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分子的阅读价值取向分析

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的智者，他们既是社会的冷静旁观者和批判者，又是社会的热情参与者和规划者，他们的阅读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当前社会的境况。在分析我国知识分子的阅读的价值取向时，我们以“万圣书园”^[35]为案例，对网上公布的万圣书园书店自2007年9月至2013年7月每个月销售排行榜上排名前10位的图书进行分析，共70个月的700条数据，经整理、去重(连续两个月及以上登上排行榜的同种图书按一种图书计算)，得到了440种畅销图书。

(一)选择万圣书园的理由

北京万圣书园是刘苏里于1993年10月创办的，是民营学术书店和学人办店的先驱，经营品种近5万种。刘苏里生于1960年，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36]作为万圣书园经营者，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声名远播的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曾多次在报纸杂志发表社科类文章，并与多位社会人文领域人士展开对话，是“新浪中国好书榜”总榜评委。万圣书园不仅卖书，还“卖”文化和思想，在做商业的同时也表达着社会关怀和文化批判。万圣书园已经成为北京“文化地标”之一，主要销售人文社科类的图书，顾客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一些知名人士也曾表达了对万圣书园的认可，季羡林在一次文化沙龙上赞叹道:“万圣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37]何怀宏先生更用深情的笔触写道:“万圣不仅巷子深，门槛还高。”

(二)万圣书园图书每月排行榜Top10分析

通过对万圣书园已经公布的，过去连续70个月的排行榜进行分析，超过6个月及以上登上月排行榜的图书有5种，其中3种图书长达7个月登上排行榜，分别是《货币战争》、《青灯》和《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2种图书长达6个月登上排行榜，分别是《孤独六讲》和《民主的细节:美国当代政治观察随笔》。另外，还有4种图书登上排行榜达5个月，15种图书登上排行榜达4个月，37种图书登上排行榜达3个月，95种图书登上排行榜达2个月，登上排行榜仅1个月的有284种。通过对这440种图书的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将大部分书的内容分为三类:

1．政治类图书

关于政治的书籍上榜的很多，其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

(1)关于民主的理论和实践

这类图书主要以美国为正面的例子进行阐述，如清华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刘瑜的《民主的细节:美国当代政治观察随笔》(7次上榜)，全书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观念的水位》(4次上榜)，主要是关注东亚、中东欧、南美洲以及非洲国家的政治与民主化;梁文道的《常识》(4次上榜)，为时评文字结集，包括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闻自由、公民道德等社会诸多方面;王绍光的《民主四讲》(上榜4次)，以成熟的西方民主为例，深入浅出地展现了现实世界中民主体制的许多实证性问题，是对西式民主的介绍，也对其进行反思。作者从民主的起源和演化讲起，逐一讨论民主发展的历史过程、西式民主的机制与运作及其实效与反思;美国《纽约书评》专栏作者安东尼·刘易斯的《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上榜4次)，以翔实史料、生动笔触，系统回顾了〈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这起新闻自由史上的里程碑案件，并循此为线，串接起美国人民争取言论自由的司法抗争历史，完美展现了霍姆斯、布兰代斯、汉德、沃伦、布伦南、布莱克、韦克斯勒等伟大法官和律师的形象;美国著名传记女作家凯瑟琳·德林克·鲍恩的《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上榜2次)，主要讲述了1787年，在美国费城，来自12个立场各异的州，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平均年龄不到43岁的55位代表，激辩4个多月，使一场原本只为修补旧条例而召开的联邦大会，结果却缔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的精彩过程);蔡定剑的《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上榜2次)，通过对民主理论的正本清源，阐述了民主的真正价值、民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民主的发展形式，对反民主的观点作出了回应。它让你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我们如何实现民主。

(2)关于极权统治

这类图书主要以纳粹德国和俄国为例进行论述的，主要有美国密歇根州加尔文学院(大急流城)传播学教授兰德尔·彼特沃克(Randall L．Bytwerk)的《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上榜7次)，考察了纳粹德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用的所有说服技巧，并试图指出这两个系统最终失败的原因;20世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美籍德裔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过去与未来之间》(上榜3次)，通过八篇随笔，再一次提炼出传统概念中至关重要的精华，以此来评估我们现代人当前所处的位置;《集权主义的起源》(上榜3次)，作者从19世纪中欧与东欧历史中的反犹主义入手，追溯其中的极权主义因素，然后审视欧洲的殖民帝国主义，在研究极权主义运动和政府的机构、组织和运作时，集中分析了极权主义统治的两种形式——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并在结尾出色地分析了人类的孤立和孤独是产生极权统治的先决条件;《人的境况》(上榜2次)，通过对劳动、工作和行动，权力、暴力和体力，地球和世界，以及财产和财富等诸多概念的区分，强调了人在面临现代社会高度科技化、自动化和经济现代化情境下，仍然具有的“复数性”和开端启新的行动能力，从而重树人们对于人类事务的信念和希望;《责任与判断》(上榜1次)，完整收录了汉娜·阿伦特生命中最后十年的讲演、报告及随笔，集中探讨了恶的本质及道德抉择相关的基本问题。

