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媒体道德形象的成因分析

三、教师媒体道德形象的成因分析

不管媒体在公众面前塑造和呈现的是走向圣坛的教师道德形象还是妖魔化的师德形象，从根本而言都不利于师德建设。从当前媒体对这两种极端教师道德形象的建构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在以宣传主导文化为己任的主流媒体中，教师道德形象大多被塑造成道德的圣徒。而在那些娱乐性、受官方控制较弱的媒体，如网络中，教师的道德形象往往与妖魔化联系在一起。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师道德形象与我国当前媒体权力的重新分配、媒体价值取向的娱乐化以及媒体影像呈现的“超真实”性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关系。同时，教师这种媒体道德形象的价值分殊也与当前的一些教育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媒体权力的分化与教师道德形象的对立

在媒介形态较为单一的年代里，政治力量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各种媒体实行全方位的监控和审查。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媒体作为主导文化的喉舌，被赋予了高高在上的话语权威。任何冒犯、抵牾、批判媒体所塑造的道德形象实际上就等于对抗主流意识形态。而在主流话语中，教师的重要职责在于教化万民，兴国安邦。因此，教师之于任何的政治统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确保教师社会职能的充分发挥，一个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借助媒体，通过主导文化的力量在社会公众中强化教师的崇高性，凸显教师道德的光辉色彩，以此达到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道”的社会舆论的目的。

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建设在我国的不断推进，以及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社会正朝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目标迈进，社会权力开始得到重新分配。作为这种社会权力重新分配的一个明显结果是，社会公共空间开始扩大，媒体也开始以其社会第四种权力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在这一过程中，高度一体化的媒体格局也逐渐瓦解，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元局面。摩根士丹利日前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正跃升为全球领先的媒体大国：在媒体规模方面，中国的电视用户数量、报纸发行量和30岁以下的网民人数均排名全球首位；在媒体种类方面，中国现有3000多个电视频道、2000多份报纸和9000多种杂志；在增长率方面，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的广告投放量飙升了近6倍，同期中国GDP增长了3倍，美国的广告投放量增长仅2倍。^[2]在这一现实面前，政治力量再难以对如此繁杂的媒体进行全方位的审查和监控。媒体内部已经裂变为多种力量相互角逐。一方面，代表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声音的主流媒体由于得到政治力量的扶持，依然具有很强的社会主导力；另一方面，以地方性、娱乐性为主要价值诉求的新兴媒体也凭借着其深厚的大众基础，冲击、对抗着主流媒体的正面宣传。这种媒体力量的对比反映到师德楷模的形象塑造上，便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神圣化与妖魔化。主流媒体对教师的神圣化，更多的是出于其社会整合的目的。由于主流媒体所选择、塑造的师德形象，往往过于强调其作为道德楷模甘于奉献、呕心沥血的一面，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教师作为人所应具有的丰富的情感世界和生活方式，因此，这种师德形象虽然令广大教师十分钦佩，但却也十分容易导致广大教师敬而远之的心理。因为，过于理想化或个别化的先进人物对于大多数普通教师而言，实在是“仰之弥高”，难以效仿。另外，非主流媒体对教师的妖魔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当前的各种教育问题（如乱收费、有偿家教等）的不满与愤懑，但更多地则反映了娱乐化时代媒体对眼球经济的追逐，以及对非理性冲动的屈从。这两种极端化的教师道德形象的表达方式，都背离了广大教师的真实生活，从根本上都不利于师德建设的健康发展。

