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中的非洲形象

二、美国媒体中的非洲形象

那么美国媒体中的非洲形象又是怎样的？2005年4月，非洲总统圆桌会议（the African Presidential Roundtable 2005）^[11]先后在南非和美国举行。13位非洲国家前总统与会。他们调查统计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过去十年（1994～2004）关于非洲的报道，发现这十年美国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远非公正、平衡。如南非在内尔森·曼德拉主导的政府领导下，保持长时期的经济持续发展，这些故事都有待详细地报道，而南非存在的问题却详细报道过。关于非洲其他地区的报道记录也是这样。这十年，非洲进步最为明显的一个领域就是教育，然而这却是报道最少的一个方面，在2700篇报道中，只有20篇。博茨瓦纳前总统科图米勒·马西热（Ketumile Masire）在非洲总统圆桌会议结束时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呼吁西方媒体更为公正、平衡地报道非洲。

这次发现的结果和其他的调查表明，以美国媒体为首的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正在尽力淡化非洲的进步和发展的潜能，因此导致非洲继续被异域化和边缘化。他们认为，隐藏在美国主要媒体关于非洲报道下的是被掩埋而没有讲述和出版的非洲经济增长、改革和持续稳定的故事。当然这个调查并不意味着建立了关于非洲的认知与关于非洲民主化的负面报道占主流的因果关系，但可以逻辑合理地得出，负面报道与负面认知有这样一种关联性。进而有理由认为，负面报道导致负面认知，负面认知导致负面结果，即低水平的援助，低水平的投资。^[12]非洲总统圆桌会议结束后，11位前非洲国家首脑发表了联合声明，认为非洲的形象与所有的事情有深刻的关联性，包括世界认为非洲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地方，世界认为非洲是一个有价值的贸易伙伴。马西热说：“非洲对全球商业和发展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非洲能否像世界从非洲获利一样，从非洲向全球经济作贡献中获利？”^[13]

另两个阶段性的统计分析佐证了以上研究的结果。跨非洲论坛（TransAfrica Forum）统计分析了从2000年3月末到2000年8月中旬之间出现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有关非洲的新闻，事实表明，在89篇与非洲有关的文章中缺少充足的背景介绍。这些新闻“没有给出任何的历史背景以免把西方与问题联系起来。毕竟，非洲大多数的冲突都源自于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碰撞，这些不同文化族群是西方在瓜分非洲时，殖民者武断地丢进政治实体中去的”。这些新闻带着强烈的比喻和“野人”、“畜生”的想象，作为部落冲突而被报道出来，在这样的想象中，“黑暗的心”（“hearts of darkness”）的人们正在莫名其妙地杀戮他们自己或者死于艾滋病。根据跨非洲论坛提供的数据，“没有关于非洲区域经济或政治合作的报道。没有深刻调查非洲政治经济的报道。私人部门完全被忽视，而所有有关发展的文章都集中在公共部门。”文章具体分类的表格如右：^[14]

艾滋病类　任何关于HIV/AIDS或其他与艾滋病有关的卫生问题都归入“艾滋病”类，在89篇文章中，有12篇归入这一类。这些文章中一小部分是介绍非洲人与疾病相处，绝大部分是报道艾滋病的治疗、防治艾滋病，对非洲的国际援助和艾滋病/艾滋病毒可能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

冲突类　所有介绍国家间和国内的战争、军事起义，或者内部叛乱的报道都归入“冲突”这个种类中。研究者发现在全部89篇文章中，有63篇文章适合归入这个种类。这些文章的主体是报道发生在塞拉内昂和刚果金的冲突、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冲突和埃及在中东冲突中的作用。也有少部分是报道关于联合国在非洲冲突中的维和任务的。

发展类　所有报道非洲经济或政治进步的文章都归入这个比较宽泛的种类。在这次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这两份报纸适合上面界定的发展种类的各自只有4篇。所有四篇文章要么与国际社会援助非洲有关，要么就是与非洲和美国就经济发展对话有关。没有发现单独报道某一个国家发展政策的文章或报道非洲区域经济发展的文章。此外，没有发现报道私人部门在任何一个非洲国家发展的文章。

其他类　任何不能归入以上三类的文章都归入“其他”类。这6篇文章在内容上变化比较大。主要由列入调查时间范围内的某天的具体新闻事件报道组成。尽管这6篇文章大多数包含了以上所列种类的成分，但是它们与列入以上三个种类的文章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这些发现与十多年前哈桑（Hassan M. El Zein）和安妮（Anne Cooper）所做的研究基本相同。他们调查了《纽约时报》从1976～1990年关于非洲的报道，以验证在关于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争论中的两个基本议题：（1）第三世界的新闻很少得到国际媒体的报道，（2）在报道时，通常被放入危机和冲突的新闻框架内。他们研究的结果体现在《纽约时报》每年在12个问题上关于非洲报道的部分文章及关于危机与非危机主题新闻的分布情况表上（见下页表）^[15]：

之所以选择这三年，他们解释说，选择1976年是因为该年塞内加尔的姆博（Amadou Mahtar M’Bow）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因为非洲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中的显著作用在这一年变得尤其有力”。1981年是一个这样的时间：“当时西方强烈反对第三世界（包括非洲）要求媒体报道为发展提供力量的要求”。“选择1985年，是因为这一年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裂痕加深。1984年11月是里根再次竞选美国总统的关键时期，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英国和新加坡在1985年也退出该组织。”

统计说明，美国媒体中关于非洲的报道负面新闻居主流，使非洲更多以负面形象呈现在美国公众面前，这遮蔽了美国公众全面认知非洲的视线。对把“刊登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作为座右铭的《纽约时报》来说，非洲新闻看来必须包括三个要素：事件、危机和超级大国冲突。美国公众需要知道第一手的非洲资料，这样才能减少他们依赖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动物行星频道（Animal Planet）、探索·发现频道（Discovery Channel）、迪士尼世界（Disney World）获知有关非洲的认知。许多作为旅游者、救援人员、政府工作人员、相互交流学生等到过非洲的美国人，甚至新闻记者都为美国媒体使他们相信的非洲的现实感到“震惊”。一个访问了非洲的记者团成员“高兴地发现”，非洲并不像美国媒体所描写的那样——是一片灾难不断的土地。他说：“美国人仅仅看到读到关于战争、饥荒、艾滋病/艾滋病毒、萧条的经济和其他所有这类恐怖的事情，好像非洲着火了一样，但是这儿哪有火呢？”^[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