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履维艰近代科技教育的开拓与实践

步履维艰近代科技教育的开拓与实践_丝路之光创新

第四节　步履维艰近代科技教育的开拓与实践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其影响对中国来说不啻一次革命。它的结果不仅仅是宝岛台湾的割让和巨额的战争赔款，而且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关系到如何来评价清廷近半个世纪的洋务运动。如果洋务运动改变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那么沿这条路走下去，则终有恢复昔日盛世的那一天。然而，甲午战争恰恰以中国惨败而收场。堂堂中华败于历来被视为蕞耳小国的日本，屈辱如此不堪，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所罕见。这不能不引起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震动与思考，于是当时一部分带有资本主义思想的官吏和上层知识分子开始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奔走呼号，进而有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维新运动，最终发展为规模宏大的政治变革。

维新运动的领导人认为，中国的贫困落后在于教育不发达，科技落后。所以他们办教育培养各种专门人才，立报馆以宣传变法，建学会以组织力量，翻译西书，传播西学，进而做政治上的变革以救亡图存。

一、设报馆，开发民智，宣传威信

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谭嗣同(1865—1898)等人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能否上下通达”，而中国受辱数十载“就在于上下不通，内外隔绝的缘故”。“去塞求通”的最好方法，莫过于设报馆。^[42]通过报纸以传达信息，沟通上下，了解世界，介绍西学，开通思想，使“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43]。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8月，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报》，旨在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思想文化，鼓吹维新。这是他们创办的第一份刊物。光绪二十二年(1896)，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梁启超为主编。报上常刊登政论文、谕旨、奏折、欧美政法、世界大事等方面的文章与消息。梁启超以其锋利流畅的文笔，陆续写出《变法通义》、《西学书目表》等文章。前者为救时之政治主张，归结于变科举、兴学校；后者为救时之学术文章，归于中西学并重，一时间风靡海内，鼓舞人心，数月之间行销至万余份，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报纸。

图55　康有为、梁启超和光绪皇帝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复等人在天津创办《国闻报》，此外还有《蒙学报》、《湘报》、《知新报》、《求是报》等等，在传播新思想，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科技以及教育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各种报纸的出版，开始冲破封建专制主义钳制言论的藩篱，活跃了思想，扩大了维新运动的思想基础，发动了群众，使很多人认识到维新变法的意义，从而参加或支持维新运动。

二、建学会，组织发动群众，积蓄维新力量

康有为认识到个人的力量单薄，主张：“要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众不可，且必合大而后力厚也。”^[44]必须组织更多的人集合一起才能扩大声势影响。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倡导下，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文廷式、杨锐、袁世凯等人在北京组织成立了“强学会”，这是维新派政治团体的第一次形成。它的成立为传播变法思想，积蓄维新力量开辟了一个重要的阵地，是一个寓政治于学会的组织。

同年十一月，康有为又发起并组织“上海强学会”，该章程明确提出：“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学会以“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博物馆”等办法，传播“西学”，宣传维新思想。当时，东南一带维新派人士汪康年、黄遵宪、张謇、岑春煊等人均响应入会，推动了各省维新运动的发展。

然而，维新派的这些活动引起了清廷守旧势力的仇视，他们千方百计破坏，最后以“私立会党，显干例禁”的罪名予以查禁，北京强学会和上海强学会相继被取缔。

“强学会”被迫封闭后，一些爱国人士，为了拯救国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京师再立保国会，康有为执笔的大会宣言“保国会序”痛陈危急的形势，力陈中国被列强欺凌，民不聊生濒于瓜分的危机，号召民众奋起救亡，“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45]。他还起草了“保国会章程”，提出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但是由于受顽固派的破坏，仅仅开了三次大会后，保国会就被迫停办了。

虽然强学会、保国会被停办，但是各省维新人士却纷纷成立学会，如粤学会、蜀学会、浙学会、陕学会等等，尤以湖南的“南学会”最为活跃。此外，还有各个专业和团体也成立了自己的学会，如务农会、圣学会、医学会、蒙学会、译书公会、戒鸦片烟会、戒缠足会等等。这些名目众多的学会，都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政治团体，对变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办学堂、兴教育、培养维新人才

维新派把办学堂、开民智作为推动维新运动的重要手段。“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46]。本着这样的宗旨，他们办了许多学校，最有名者是“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

“万木草堂”由康有为于光绪十七年(1891)在广州创办，起初只有学生20多名，后渐增加至40多名。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随着康有为的名气渐涨，登门求学者也与日俱增，拜在康有为门下者多达千人，影响越来越大。康有为自撰《长兴学记》在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都有目的的培养学生，其办学宗旨在于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以培养维新变法人才。

