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战略管理实然价值取向的检讨

如果大学的发展一直处于政治化和经济化为主流意识的状态，当国家政治需要大学的时候，大学的政治功能就被无限放大和严重扭曲，大学被等同于国家专政机关；当经济发展需要大学的时候，大学的经济功能又被无限扩展，出现大学“市场化”的倾向。大学在世俗社会的洪流中一度迷失了自己，被外部力量裹挟着艰难前行，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之中，大学“关注的往往只是自己生存状态中极为表层的一部分，如政府和社会支持自己的程度以及自己眼前的现实需要，而对于自己深层的生存状态，如目标定位、使命的指向、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及理想的生存状态，要么根本没有意识，要么无暇顾及”^[16]。现在，大学正在失去追求卓越的意识与潜能，日趋平庸化为一般社会组织。

（一）大学战略管理价值取向的功利化

一切活动都可归因于利益及人的逐利行为，大学的战略管理活动也不例外。“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17]利益主观上表现为主体需要的满足，客观上表现为主体对所需稀缺资源的占有，利益的大小取决于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或主体对所需稀缺资源的占有程度，大学进行战略管理就是充分认识到了大学办学活动是在资源稀缺的环境中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展开的。在资源稀缺条件的制约下，大学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避免性，正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与大学利益的实现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才会有各种战略问题的存在。一些大学在办学活动中，通过提高办学效率、节省办学开支、增加大学收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实际上就是典型的“经济人”思维方式。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假设，它强调在行为动机上每个人都是自利的，都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行动目标，力图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作为“经济人”范畴，大学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利性。大学的自利性可以从组织和个人两个层面来考察：在组织层面表现为大学的自利性和部门、院系单位的自利性。前者是指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性组织具有天然的自利性；后者指大学内部不同部门的自利性以及院系之间的利益差别，这是由大学组织本身的日益分化造成的。大学组织一般被人们设定为社会的公共组织，似乎并不具有自利性，事实上，大学组织同样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走向社会的中心，成为社会发展的轴心机构，大学组织的自利性及其特殊利益也就越来越突出。和企业一样，追求效率是大学战略管理的精髓，大学战略管理遵循的原则是现实性原则，或者说是择优化的价值选择。在访谈中，一位大学校长在谈到学校的学科建设工作时流露出来的“战略意识”就反映了这一点。

关于学位点的申报工作，我们学校有些同志在底下讨论的时候，总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校博士点还少，硕士点已不少了，量上是否放缓一点，应加强质量的建设，把质量搞好，用不着去扩张硕士点。这个考虑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将来博士点向一级学科过渡的可能性。一旦过渡到一级学科申报，将来硕士点覆盖面少的话，我们就要吃大亏。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将来硕士生的收费制一旦出台，点多点少将大不一样。为了经济效益，也得多争取几个硕士点。还有一个是省内的竞争，硕士点是按数量划给省里的，我们不去占领，别的学校占领了，发展起来将对我们是极大的压力。在学科建设中，我校任何一个学科都要着眼于发展，占领高地，能争取的硕士点必须争取。这是个战略意识。