英国著名的独立纪录片制片人、作家多米尼克·斯垂特菲尔德的《洗脑术:思想控制的荒唐史》(上榜3次)，从各个角度分析了“洗脑”技术，极权体制的心理控制机制是怎样的，展示了脆弱的人性如何在各种显赫或隐秘的权力面前随风摇摆;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1909—1997)的《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上榜2次)，收录了以赛亚·伯林关于苏联的一些从未发表过的文章，主要是关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文化生活状况，以及知识分子的遭遇与命运，既有对二战后他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等苏联作家的几次著名会晤的记叙，也有他呈交给英国外交部的关于斯大林统治下苏联艺术状况的公文;既有对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肖像描绘，也有他访问苏联后对苏俄文化的印象速写等等)和《扭曲的人性之材》(上榜1次)，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讨论了著名思想家维柯、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赫尔德和迈斯特等人对自由以及人类历史的看法。梳理了乌托邦、浪漫主义、法西斯主义到民族主义等思想的兴衰或变迁，阐释了在扭曲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下扭曲的人性)等。阿伦特和伯林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著作很受知识分子关注，非常畅销，有则必上排行榜。

知识分子如此热爱阅读政治方面的书籍，可以看出我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关心政治，另一方面思想具有超越性，有抱负，重视精神追求。这与我国的士人传统分不开的，最迟从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已经普遍认为:“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知识分子，虽然“士”的传统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但是“士”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中国知识分子也把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看成他们的独有的责任。^[38]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士人的形态几经变换，其地位也沉浮不定，但总有一种不绝如缕的传统在延续，这就是为学者所称道的士人传统。^[39]士人传统包括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忧国忧民，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第二，非常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第三，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第四，以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为其中心任务，传经论道，延续思想;第五，既因循守旧，又富有改革精神。

2．知识和文化类图书

如王朔文集中的《知道分子》(上榜5次，收录了王朔对文化人和文化的一些看法与见解);历史学家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上榜3次，讨论了三个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经在不同领域有过出色表现，1949年以后却先后遭遇滑铁卢，人生事业从此一蹶不振，一位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一位是报人王芸生，一位是清华教授潘光旦。);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上榜3次，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均任职于北京大学，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陈致的《余英时访谈录》(上榜3次，讲述了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人的情况);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著名学者、文化和思想批评家、翻译家崔卫平的《知识分子二十讲》选编了左右两派重要知识分子的经典论述二十篇，全面展现了西方知识分子的气质和奋斗历程;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教授格里德尔的《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他们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叙述》。

由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的《联大八年》(上榜2次)主要由“历史回顾”、“联大生活”、“联大教授”三部分组成，讲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的追求;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书生的困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简论》(从正史之外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判断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分析现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命运);西南联大荣誉校友易社强(John Israel)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生动叙述了联大到昆明之前的经历，勾画了联大与云南社会以及当时政府之间的关系，对西南联大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精神渊源进行了探讨，淋漓尽致地描摹了联大教师的风采，详细生动地再现了联大在昆明时期的生活。

一些关于文化名人的图书也很畅销，如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以女儿的身份回忆父母双亲;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从陈寅恪的生存状态和人际交往入手，探索了他的内心世界，并以此分析、诠释了陈寅恪晚年作品的内涵;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再现了陈寅恪追求学术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曲折而辛酸的一生，叙述了陈寅恪与傅斯年成长、留学以及在动荡岁月中颠沛流离，执着学术事业的艰难历程，生动地展现了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理想信念，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与事业追求的心灵史诗;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王汎森的《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介绍了傅斯年的成长历程，针对傅斯年最重要的学术主张“夷夏东西说”，重构其从疑古走向重建古史的过程。