万木草堂的课程，不仅讲授儒学、佛学、先秦诸子学、宋明理学等等，而且还传授西洋哲学、社会学、政治原理学，及中外史学、中外语言文字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在“科外学科”还开设演说、体操、音乐、图画、射击、游历等等。草堂的教学方法，除讲授外，主要靠学生自学读书，写笔记并互相传阅。学生除读书外，还参与编书，比如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都是由学生积极参加分任编检、校勘而完成的。康有为本身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讲课时古今中外进行比较，口若悬河，一讲就是四、五个钟头，深受学生欢迎。他四年的教学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维新派人士和同情维新运动的官员黄遵宪、谭嗣同、陈宝箴等人，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唐才常为助教。开始学生仅48人，年龄在12岁到16岁，由各府县保送，学制5年。梁启超亲拟《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总结其办学宗旨为“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根柢既植，然后以其余日肆力于西籍”。其目的在于使学生学贯中西，具有维新变法的坚强意志。其学习内容中西并重，分经学、子学、史学和西学几类，本着经世致用的精神，学堂进行教学工作。在教学过程中，他们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灌输学生民权的思想。这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有启蒙作用。这样就使学堂成为宣传维新思想的学校，培养了一批出色人才，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此外，还有严复在北京创立的“通艺学堂”、谭嗣同在湖南创办的“浏阳算学馆”等学校。

维新派还创办了一些以科技内容为研究对象的科技团体。谭嗣同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了金陵测量会，这是我国近代第一个测量学会，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个民间性自然科学组织。该会主要活动是测天，分测日和测量；测地，分测立点相距(若测山、测岸之类)，和测平点距离(若测河、测跨之类)，须求经纬度。会众每日一聚，自带仪器，互相学习测量技术。每次测量结束后，都要绘图总结，然后结集，刻图出版。同年，罗振玉也在上海创办“上海农学会”。该会宗旨：“拟复古意，采用西法，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源”，“广树艺，兴畜牧，究新法，浚利源”。主要职能是翻译农书；创刻农学报章，专译各国务农诸报；开设制造糖酒厂；设立农务学堂；购买各种器具加以试用，若能提高劳动效率则加以仿制，推广到民间；选择优良品种以推广等等。此外，该会还办有学术刊物《农学报》。医学善会以兴医学以保民为办会宗旨，该会认为，医学为保种之道“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躯壳”。“郴州算学社”则以“舆算二者为时务之阶梯，凡测天绘地，行军布阵，制器格物之实际，无不推本于此”。该学会研究的内容：舆地以绘险要，究兵略为主，旁及农矿。算学以程功董役、行军、布阵、制器为主，旁及天文。孙诒让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创建“瑞安计馆”，招收13至20岁的学生学习算学。学生们除了课内学习之外，还要涉猎更多的算学知识，流风所及，馆外的不少青年学子也喜欢专研算学。他们自动联合起来，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八日(1899年4月17日)成立一个以研究天文算学为宗旨的学术团体——“瑞安天算学社”，目的是“参泰西学会之意，以复兴中国固有畴人之盛业”。“天算学社”有社员16人，并组织了小型的专门图书馆，搜集古今中外算书，定期举行研讨会，鼓励社员撰写论文。学社编印过《社藏中西算学书目》(二卷)。可惜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底，由于社员星散而告终结。

据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的不完全统计，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前后的两三年时间内，各地所设立的学会、学堂、书局、报馆多达三百多所，一般都以向西方学习为宗旨，介绍西学、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和社会政治学说，对培养维新人才功不可没。

四、“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根据康有为所提出的建议，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即史称“戊戌变法”。从颁布诏书这天起，到八月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光绪帝的变法活动共进行了103天，故又称“百日维新”。

在这短短的百日内，光绪帝频频颁布变法谕旨，其中关系教育者归纳以来不外两项：广设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

(一)设学堂，提倡西学

为了变法图强，培养既忠于清朝，又精通西学的专业人才，光绪帝在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的建议下下诏筹办京师大学堂，“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托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上报，令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聘请美国人丁韪良为总教习。学堂章程有八章五十二节，对办学总纲、课程、入学条件，学成出身，聘用教习、经费等都有详细的规定。

京师大学堂的任务，不仅为实行教育之机关，同时也为全国之最高等教育行政机关，各省大学均归京师大学堂管辖。

学校的课程分为两大类：一曰普通学，一曰专门学。依日本通行学校功课的种类，又参以小学，具体规划为：普通学课程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为文学、体操学，并且规定所读之书必须用上海编译局编撰的教材。与此同时，还要在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日语五种语言文字中选择一门与普通学课程同时并习。专门学包括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法律学归此门)、高等地理学(测绘学归此门)、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医学归此门)，共十种专门学。俟普通学卒业后，每学生各成一门或两门。

