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战略管理价值取向的应然表达

作为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枢纽，大学承担着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大责任，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大学的社会价值使其社会位置日益凸显出来。同时，大学作为一种专门培养人的机构，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有其自身的组织文化期待。因此，在大学战略管理价值选择问题上，我们需要审慎对待，需要在满足社会需要与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之间找到相应的平衡点。

（一）大学战略管理的应然价值取向：社会价值最大化

大学不是一个孤立的组织，它与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学必须对其所处时代的整个现实环境开放，必须投身于真实的生活，必须整个地融入外部环境。而且所有这一切不仅仅因为生活在快速变化的历史与现实环境中符合大学的目的，同样，人民的生活也确实需要大学的参与，需要大学发挥其作用。”^[35]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性的文化组织，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人”身份，其存在的合理性是为社会创造价值并满足自身需求。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大学管理者越来越认识到，大学不能仅仅把目标盯在政府身上，还要照顾到消费者、员工、资助人、社区以及社会的利益。一所大学的成功与否，战略管理能否产生效果，取决于它是否具有使利益相关者满意的能力。基于此，笔者认为大学战略管理的价值目标是：谋求社会价值最大化并最终实现大学的可持续发展。

大学社会价值最大化主要体现在其基本职能的实现过程中。我们知道，培养高素质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是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所承担的社会职能，一所大学在某个发展阶段是寻求三大职能全面突破，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大学的首要职能是人才培养，不论是具有百年历史的综合研究型大学，还是新创办的高等职业技校，都应以人类高深知识的创造或传承为己任，使得大学像个大学。大学是个“育人”而非“制器”的场所，然而有的学校挡不住商业文化的侵蚀，将很多基础性的通识课程砍掉而以实用性的专业课程代替，这种办学行为就是对大学使命的背离。随着大学竞争的日益激烈，各大学对利益相关者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很多学校已把它们有限的资源从最主要的教学与科研中转移到社会服务这方面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不同的学校只有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选择契合自身实力的切入点融入社会，才能够真正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如果自身是一所地方院校，那么就应该努力提高教学能力而不是将捉襟见肘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科学研究的比拼中；如果自身是一所研究型大学，那么就应该以追求卓越为目标而不是只顾眼前经济利益而热衷于没有技术含量的创收活动。

比如，我国香港科技大学在1987年创校之初就确立了“着眼世界”，“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36]让学生特别是本科生全面体验大学生活，包括在所选的学科方面不得缺少优良的训练，在通识教育方面，加强创新和思维能力，扩大视野，提高文化素养，在校园生活方面，建立终生学习的习惯；为教职工提供一个充满动力和互进促进的环境，对于研究来讲，作为一所在研究工作及研究领域方面都享有领先地位的学府，追求学问兼顾积极和应用两个范畴，技术创新与工商界紧密合作，校方提供自由开放的学习氛围，以加强学生、教职员和访问学者之间学习观点和创新概念的学习；致力于促进香港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丰富香港地区的文化。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学理念体现了一所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价值追求，正是坚持把社会价值最大化作为自身的价值追求，这所年轻的大学才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跃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

当前，“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不过，任何事情都必须有一个尺度，过度了也就是走向了荒谬和错误。强调大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永远不会错，但是，这种强调不能过分，更不能异化，对大学的期望不能过高。“大学的存在具有双重价值。崇尚学术，全面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努力提升大学拥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水平和品位，不断提高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是大学存在的内在价值。适应社会，既走多样化的发展道路又坚持大学应有的高品位，全面承担起历史赋予大学的重大社会责任，既服务于社会又引领社会前进，是大学存在的外在价值。大学应当在办学实践中努力实现崇尚学术与适应社会、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辩证统一。这就是大学办学的基本规律，也是我们应当确立的一种大学办学观。”^[37]大学是一种学术组织，并不能代替其他社会组织，不能履行其他社会组织的功能。大学的发展并不等于经济、政治的发展，既不能把大学看成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也不能把大学看成经济落后的“替罪羊”。总之，大学战略管理活动应该寻求以组织效率为依托，以价值创新为使命，围绕着自身拥有的资源、能力状况，将其运用到最擅长的功能活动当中，最终实现组织的社会价值最大化。