大学战略管理价值取向的功利化主要体现在一些学校在谋求快速发展过程中所走的反生态之路：在办学实践中被规模效益、大学排名、标志性成果等所牵制，导致大学在价值选择上的茫然和对教育价值追求的急功近利；盲目地跟着市场走，学校决策越来越呈现出“客户取向”，“成本—收益法则”成为影响办学行为的重要因素。有学者曾对大学的功利化行为进行了总结：“其一，大学片面强调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职能，要求直面经济建设主战场，把大学当作经济发展的工具性存在，大学沦为经济的附庸。其二，大学纷纷拆墙办学，各种各样的经营实体纷纷成立，大批教师、学生下海经商，创收成为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大学拆除的不仅仅是用砖石砌成的有形之墙，更重要的是拆除了大学用精神筑成的无形之墙。其三，大学设置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把金钱引入教育教学管理过程，违反某项制度罚款多少元，作弊罚款多少元，考试不及格罚款多少元。其四，大学从探索高深学问的机构变成了贩卖文凭的‘学店’、工厂。现在大学办各种各样的研究生课程班、自学考试班、函授班、夜大班等，许多大学并没有严格执行教学计划，只要交了钱，就可以给成绩，就可以发文凭。”^[18]大学在面临外界的种种干扰和诱惑时，如果没有足够的抵抗力就容易偏离办学的正常轨道。^[19]王英杰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的问题不仅是外部环境对大学的诱惑，而且大学往往自发地倾向和接受诱惑。很多教授，包括大学本身甚至有些学生常常被这些诱惑带来的名与利所吸引，并且认为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国家的命运（可以指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依赖于接受报酬的专家意见，那么教授与学生共同研究学术的时间都得用金钱来衡量。如果我们不对此进行限制，甚至接受它，终有一天我们将会抱怨大学正在失去作为一个公共学术机构的特征，偏离它的主要任务。”^[20]

大学战略管理的功利化取向被各种形形色色的大学排名榜强化。作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办学主体，大学的教育质量与办学水平倍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反映学校教育质量与办学水平的大学排名自然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无疑，大学排行的开展对增强大学发展意识和竞争意识，提高办学水平以及强化办学特色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大学排名在某种程度上也引导大学争相以“重点大学”作为模仿的对象，反而削弱、淡化了自身的传统与特色。很多校长都承认，排行榜给校长带来相当大的压力，说不看重都是表面的。不管是怎样的大学，只要看到自己在某方面落后于其他大学，必定是不甘心的。^[21]一张排行榜一夜之间就能让学校名声大振，这对于个别习惯搞“政绩工程”的大学管理者来说不可不谓之捷径。师资指标在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中很重要，于是，有些学校就一味地追求高薪聘请院士、长江学者，以优厚的物质待遇引进几位一流人才，企图靠几个专家、学者一夜之间提升学校的排名。规模指标在很多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中都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这对大学办学更产生了误导，“它会使高校排名以规模、身份和绝对数论英雄，导致高校错误地认为走内涵发展之路不如走外延（规模）扩张之路，在排名上立竿见影的最好办法就是扩招、合并、升格、拓展新校区、拼命求大求全求高，至于质量是否下降，那无关紧要，至少在排名中不是主要影响因子”^[22]。而高校规模的急剧扩张带来的是“生均占地、生均校舍、生均教学实验用房、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生均图书和生师比等几个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极限”^[23]。显然，这种扩张化发展已经严重透支了大学组织的生命力。

大学战略管理的功利化取向是对大学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背离。在功利性思想的导引下，绩效目标成为大学发展的核心追求，大学战略管理也不免落入企业管理的效率追求、价值无涉思维方式的窠臼。以效率为目标的大学战略管理无意中忽视了大学的个性和价值、人的尊严和发展，大学精神和教育的理想在大学战略管理活动中被淡化，更深层的人的发展维度的目标也在战略管理活动中被排挤。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掌管经济的是效率原则，决定政治运转的是平等原则，而引导文化的是自我实现原则。”^[24]为了追求绩效，大学战略决策将精力过多地集中在眼前的效率和效益上，个别学校行政部门凭借着部门的权力，置大学组织的特殊性于不顾，一味地给下属部门和教学科研人员下达指标，追求他们任期内的业绩，使战略管理在目标取向上陷入误区。比如，有的大学制定战略目标时把教育的价值理性放置一边，喜欢用数量和指标来表达，将精力倾于投资与效益的算计上，依照经济理性的逻辑进行战略设计，争先恐后地向“高、大、全”发展目标迈进，全然忘记了大学的使命是一种充满道德性的实践活动，这必然会使大学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潭，失去引领时代前行的光荣使命。质言之，中国个别大学的领导们正在将战略管理作为追求效率的工具和自我实现的阶梯，把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战略管理的价值目标，显然，这种功利化的价值取向是对大学可持续原则的背离。

