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中的教师道德形象及其影响

二、媒体中的教师道德形象及其影响

教师道德形象，是指教师在社会公众面前所呈现出来的具有道德意蕴的人格特质、仪容仪表、职业素养等要素的综合。长期以来，媒体在教师的道德形象建构方面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既是教师形象得以呈现的重要载体，又是公众认识教师形象的主要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教师的社会道德形象深受媒体价值观的影响。从极端的意义上看，媒体呈现什么以及如何呈现教师的道德形象即等同于教师的社会公众形象。从韦伯关于社会理想型的研究视角出发，对于当前媒体中教师道德形象的分析，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中两种具有明显类型特征的形象——神圣化的教师道德形象与妖魔化的教师道德形象进行分析，以便我们能够更为全面、准确地了解教师在媒体中的道德形象以及这些道德形象对教师发展的影响。

（一）媒体与神圣化的教师道德形象

教师道德形象神圣化的问题并非当前媒介环境中独有的社会、文化现象。这种对教师形象无限拔高的文化现象绵延于儒家文化几千年“尊师重道”的道统之中，其典型的话语表征则是“天地君亲师”的社会示范与规约。在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中，教师即是道德的楷模，为人之表率。事实上，社会公众对这种具有高度崇高性道德的教师形象也有着深切的期待和认可，“红烛”和“园丁”则是这种社会期待的形象描述。教师作为“红烛”、“园丁”的道德形象已经演化为一种社会事实，成为民众心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并支配着人们对教师形象的认识和评价。而现代媒体对这一社会事实的极力阐发、渲染和倡导，则无疑强化了公众的认识，并使教师神圣化的道德形象凝固化、类型化、标准化，成为了评价教师道德状况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参照坐标和价值准则，在很大程度上给教师的生活戴上了沉重的道德枷锁。

第一，媒体对教师道德形象塑造的绝对崇高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师其他方面的正当需求，导致先进性有余而广泛性不足，不利于广大教师的认可和学习。在媒体中，神圣化的教师往往被塑造成抛弃一切私利，超凡脱俗、一心为公的道德形象。教师丰富的道德生活被窄化为一种无我的纯粹奉献，以至于教师个人的其他一切生活都变得渺小和无意义。这就导致了教师在媒体中道德形象的绝对崇高和过于悲壮。以电影为例，教师在荧屏上基本都被塑造成“红烛”、“园丁”的形象。这些形象无一例外的与教师道德人格的高尚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牺牲、奉献等精神的生动写照。从早期的《烛光里的微笑》颂扬教师牺牲家庭、带病工作，最后累倒在山石上，到《园丁之歌》歌颂教师像园丁一样辛劳，甘于到偏远的山村默默奉献。教师在这些影片中的道德形象已经被凝固化，成为了荧屏的经典而变成一种固定模式深刻地影响着日后的教师媒体道德形象。此后类似的影片，如《凤凰琴》《一个都不能少》《美丽的大脚》等，在塑造教师的道德形象时，都难以突破教师“红烛”、“园丁”形象的模式，凸显的仍旧是教师如何含辛茹苦、任劳任怨等精神品质。在主流媒体的正面宣传中，堪称教师道德楷模的教师或者已经不在人世，或者身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或者与父母妻儿相隔多年，或者为了学生抛洒热血无怨无悔……这实际上意味着，做一个道德高尚、敬业爱岗的教师就必须牺牲自己，成全别人。

这种过于理想化、悲情化的教师形象一方面给在任的教师套上了沉重的道德枷锁；另一方面也使得那些有志于教师职业的准教师们望而却步。《竞报》2005年9月9日公布了一份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和新浪教育频道组织的对近9000名教师进行的“2005年中国职业压力和心理健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34．6%的被调查者反映压力非常大，47．6%的被调查者反映压力比较大，两者加起来占到被调查者的82．2%。而这些压力更多地来自学校、社会和家长的过高期待。在本课题的调查研究中，则有超过半数（51．5%）的教师认为社会对教师的期待与教师的实际地位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学校师德建设应首要解决的问题。这种过高的社会期待固然与我们传统的“尊师重道”的文化有关，但媒体的不恰当抬高和宣传，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公众对教师的印象。这种将教师神圣化的师德观，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对别人人道而对自己残忍的不道德行为。这种教师典型往往是绝大多数普通教师无法重复的角色。如果以这种标准去衡量现实中的教师，那么，绝大多数教师在道德上是不及格的。为了迎合这种过高的道德期望，更多的教师逐渐学会了以一种“伪崇高”的姿态展现在公众面前，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地避免与媒体中的师德楷模相冲突。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道德人格的分裂之中。