（二）大学战略管理应然价值取向的基本原则

1．坚持整体主义的自我实现原则

利奥波德在他的《大地伦理》一文中写道：“一件事，只有当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性、稳定性和完美性时，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38]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是生态中心论的早期代表，而深层生态伦理学则是其当代形态之一。环境伦理学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前者是以人的利益为目标的价值伦理观，后者是以整个生态系统及其存在物的利益为目标的价值伦理观。相对于浅层生态学，深层生态学的超越之处在于，它认为人类的自我实现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要受到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制约，只有在整体主义的关照下，人类才能更好地成就自身，实现美好的理想。

从大学自身来看，大学成员的自我实现必须以大学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基础，大学整体利益最大化是大学当局及其成员行使其职权时需要首要考虑的目标。大学利益最大化是大学持续存在和大学价值不断提升的基础，它既不是某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单独利益，也不是所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简单累加，而是对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平衡和整合，其最终落脚点在于大学本身。大学各部门成员是具有利益驱动的“经济人”，追逐个人利益是其逐利本性使然。但是，大学职能部门成员行使其职权只能是为了大学的整体利益，既不能以其利益主体的利益满足为行为目标，也不能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个人私利，更不能因此损害大学的整体利益。各职能部门和院系负责人应该代表大学的整体利益，否则，大学内部会分成不同的利益帮派，而大学战略决策最终只能代表部分利益团体的利益，或者是不同势力利益团体妥协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战略管理的根本任务在于建立和维护一种协调利益关系的妥协性机制，使不同的利益主张在相互碰撞中达到动态性的平衡，而对各种利益关系协调和平衡的依据是是否有利于大学本身的利益、是否能够促进大学的发展和价值的提升。

从整个大学生态系统来看，大学自身利益最大化必须以社会价值最大化为基础，大学利益最大化和社会价值最大化并不矛盾。大学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无论是直接与大学进行交往的主体，还是间接受到大学影响的主体，其利益的实现或者实现程度均会受到大学的影响。就大学组织内部而言，大学的发展会涉及校方利益、教师利益和学生利益的关系；就大学外部而言，受大学发展影响的利益主体范围更为广泛，包括政府、企业、社区、银行等。这些利益主体的利益实现，均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大学战略决策和经营状况的影响。如果大学经营不善，不仅无法满足大学战略主体的利益诉求，就连普通职工的固定收入也不能按期获得；如果大学不能持续提升其价值和不断发展壮大，就不会有能力培养创新人才、进行知识创新和转移，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质量和科研质量的更高要求，更不会为社区和国家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财富。因此，究竟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还是大学利益最大化，这个争论没有必要，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可以归结为生态共同体利益最大化，即社会价值最大化。由此可见，大学的自我实现并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有利的内部条件、良好的外部环境等都是影响大学自我实现的因素，而这些因素都会归结于大学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利益是否得到了考虑、尊重和平衡。大学战略管理不仅要强调优先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效率原则，还要有尊重差异，体现差异、协调利益的平衡原则，没有大学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平衡，没有一个和谐的大学生态系统，就不会有大学自身利益的顺利实现，也不利于生态共同体价值的实现。

大学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主体与其他社会主体同处于一个社会关系网络，大学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关系便构成了这个网络上的一个个结点。如果大学在与其他主体的交往中能够对其他主体的利益予以考虑，与其他主体和谐共处，则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会在其周围形成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其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大学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它不仅对其他社会主体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甚至能够左右国家的政策和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不管大学的力量有多强大，它的发展仍然离不开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而这个环境恰恰源自于其他社会主体对大学行为的评价和反馈。当前，中国大学正处于价值观念和管理体制都在发生深刻变革的社会转型时代，大学只有正确应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学校发展的影响，才能更好地整合社会上的各种办学资源；只有将大学成员的利益在战略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才能更好地将各成员的力量整合为大学发展的合力；只有以高于法律规则的道德标准作为自己的战略决策和行动指南，才能将自身利益的实现蕴涵在社会价值最大化之中。