（二）大学战略管理价值取向的政治化

我们知道，西方大学引入战略管理是大学在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环境下进行的。战略管理是一种基于院校研究的科学管理模式，具有典型的工具技术取向。但是由于西方大学的“知识论”传统根深蒂固，战略管理在大学管理实践中也仅仅成为一种时尚，其有效性也不断遭到质疑。而在我国，“政治论”传统影响下的大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组织，也缺乏自主发展的独立意识，大学战略管理的推进有很强的国家力量在起作用，与其说是大学主动选择倒不如说是大学追求合法性存在的需要。无论是政府宏观层面的推进还是学校具体层面的实施，中国大学的战略管理活动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化取向。

大学战略管理的政治化取向带来的是大学的趋同化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呈现出的是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本来无关等级性的办学类型划分却被理解为暗含着某种“等级性”，其中哪些类型的大学处于系统的“中心”地位，哪些处于“边缘”位置是不言而喻的，不同等级的大学拥有的权力、影响力和所能获得的资源各不相同。“一些学术水平高的精英型大学，如北大、清华等研究型大学，其校长和书记相应地享有副部级行政待遇；而一些学术水平不太高的大众型高等院校，在行政级别则属于正厅级单位，其校长和书记也相应地‘低人一等’，仅享有正厅级行政待遇。”^[25]这种等级性使得中国的大学尤其是一些发展状态处于弱势的大学拼命追求升格，以获得大学所拥有的权力、影响力和资源。在这种认识的引导下，一些大学发展战略自然就出现了严重的趋同现象，不管社会客观需要和学校实际条件盲目追求高层次，个别刚刚升格的本科院校就把自己发展定位于教学研究型大学，一些地方重点大学在发展定位上提出了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办学目标。“在攀高、升级心态的驱动下，他们纷纷争上硕士点、博士点，争抢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院士，乃至为争‘重点’，争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等而走门路、跑关系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玷污了高等学校的圣洁；不谋求质的提高而只靠简单合并就从单科学校上升为综合大学，从学院晋升为大学的事例比比皆是。”^[26]大学之间开展的这种竞争使一些本来已形成一定特色的院校与他校合并后，不再具有其特色，并涌现出了一批巨型大学，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结构的严重失衡。

大学战略管理政治化取向下的“等级”争夺是对大学和谐发展原则的背离。科层制是现代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的管理范式，高等教育的等级性分层实际上就是把大学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或经济组织来处理的。生态思维反对二元对立逻辑制造的价值等级和价值判断，主张生态系统中成员的平等性和世界的多样性。作为学术性组织的大学，无论其承担的职能是什么，无论其辐射的范围的大小，无论其培养人才规格的高低，在高等教育系统中都应该是平等的，彼此之间可以也应该存在差异。无论在“金字塔”结构中是位于顶端还是底层，所有的高校都应该在多元化高等教育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多样性的局面有利于大学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对话。因此，在高等教育系统中，不同层次的高校均应享有平等的“话语权”，都可以在平等的竞争中获得相应的资源。那种打上“等级”烙印的话语权必然导致具有强势话语权的大学获得更多的资源和获得更大的权力，处于弱势话语权的学校则走上屈从、模仿的办学道路，大学之间也就不会存在多元与差异。

总之，由于我国一些大学的战略管理缺乏“院校研究”的支持，其程度和效果如何几乎全在于这些大学战略主体的经验把握和理性偏好。可以说，当前功利化、政治化取向的主导者是大学自身，是大学战略主体在有意无意地迎合这种价值取向的偏离，致使大学“时而卷入教育政治化漩涡中，时而卷入功利性的经济追求中；时而以政治追求为价值取向，时而以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缺乏相对独立的学术运行逻辑和学术价值追求”^[27]。因此，大学未来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对战略管理中的不利因素加以改造，取决于如何对大学经营中的重商主义情结加以引导，使大学战略管理从功利化的效率工具走向科学化的管理艺术，切实符合现代大学组织的发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