（二）当代媒体文化的娱乐化与教师道德形象的商品化

传统文化的分类原则主要是以符号以及符号系统的差异为分类的依据（如语言符号、文字符号、音乐符号、影像符号等）。而媒体文化则更多的是一种侧重于以媒体类型和传播手段为基本原则的文化类型。因此，媒体文化在这里更多的是被看成是现代媒体先进的传播功能与社会流行趣味结合的产物。^[3]这种流行趣味，往往与感官娱乐性有关。从当前媒体所营造的文化盛宴中，我们不难发现，各种声色犬马的娱乐化感官刺激已经成为大多数大众传媒的文化价值偏好，从而成为了眼球经济时代媒体创造神话的绝佳卖点。实际上，“媒介文化融会商业逻辑，其实质就是一种典型的商品化的消费文化，追求经济效益的实用特征就突出地表现出来。换言之商业因素成为媒介文化的决定因素之一……媒介文化总体上显得世俗化、功利性、通俗、肤浅”。^[4]在这种媒体文化偏好的包装下，教师也难逃被娱乐化的命运。当今时代，是一个众神狂欢的社会。在这样的娱乐文化中，权威被消解、禁忌被打破，人们内心潜藏的对权威、神圣的冒犯冲动凭借媒体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当前一些大众媒体对教师道德形象的妖魔化，本质上就是一种冒犯神圣的行为，其主要功能在于愉悦大众，满足大众的“审丑”与“窥探”心理。在这些媒体文化的价值判断中，如果教师能够吸引受众的眼球，那么，教师与戏剧中的小丑在功能上并不存在截然的区别。在这样的媒体文化偏好中，教师的道德形象正演化为消费社会中的一种商品。它与其他类型的商品一样，都服从和服务于媒体的市场运作逻辑，商业气息最为浓重。在这种市场逻辑的支配下，媒体文化所塑造的教师道德形象从本质而言已经超越了美丑的价值判断。在这里，教师正日益演变为一种可资利用的娱乐符号。教师或高雅或丑陋完全取决于这种道德形象能够为媒体增加多少观众和广告的数量。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媒体通过一系列有关教师的话题不断制造出各种具有轰动效应的教师新闻。而媒体中所有关于教师的话题基本上都是向公众开放的。在非主流、娱乐性的媒体中，教师不仅仅作为一个职业类型呈现在观众面前。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媒体所关注的并不是有关教师的核心话题（如教师专业发展，道德建设等），而是围绕教师所生发出来的众多边缘性话题（如教师的恋爱、婚姻、私生活等）大做文章。公众津津乐道的，也是这种由教师形象而衍生出来的种种话题。这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教师作为商品在消费时代所具有的可资挖掘、放大的娱乐要素。在这样一个娱乐化的媒体时代，教师道德形象也不可避免地沦为了消费社会中特殊商品。

（三）当代媒体影像的“超真实”与教师现实道德形象的隐匿

“超真实”是法国思想家波德里亚在分析符号化的商品社会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从理论上讲，超真实是以符号的自主性为基本前提的。超真实可以被认为是模型取代了真实，可以是重新包装代替了真实，也可以是形象符号被误认为真实……这种超真实社会景观得以实现的基本动力则来自当代媒体对各种现实的符号化再现。在媒体所营造的影像世界中，各种符号日益脱离其现实所指的意义限制，逐渐获得一种自我复制和繁衍的功能。“在这种超真实里，媒体不再是真实之镜，而是变成了这种真实，甚至比真实还真。”^[5]超真实消除了现实与影像符号之间的对立，影像获得了其比现实还更真实的公共形象。当前，教师在媒体中的道德形象，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种媒体自我生成的具有超真实特征的影像符号。这种教师道德形象的超真实化呈现，并不等同于现实中教师真实的道德状况。因此，毫无疑问，媒体对教师道德形象的工具化和商品化呈现，都不能反映当前我国教师的真实道德水准。然而，由于媒体在当代社会生活的巨大渗透，它已经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根本渠道。在这种“媒介即信息”^[6]的年代里，不仅媒体所传递的内容，而且媒体的类型本身，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可以左右公众意见的强大力量。“一方面，它几乎无处不在地填充着日常生活，以尽其所指的方式为所有的人提供‘满足’和欲望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它似乎仅仅是看得见的可供选择的视觉符号；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貌似‘亲和’的符号，‘不为人知’地改变和控制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性，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一只‘看不见的隐形之手’。”^[7]由此可见，由媒体所把持的教师道德话语，已经俨然成为当前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新的主宰。在媒体所呈现的或神圣或妖魔化的教师道德形象面前，人们（包括广大普通教师）获得的只是关于教师道德形象的媒体影像。这种媒体影像的大量繁衍，正日益形成一个脱离教师道德原型的独立王国，构成人们认识、评判教师道德状况的刻板印象。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中，教师道德影像取代了现实而获得了一种超真实的存在，人们似乎已经失去了获知教师道德真相的机会，也丧失了自主判断的能力。教师真实的道德形象在这个超真实的媒体时代似乎已经隐匿，成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问题。这正是当下媒体文化影响师德建设的要害所在。