坚持整体主义的自我实现原则体现的是对和谐秩序的追求。和谐是对“同”的欣赏、对“异”的尊重，它是秩序的最高境界。和谐秩序之下的大学系统能够促进学生的和谐发展，促进人性化管理制度的形成，使学校成为富有人性、充满和谐的精神家园；和谐秩序之下的高等教育系统是多样化的大学形态，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大学自由发展，使多元化的大学所构成的高等教育系统满足国家、社会、人的差异性需要。若要做到这些，大学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大学要对社会需求及时做出反应。大学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不是孤立的、封闭的，而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大学总是紧随外界客观条件、社会需求的变化，从外界汲取有益的养料不断地调适自身，追求更好地适应于外界变化，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大学要成长和发展就必须把传统的、封闭式的观念转变为更具现代意义的开放式的“社会”观念，战略管理驱使大学开展竞争活动，大学需要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引导学校和个体进入一个和谐的环境，使大学之间及在大学内部开展相互竞争，在竞争中寻求发展动力，促进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率的提升。“组织实行战略化的目的是：对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顾客需求作出反应，并针对竞争重新确定自身的位置。遗憾的是，许多还处在‘战略’和‘博弈’模式中的组织，太忙于打败竞争者，以至于忘记了它们的真正目标——那就是为顾客服务。它们就像赛跑中的选手，一心盯着身旁或身后，却忘记了注意终点线。”^[39]在市场经济下，大学应该勇于改革、积极进取，对外界社会需求敏感并能做出快捷的反应。特别是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深入，开放性的市场逐渐形成，而开放性的市场不仅意味着形成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之间的博弈，还意味着大学必须采取“顾客”策略来寻求发展：无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都必须提高各自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满足人们对于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依赖学生和家长对大学的满意程度在市场上求得生存与发展。

其次，大学要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协同发展。大学在制定战略时，不能只着眼于大学自身，还应纵览全局，了解整个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以及大学在系统中扮演的角色。基于生态系统的大学战略不仅要得一己之利，还要使系统其他成员共同受益，使大学得以持续健康发展。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指出：“我们相信，对于一个不确定的、复杂的世界，应当允许有多种不同解释的同时存在，才有可能把握我们现在和过去一直生活于其间的丰富的社会现实。”^[40]一个统一化的高等教育系统不能适应一个不确定的复杂的世界，那样既有违于大学发展的外部规律，更有悖于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传统的大学发展观念比较注重内部积累资源和能力而忽视了市场经济中竞争与合作共存的现象，在如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更应注重内部组织与外部竞争环境的动态结合，这样才能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基于资源共享的高校战略联盟就是典型的互动共生关系。大学的发展既要考虑自身的效益和效率，又要考虑其他同级学校的发展，营造大学组织发展的共生氛围。没有全局意识、自私自利的大学发展是不健康的发展，而目光短浅、唯利是图的功利性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当然，我们所讲的全局意识并不是要平均化与同步化，而是指竞争与共生同有的全局意识，优势学校带动薄弱学校的发展，以合作与协调为方式，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再次，把大学发展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当中来考量。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之中，高等教育和大学应该适应并引导着这种变化。在社会转型中，旧的利益格局已经被打破，新的利益格局正待形成，价值取向和利益表达的多元化和无序性，使得中国大学的生存环境经历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为建设和谐社会，虽然大学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但是，作为社会发展重要智力源和动力站的特殊社会组织，在推动并引导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大学应该自然地承担起特殊的社会责任；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转型中，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方式必然改变，以往平均主义的大学财政拨款制度正经历着变革，任何一所大学都必须整合自己的资源，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去争取政府和商业社会智力需求的市场份额，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在思考大学战略管理应如何进行时，既要注重弘扬其作为学术性组织的精神理念，又要注重发挥其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经营艺术。大学的战略管理只有在这样双重的维度展开，才能尽量避免“趋同”、“攀高”现象的产生，才会实现社会、国家和大学的共赢。

（二）价值性效率原则

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两种变化正在逼近。一个是在地球上，更多的适于居住的地区的荒野正在消失。另一个是由现代交通和工业化而产生的世界性的文化上的混杂。这两种变化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被防止，而且大概也是不应当被防止的。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即通过某种轻微的对所濒临的变化的改善，是否可以使将要丧失的一定的价值观保留下来。”^[41]这段话给我们的启示是：虽然大学需要学习和借鉴企业的战略管理经验，但是却不能盲目效仿企业，大学的战略管理必须建立在大学的核心价值基础之上。

