顺利进行，文部科学省颁布的相关法令还规定，中央教育审议会为了履行其审议职责，必要时可直接要求行政机关的首长提供材料、陈述意见、说明解释或者提供其他必要的配合。近年来，中央教育审议会参与了日本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的制定与审议，在日本战后的多次重大教育改革及近年的教育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审议等方面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纵观日本整个教育战略的制定过程，虽然周期漫长，但由于程序规范严谨，保证了教育战略整体的系统性与合理性。同时，法定的程序与体制也确保教育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连贯性，不易因外界环境的变化而轻易中止或改变战略目标。如教育国际化战略中的“10万留学生计划”一经提出，不管外界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日本政府都将其当做国家的承诺努力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