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察日本教育所感

视察日本教育所感

（1918年4月）

岁丁巳寒假旅行日本、朝鲜及奉天等处考察教育，所心得虽有限，而感触觉悟者不少。鄙人于未行之先，所抱目的与预想希望可分三项：

（1）日本之教育如何进步必有最新之方法与最近之主义；

（2）朝鲜亡国后之情形如何悲惨；

（3）南满既被日人杂居，吾国教育有无特别注意。

视察教育必先至学校，实地参观，走马看花，固无所得。乃与各校主持者质问讨论，或往谒名人谈话，其结果余等所蓄为疑问者，彼亦含糊答之，岂非大失所望。以方法论，且无如我国过渡时代一人一主之多，而其教育之如此发达，教育者之如此热诚，其故究安在？徒瞻形式，不免有虚此一行之叹。既而翻然自悟所抱目的之非计，教育事业，唯在实行，本不在方法也。一日与该帝国教育会长泽柳政太郎谈话，有一语极中肯，谓教育之方法与主义尽包括于法令要旨数语之中。从事教育者孜孜于方法，实徒滋纷乱之由。故所谓职业教育，艺术教育，公民教育，在日本境内日本人对日本人之教育，绝无固执一种情状。察其对朝鲜之教育，若有注重职业倾向，所谓殖民教育，固别有用意也。故对于自己预定第一项视察之结果，以言方法，则并无方法，以言主义，则并无主义，此所谓并无方法并无主义者，不可误解。非消极的而仍为积极的，即唯一方法唯一主义之所以为并无也，试集各方面所得之事实，概言之曰：日本之教育，为绝对的国家主义。日本教育者唯一之方法，即本此国家主义急切实行而已。

原夫国家之教育主义，固无庸嗤嗤多议，彰彰告人也。其犹有讨论之余地者，不过学理上之研究，决非实在之教育主义。日本之绝对的国家主义，不自日本人口中得来，亦不自余一人理想上得来，为自此次各处考察事实上感触觉悟而来。此次旅行，所感固多，他不俱论，诚问普通教育上以何教科为最重要，或曰国文，或曰数学理化，皆以科学知识为普通教育之对象，似无所谓国家主义，不已失却普通教育之功用乎？日本之普通教育，其重要教科为地理历史。普通教育上之地理历史，一如海陆军士官学校之秘密战术，外国人所编之教科书，所测之地图，译而行之，谓之科学的地理历史则可，谓之国家的地理历史则不可。教授上除演讲外一无设备，谓之抽象的地理历史则可，谓之实用的地理历史则不可。细思之，若无国家主义存于脑中，地理历史之教授，宜与数学理化无异，而教育乃与国家无关，此不可不注意者也。

又有一事，吾国教育上尚未论及，学校教育，恒以中才为准，实则流为平凡主义，即有绝出之颖才，受此牵制而莫能超越。为父母者恒有不满意之要求，而或者谓颖才之余裕，究与教育无妨，低能之不及，则于社会有害。故曩者日本研究低能教育之盛，过于颖才教育，低能教育早已实行，颖才教育未闻有试办之者，而此次视察至西京师范学校之附属小学，竟特筑一寮，专集市内各校之优秀学生，选任最有经验之教师，学级编制，且减少人数为二十人，充量教授。即小学年限内，亦得授中学教科，毕业而插入中学，其详细办法，固有大可研究之处，而询其原因，该师校长答谓低能教育究非国家之急需，近来日本有感于人才之缺乏，故有此举。盖其根本之理由，亦无非自绝对的国家主义而来，颖才教育，诚当务之急也。

以上论视察日本国内之教育，既觉悟不必竞言方法，可取其国家主义而急切实行。一切方法，自在其中。迨至朝鲜，以为亡国后之教育，必如何悲惨，而孰知此预想亦与事实相反。以悲惨之主观，视朝鲜人黄瘦之容，负顶之苦，或认为悲惨，实则朝鲜人已将忘其亡国之痛矣。日本语之发音，极自然纯熟，小学校中仅第一学期得用朝鲜语，以后概用日本语。在朝鲜日本人对日本人之教育，实行和好兄弟主义。八年以来，感化之效力，柔软之手段，非安重根恐不能看破也。尤可慨者朝鲜今日之忘亡国。昔日未亡以前必望亡国。无未亡以前之望亡国，决不至于亡国。即今日已亡国，如不忘亡国，或不至终于亡国。不望不亡不忘不亡。余非拆字者，此一亡字，必要研究，试先看一望字，去月去壬而为亡字，又加心而为忘字。余愿以不忘不亡一语，激勉朝鲜人。余更欲以不望不亡一语警告我国人，非好大言亦非好危言也。