第二，媒体对教师道德楷模的过度拔高，常常会使被宣传的教师背上道德的重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其人生的健全发展和生命质量的不断提高。媒体对师德楷模的片面抬高并加以神圣化，既不利于广大教师的学习和效仿，也对其本人的生活带来一定程度的压力。相当一部分在媒体上无限风光的师德楷模在现实中其实过得并不风光，甚至还背负很大的道德压力。在媒体的宣传报道中，师德楷模们仿佛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圣徒，其道德品质纯之又纯，似乎他们对于任何的个人私利都可以无条件地让渡，哪怕是自己的生命。但是，在现实中，这些道德楷模依然有其作为普通人所具有的七情六欲，依然有着为家庭、子女，以及柴米油盐而劳碌奔波的辛酸和坎坷。而这些却被媒体“无情”的过滤掉了。媒体的过滤为这些教师套上了道德的枷锁。从此以后，他们很难再敢为自己的正当、合法权利主动地去争取。因为，媒体已经为他们的道德生活划定了一个高度理想化的边界。一旦他们越出这个边界回归现实去争取自己的权益，便会遭致社会舆论话语的诧异、指责，甚至批判。因此，媒体对师德楷模不恰当的抬高，看似给予了他们莫大的荣誉，实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他们的某些正当权利。媒体的这种行为，对师德楷模而言无疑是一种“捧杀”，不利于师德榜样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媒体对教师职业形象的单一化和模式化呈现，不利于教师以及社会公众对教师形象多样性的认识和肯定。长期以来，教师往往以传道者的身份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年代里，教师一方面意味着权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保守。这种保守的教师形象虽然在当代受到了知识更迭、信息渠道多样化等因素的挑战，但是，总体而言，教师作为保守者的社会形象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观。这一点我们从当前媒体所塑造的教师形象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在屏幕上，大多数教师往往都着装朴素平实，留着齐耳短发，不施脂粉，戴着高度眼镜，体形瘦弱、两袖清风，等等。这种单一化的教师形象，忽视了教师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更忽视了教师个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使教师个性的发展失去了社会舆论空间的支持。在这种媒体环境中，教师往往是与个性、时尚无关的一个群体。但是，媒体所塑造的教师单一形象并不等于现实。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社会对个人控制的总体削弱，诸如穿衣打扮之类的私生活，越来越得到人们的理解和社会的尊重。在此背景下，一些年轻教师不再囿于媒体中所塑造的传统教师保守形象的束缚，日益时尚起来。然而，媒体对于现实生活中教师这种形象的变化反对的多，理解和尊重的少，造成了社会舆论的一边倒现象。诚然，我们不可否认教师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而在形象要求方面具有特殊性。但是，这种特别的要求是否就是对教师个性以及时尚追求的全盘否定呢？如果媒体不给教师个性的发展以宽松的舆论空间，那么，教师的创造性和职业幸福从何谈起？

第四，媒体树立的教师道德楷模更多的是一种主导文化力量的推动，表现出明显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特点，容易导致教师道德学习的抵触情绪。在教师道德楷模的形象塑造方面，主导文化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万世师表”的遴选与弘扬，无不以主导文化的大力推动有关。纵览历朝历代，教师都被统治者赋予教化万民的神圣职责。为有效实现这一职责，代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社会主导文化在全社会中不遗余力地通过种种渠道树立起教师崇高道德楷模的形象，并辅之以必要的措施维护教师的这一道德形象。及至今日，社会的主导文化在教师道德形象的树立、宣传、弘扬等方面依然体现出很强的行政力量的推动色彩。而社会主导文化这种推动力量的实现，基本上是通过现代传媒的手段完成的。

（二）媒体与妖魔化的教师道德形象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教师在大众传媒中基本上是以一种正面、光明、崇高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并为广大社会成员所高度认可。这种具有“圣化”色彩的教师形象往往带有高度的理想化特征，使教师这一角色具有很强的“悲壮”意味。这种对教师形象无限拔高，甚至绝对化的做法固然不符合教师的实际情况，在客观上常常会造成教师的角色压力，不利于教师身心及其道德的健康发展。但随着社会转型所带来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以及政府权力在公共领域中的逐渐减弱，作为社会第四种权力的媒体俨然成了当前公共生活的新的主宰，正日益改变着人们对教师形象的固有印象。教师的道德形象在一些媒体中正由圣坛走向庸俗、可憎。

近年来，媒体对教师体罚、侮辱学生的事件的报道层出不穷：50记耳光打聋小学生；用小刀将全班41名学生的手心划伤；一掌将10岁女生打成精神病；责令学生吃木头；将学生头皮揪掉；骂学生不如坐台小姐……有人曾做过调查，发现当前在互联网上约有33300项符合教师的查询结果，其中只有不到1000项是有关教师高尚等正面形象的报道。这些对教师正面形象的报道，往往较为单一、刻板，而在其他负面信息中，教师往往被描述成训诫者、敛财者、体罚者、变态狂、禽兽、流氓等。^[1]由此可见，在当前大众传媒中，教师形象的负面报道日益增多，甚至有被妖魔化的趋势。这种被妖魔化了的教师形象与被神圣化的教师形象一样，都背离教师本真的现实生活，会给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影响。