效率是决定竞争结果的关键因素，是推动社会进步、企业盈利、大学发展的动力之一。国家间存在着竞争，企业间存在着竞争，大学之间也存在着竞争，而决定竞争结果的恰恰就是“效率”。事实上，由于资源的供给在任何时候总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是稀缺的，效率就成了人们活动所遵循的基本价值原则之一。作为拥有社会精英比例最高的机构，大学理应是最讲效率的地方。可是，“许多人认为当今大学是一巨大的、自私的，甚至是贪婪的怪物，它向学生收取昂贵的学费，为科研向政府要求不合理的开支”^[42]。显然，大学的效率并不高。在我国，尽管高等教育经费严重拮据，但是高等教育资源浪费的现象却相当严重，大学办学效率存在着进一步降低的倾向，不讲效率的现实直接影响到了我国大学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大学通过战略管理做到优化教育资源，合理利用资金和设施，这种效率的目的是使教育资源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使更多的人接受好的教育，使更多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使更多的知识和服务贡献给社会。

效率既是企业的目标也是大学的目标，但是大学所追求的效率与企业追求的效率在根本目的性上是不同的。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把利润作为目标表明企业追求的是一种工具性的效率；与之相对，大学的目标是发展，包括人的发展、知识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发展，把发展作为目标表明大学战略管理追求的是一种价值性的效率。人的发展、知识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大学战略管理效率价值性的体现，使大学的办学效率具有一定的价值，特别是人的发展体现着教育和效率的双重价值。因此，可以把价值性效率理解为以大学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效率，是大学在充分整合和利用各种资源之后获得发展的效果。只有把学生的发展、教师的发展真正放在重要位置上，诚心诚意地为他们创造机会的时候，大学的组织目标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效率才能得到真正的保证。以效率为目标的大学竞争把学校从政治化的漩涡之中解救出来，打破学校科层官僚体制和僵化的运作模式，这是对大学组织的一种根本性变革。但是，大学不同于企业，大学的经营管理活动不能以营利为目的，价值性效率的“价值”追求便在于此。

“办大学”是一项直面生命和提高生命价值的事业，大学战略管理中坚持价值性效率原则就是要强调：大学在追求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教育活动中的人文关怀。“—个组织的核心专长就像一棵树的根，这棵树的根支配着树的能力和才能，能力关乎树的成长、变化和适应的力量，而能力与树的高度、颜色、形状和生长潜力有关。核心专长的主旨在于鼓励组织滋养根部，而不是一心想着妆点树叶。它还提倡这样一种观点：坚持编织和建立自身的生产力，而适当的能力会随之而来。不少人主张，这种导向乃是能够建立和维持真正的长期竞争优势的唯一方法。”^[43]因此，大学在战略管理中必须意识到大学组织的自身特性以及大学对于促进教师和学生生命成长的巨大可能，有意识地将大学最富价值的一面开发出来，使其成为教师和学生生命成长的精神家园，这也是大学发展的最终指归。

如果仅以企业的工具性效率去实现大学的效率目标，则会对大学发展产生许多负面作用。随着市场化经济的深入推进，缘起于西方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大学和大学中的人。韦伯曾把“尽可能地多挣钱”看作是一种善，精明的投资商们和清贫的教育家们都想做些“善事”，于是，他们把大学发展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高等教育被市场化、商品化，入学机会、教育资源、文凭证书都成为市场交换的要素。甚至有一些人假借发展学校之名，在学校建设中大捞一把，把大学作为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这些与教育的本质是相悖的，大学也因此失去了教育的理想和信仰。教育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规律，在大学战略管理中必须警惕功利主义对大学发展的危害。“从教育事业发展与学校管理来看，技术条件、方法手段、组织体系等外延要素无疑可以实现‘跨越’，但是从教书育人与学术生长来看，只可以加速而难以‘跨越’。”^[44]如果说企业的战略失误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那么，大学战略管理的失误则不仅仅是毁灭一所学校，更有可能毁灭一代人，因而大学战略管理具有更大的风险，而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是规避战略管理风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