出自汉城，国土渐近。至鸭绿江，车行桥上，同人咸鼓掌归国。盖自上海出帆，已一月余，归国一声，亦情不自禁自爱国心上流露，而车抵安东驿，满目仍是日本人，自安至奉沿途情形，令人感慨不已。原夫安奉铁道之交涉，南满杂居之条约，余等亦已知之，不过身入其地，受直观之刺激，亦无足奇。奉天首当其冲，教育上宜如何特加注意，以抵制其柔软感化之侵入于无形，布置于不觉，而一询奉天教育会，教育经费，递年有减无增，各学校教育亦照例行事。岂不知日本在南满之经营教育费每年三百数十万之多，学生乘车免费等种种之手段乎？事已至此，并无注意，此余所痛心者也。

此次余视察归来，概括四语报告。即并无方法，并无主义，并无悲惨，并无注意。请勿责我疏忽不周，日本之教育，所谓并无方法并无主义，既有国家主义急切实行八字为唯一方法唯一主义。朝鲜之并无悲惨，细思之，亦不足怪。朝鲜之亡，本非朝鲜之悲惨，而我中国之悲惨。我中国不能保护朝鲜，而使朝鲜族舍近图远易其保护之人。或有谓朝鲜盼我国之强以图恢复，其内面实即怨我国之不强而致亡国也。我中华与日本、朝鲜，将来如何变迁，如何解决，固不可妄断。今日之局势，三者有互相并视之关系。由朝鲜人而视中国与日本，一则为昔日之保护国，一则为今日之统监者，合新旧两方面而视为相同者也。由日本而视中国与朝鲜，可于伊藤博文任朝鲜统监大偎伯送行时留支那以待我一言而知之。日本人目中，认中国与朝鲜二而一也，余中国人也，乃于此次旅行发现，亦可视日本与朝鲜相同，无他文字是也。日本之文字与朝鲜之文字，皆依赖中国之文字而同为一种之变格而已。由此点而论，中国文明，根深蒂固，决不能亡。盖由朝鲜而视中国与日本相同者，合新旧两方面而言。由日本而视中国与朝鲜相同者，仅由新的方言以近事为准。由中国而视日本与朝鲜相同者，仅由旧的方面以古史为据。特不知我国现今之人心如何耳。

凡事贵有进步亦贵有保守，宜维新亦宜守旧，日本对我之态度，仅以近事为准，有识者尚不以为然。而其国内之经营，与其实际之精神，决非但思进步而不知保守。余此次重到东京，相隔已九年，日本人之诩诩者，必问余与从前大不相同乎？盖其意自恃进步不少。以余观之，东京之物质文明，新建许多伟大洋房，延长几里电车铁道，又有无数自动汽车，均不足观。余所心感者，神田之市街，五年前曾全烧，意谓此去必不认识，而孰知依然如故。所有书店旅馆学校路形，与从前丝毫不易，甚至招牌之字体亦不改，大信拙著（本报第一百九十二期载《我国之人格》）所论，我国人格宜仍旧增新之道，得以实地证明。即余所谓日本之绝对的国家主义，其内容亦有两种精神，即：

（1）侵掠的精神；

（2）危惧的精神。

前者为进步的，后者为保守的。立国立身其理一也，而我中华民国之立国，与夫一般国民之立身，不能具进步保守二者于一事于一身，乃以妄思进步不知保守，或但思保守不知进步，析新旧为二物，而演成社会交际上假面具之大障膜，同为中华国民，彼此尚不能相见以诚，大非国家之福。反躬自省，吾辈身为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且亦有一层假面具。训练无效，教育无力，谁之咎欤？日本之教育优于我，岂日本之被教育者优于我耶？窃愿任教育之职者，一审察焉。

（原载《教育周报》第19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