首先，媒体对教师形象的过度负面呈现客观上恶化了教师成长的社会环境。媒体是公众认识事物的重要渠道，对公众意见的形成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因此，媒体对教师形象的不恰当宣传和报道，将会影响社会公众对教师的客观、全面的认识。我们承认，在现实的教师队伍当中，的确存在一些品行低劣、违法乱纪的害群之马。媒体对这些教师“败类”的揭发和鞭挞，是其作为社会的第四种权力伸张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发展的有益之举，这对于教师队伍的纯洁和健康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媒体在履行社会良知的职责的时候，应保持必要的理性和严肃，任何娱乐化、情绪化的报道，都会导致事实本身的失真。然而，当前媒体在对教师形象的描述和报道上，往往有一种“炒作”的嫌疑。对于教师队伍中的某些害群之马，很多媒体没有能够理智、客观地进行分析和区分，而是将个别当成了一般，偶然当成了必然。比如，具有禽兽行为的毕竟只是教师中的个别现象，但是，把“禽兽”这一称谓直接套加在教师这一社会职业身上，则显得过于武断、专制，有失公允和社会正义。在客观上也会误导公众对教师的客观认识，引发公众对教师的普遍敌对情绪，恶化教师成长的社会环境。

其次，媒体对教师形象的丑化也会影响到教师榜样的确立，削弱教师的道德自律。从社会学习理论来看，榜样的示范和激励作用在个人的成长，包括道德的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教师的发展同样也需要榜样的激励和示范。长期以来，我们所树立的教师道德楷模往往高高在上，其崇高地位近乎“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这种缺乏社会普适性的榜样对大多数人而言是难以企及的。教师往往也因此背上了道德圣徒的压力。现在，大众传媒以一种世俗化、庸俗化，甚至是媚俗的语言和形象，对教师头上的神圣光环进行了全面的“祛魅”。与此同时，祛魅后的教师又被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加以妖魔化，成为了“眼球经济”时代一个绝佳的卖点。这种教师形象的急剧转变所造成的社会心理落差深刻地影响着教师对自我角色的正确认识和判断，并使其失去了值得追求的榜样，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榜样危机之中。另外，媒体对个别教师不良行为的极端、过分渲染和报道，甚至有可能在教师群体中形成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误把当前个别教师的极端思想和行为当做一种普遍的现象，从而为自己的某些相对而言危害较小的不良思想和行为寻找一种“心安理得”的理由而自我开脱，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教师的道德自律。这对于当前的师德建设而言是十分不利的。

再次，被妖魔化的教师形象容易使涉世不深的学生对教师整体产生不良的印象，不利于教师发挥作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的正面影响作用。教师对学生的发展意义重大。除了知识的传授，技能的培养之外，教师之于学生的更为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在于对学生在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引导，使其首先成为人。而媒体对教师形象过多的负面报道以及不负责任的随意歪曲或夸大，会在无形之中使得与大众传媒有着密切接触的学生容易对教师产生片面甚至错误的认识。他们会把媒体的报道当做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并把这种认识简单地、不加区分地转移到自己教师身上。这在无形之中会丑化学生对教师的认识，削弱他们对教师应有的发自内心的敬意。这势必会动摇教师作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的榜样示范作用。

最后，被解构的教师形象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教师身份焦虑，使其产生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教师曾经被社会赋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作为教师，不管其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地位如何，在人民群众当中教师都具有极高的社会声望和人格魅力。曾几何时，一个人在对他人表明自己的教师身份时，常常会赢得世人的尊重，并在此过程中油然而生一种内在的自豪感和幸福感。而如今，教师在民间已经沦为了“眼镜蛇”。这种社会声望的下降甚至污名化，一方面固然与当前教师队伍中的某些败类有关，但另一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大众传媒在此过程中也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教师形象被污名化的后果除了恶化教师成长的社会环境，使其失去值得效仿的榜样力量之外，一个更为根本的影响是，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教师对教师这一职业本身固有的认识，并引起了教师不同程度的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这种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的突出表现就是，一些教师已经很难像过去一样充满自信、自豪地对外宣称自己的教师身份。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有些教师甚至已经羞于在外人面前承认自己是教师，惟恐受到他人鄙夷的目光或尖酸刻薄的诘问。另外，这种污名化的舆论氛围往往会打击教师群体工作的积极性，容易造成其内心的苦闷和抑郁，这在无形之中又会削弱他们对教师职业正当性和崇高性的认同。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职业都失去了认同感，我们何谈他的职业发展和道德进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