（四）教育问题的凸显与教师媒体道德形象的形成

媒体对教师道德形象呈现的非真实性与两极化倾向，一方面可以从媒体系统内部来考察；另一方面，我们似乎也不能忽略当前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教师道德形象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虽然媒体在塑造、呈现教师道德形象方面存在种种问题，但其对于我们反思当前教育以及师德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媒体对教师道德形象的神圣化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教育以及教师的理想主义情结，其实质则是教育与现实的脱离。被媒体赋予神圣道德光芒的教师，其所反映的教育价值观、功能观，更多是代表一种传统的、理想化的教育观。在这种教育观中，学校教育被定义为远离社会的一方净土和象牙之塔。在这里，教师作为意识形态的法定代表，肩负着对年轻一代的社会教化的神圣使命。教师本身也因此被赋予了无比圣洁的道德形象。这种对教师以及学校教育的理想化设定的前提则在于教育与社会的相互独立，并以此来确保教育不受社会的种种不良习气的影响。因此，这种所谓的教育或教师的圣洁性是以其与社会的脱离为条件的。这种教育与社会相脱离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已经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和批判。然而，对于媒体对教师道德形象片面抬高所反映的教育与社会相脱离这一问题，人们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其次，媒体对教师形象妖魔化的背后，凸显的是公众对当前教育腐败的愤懑与不满。教育作为一项关乎千家万户的公共事业，对于社会以及每个家庭而言，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特别是在当前优质教育依然是一种稀缺资源的环境中，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备受争议。虽然教育部已经明确下文解决诸如重点校、重点班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各个学校之间在发展上还存在很大的地区、城乡差异。而在同一学校内部，各种或明或暗的重点班依然存在。在这种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每个人都想最大限度地获得最大化的教育资源，以及相关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各种寻租行为便应运而生，从而也衍生出诸如教育乱收费等教育腐败问题。在这种教育腐败面前，公众一方面是深为不满，另一方面则是不敢直接对抗，唯恐对抗的结果会给自己的子女带来负面的影响。在这种社会现实中，人们对教育以及教师的不满便通过各种民间俚语与灰色幽默宣泄出来。如在坊间广为流行的教师的“眼镜蛇”形象充分反映了公众对教育、教师敢怒不敢言的矛盾心态。而媒体对教师道德形象的妖魔化呈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民众对教育腐败问题的一种带有极强情绪色彩的表达方式。另外，教师的某些过激行为，也与当前教师的生存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当前各个学校比拼升学率的激烈竞争中，教师实际上也承担着很大的精神压力。为了提高升学率，一些教师“恨铁不成钢”，表现出了有悖教育人道的言行。这种现象，表面上是教师的个别行为，实际上与整个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媒体对这种现实的揭露虽然有将个别当成一般的弊端，但它也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反思当前的教育问题提供了契机。如果说，公众对于妖魔化的教师，更多是抱有一种看客的心态去体验那种冒犯道德权威的颠覆式快感。那么，作为理性的教育研究者，应比公众多一份社会反思和社会责任感，不能忽视这一现象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教育问题。

最后，媒体对教师道德形象的非真实性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当前师德建设中专业性道德规范和评判标准的缺失。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教师道德的把握，更多的是诉诸于一种经验的直觉判断。这种经验的直觉判断主要来源于人们对教师道德形象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根源于社会的文化、道德传统。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社会道德总体而言缺乏层次性和针对性。它一方面“取法乎上”；另一方面则“万民同一”。随着社会分工的加剧以及各行各业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这种传统的“整体性道德”由于缺乏普适性和针对性，很难指导当前社会的道德生活。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教师。在专业化的推动下，教师正逐渐从教书匠向专业工作者转变。相应地，与教师发展息息相关的道德要求也应该从非专业向专业的方向转变。遗憾的是，教师道德专业化的问题还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这就容易造成教师、公众以及政府对教师道德形象判断的失误。而媒体对教师道德形象的非真实性呈现，一方面既来源于社会对教师道德形象判断的失误，另一方面则源于教师道德形象判断标准的非专业化。这种非专业化的教师道德评判标准，给媒体曲解、娱乐教师提供了文化前提。从专业性的角度看，教师在媒体中无论是被神圣化还是被妖魔化，都不是一个专业型教师所应具备的道德形象。因此，教师道德的专业性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教师在媒体中的道德形象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