还有些是通过国外对知识分子的研究来比照中国的知识分子，如金雁的《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采用由近而远的倒叙方式，把俄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的知识群体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做了独到的解释，另外还对两个不同时期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和高尔基进行了个案研究;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教授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的《何谓欧洲知识分子:欧洲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和精神政治》以欧洲精神政治的历史贯穿始终，阐释了近代意义上的欧洲知识分子的源起、类型和责任，以文艺复兴以来重要人物(涉及拉罗什富科、布丰、卡尔·冯·林奈、约翰·温克尔曼、圣伯夫、保尔·瓦莱里、马尔萨斯、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卡尔·曼海姆、马修·阿诺德、朱利安·班达、米歇尔·福柯、哈贝马斯、皮埃尔·布迪厄、乔治·康吉扬等)和重要思潮为线索，以知识分子的经典困境——“乌托邦与忧郁症”为主题探讨了社会的有序与无序，从博物学到自然史的变化，论及世界知识和自然界秩序的确立，对当下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作出了深刻的反思。许纪霖、罗岗等人的《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通过对90年代重大论争的系统研究，揭示了当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内在复杂性。

3．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变化与转型方面的图书

这类上榜图书表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忧思和探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对政治体制的谏言

有南开大学副教授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上榜5次，以其故乡村庄为立足点，考察了百年来中国乡村的命运，乡村的沦陷与希望，由此折射反映出近代百年中国历史的若干重要问题与玄机);南开大学副教授熊培云的《自由在高处》(上榜3次，从个体角度探讨了身处转型期的人们如何超越逆境，盘活自由，拓展生存，积极生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的《共同的底线》(上榜5次，“主义”、“文化”与“部门”的分析中，结合我们特定的“问题”来论证持守底线的意义);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上榜3次);《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吴思的《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吴思访谈录》;

(2)对改革的代价最小化的探索

秦晖和金雁合著的《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上榜3次，以俄罗斯作为中国的参照系来进行研究，是对“东欧”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现状的观察与评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的《革命年代(新史学丛书)》(上榜3次);马立诚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博源文库·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上榜3次)。

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博士沈大伟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上榜3次)根据近20年的数据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转型;《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描述了近七年其亲身经历的中国乡村和城市的巨变;周天勇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上榜2次);于建嵘的《底层立场》(上榜2次);杨奎松的《谈往阅今:中共党史访谈录》(上榜2次)和《“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许倬云的《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上榜2次)和《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萧功秦的《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和《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上榜2次);孙立平的《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王绍光的《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当代批评)》(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转型，这是一个伟大的历程过程，也是复杂的探索过程。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持政治、经济、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是摆在学者和决策者面前的严峻挑战。作为一个训练有素并独具眼光的政治学者，作者从九十年代初期就开始思考安邦之道的基本理论和对策，时有创新之见，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书遴选了作者十多年来对于相关主题的主要研究成果，从民主、公平与公民社会三方面完整地分析了中国转型的道路和未来方向，理论研究和经验考察并举，对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变迁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作者以中国现当代的发展状况印证波兰尼的观点，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短暂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已出现蓬勃的“反向运动”，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金观涛的《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博源文库·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阿根廷裔美国政治学家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A．O＇Donnell)和意大利学者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的《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转型丛书)》;丁学良的《辩论“中国模式”(博源文库·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中国当代史研究学者萧冬连的《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博源文库)》，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轨迹做一个逻辑梳理，从执政党的建国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考察，认为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五次选择，即实行新民主主义、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转向改革开放，说明了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中国前进，并通过这种梳理，为人们思考中国未来走向提供了某种历史经验的支持。

(3)通过对民国(或蒋介石)历史的研究来寻找方法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上榜3次，记叙了自1924年国民党黄埔建军始，至1945年抗战结束这段历史时期的蒋介石，用大历史观的研究方法，检视蒋介石的历史定位及其历史局限性;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陶涵(Jay Taylor)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通过近几年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以及一系列难得一见的档案，把历史还原到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以第三方视角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政治家;著名民国史专家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揭示蒋氏早年的思想、性格及其发展，和其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也揭示了近代中国的许多政治内幕;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者兼政治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的《蒋介石传》全面探讨了不同时期蒋介石的个人生平、思想性格、政治作为及治国方略等;及师永刚和张凡的《蒋介石:1887—1975 (上)》是蒋介石的个人自述言论集，书中虽然涉及蒋介石身世经历和政治军事活动，但笔墨着重于蒋介石谈孔孟、谈教育、说诗论文、修身养性等著述。

正如高华的《革命年代》里所说的，那些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在这盛世年代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而是在这喧哗的、实利主义的年代，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代。这就是知识分子，一群忧国忧民，既为求实现国富民强而功利性的去阅读以解决当前我国遇到的问题，又为了提升素养、丰富思想而孜孜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