京师大学堂设有管学大臣、总教习、分教习、总办、提调、供事官等职，分管大学堂各项事宜；学堂还设有藏书楼、仪器院，以广集中西要籍，又集中各种天算、声光、化电、农矿、机器制造、动植物各种学问应用之仪器，以为实力考求之助。

在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同时，又令各督抚将各省、府、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校。至于学校等级，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所有中小学应读之书，仍由官设书局编译中外要书，颁布遵行。命各省府绅商之有田业者，设立农业学堂，广开农会，刊发农报，购置农器。命设立医院，归大学堂兼管。命通商口岸及出产丝茶省份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书院。准许梁启超设立编译学堂，书籍报纸免税，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派人出国游历等等。

京师大学堂的章程成为中国近代学制的摹本，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就是由此扩充而成。虽然其中仿效外国之处颇多，但中国终究有了近代学校的办学宗旨，其课程的设定成为我国学制史上一个新的起点。

(二)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五(1898年6月23日)，清廷下令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并命令开经济特科，命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人才，参加考试，并设法律、财政、外交、物理各专门之科，其管理章程，由礼部研究制订。乡试、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考试中国史学，国朝政治；第二场考试时务策论，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工艺；第三场考试《四书》、《五经》。并宣布以后取士以实学实政为主，不以书法优劣为准。

该时期在文化教育方面除旧立新的措施，对当时的教育改革，引进西学及促进社会进步都有一定的作用。虽然戊戌政变后，顽固派恢复了八股取士，但是富有朝气的新式教学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戊戌变法时期的教育改革直接推动了科举制度早日进入坟墓。此后，清廷不得不在科举问题上顺应时代潮流做种种变革，提倡派遣留学生，开办学堂。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迫决定废除科举制度。

五、“新教育制度”的建立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1901年1月29日)，清廷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方面施行所谓“新政”。涉及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主要有四项内容：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学制、厘定教育宗旨、改革行政机构。

(一)废除科举制度

废科举经历了三个步骤：首先，清廷继“戊戌变法”之后再次下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

其次，递减科举取士名额。庚子事变之后，一般官僚和封疆大臣纷纷要求递减科举取士名额。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之洞、刘坤一上《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提出要递减取士名额，以学堂生员补充的建议。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建议“从下届丙午起，每年递减中额三分之一，暂行试办”^[47]。

最后，停止科举。光绪三十一年(1905)，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奏请停止科举，举办学堂。他们认为若能停止科举，建立学校，则可以“广学育才，化民成俗，内定国势，外服强邻，转危为安”^[48]。清廷迫于形势，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废除科举。自隋朝以来举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至此停止，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中国旧式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结束，新的教育制度得以建立。

(二)建立新学制

清末新的完整的学校体系，实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钦定学堂章程》。章程中分《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及《蒙学堂章程》等，从形式上看，确实是比较完备的学校体系，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法定学校系统。公布的时期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按甲子纪年为壬寅年，故称“壬寅学制”。该学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系统完备的现代学制，虽正式颁布，但并未付诸实践。

次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重新拟定一个《奏定学堂章程》。该学制公布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年)，称“癸卯学制”，是第一个法定的并在全国施行的学制。这个学制包含着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从纵的方面看，整个学制分三段六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设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另设蒙养院，不在正式学制之内；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5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设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分科大学3年或4年，通儒院5年。从横的方面看，与高等小学平行的，有实业普通补习学堂，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与中学堂平行的，有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的，有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按照这个学制的规定，儿童从7岁入学到大学毕业要20或21年，到通儒院毕业要24年或25年，年龄要到31岁或32岁，是我国迄今最长的一个学制。

除上述各级学校外，在京有译学馆，外省有方言学堂，属高等教育阶段，约计学习5年。另外，为新进士学习新知识而设有进士馆，为已仕官员学习新知识而设有仕学院，修业年限均为3年，也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由于这类学校不是由小学、中学递升而入高等学堂的，所以没有列入学制体系之内。

“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颁布并在全国施行的新学制。这个学制是仿效日本和西方国家拟定的，它从1903年公布起，一直沿用到1911年清朝覆灭为止。对旧中国的学校制度影响很大，它的建立和施行改变了中国长期封建式的官学、私学、书院等学校形式，为中国形成现代形式的学校制度奠定了基础。此后学校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这个学制演变而来的。在这个学制里，实业教育列入学校体系，占着重要地位，实业学堂种类繁多，初等、中等、高等、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商业学堂，商船学堂相继建立。新的专业学校的建立，对现代化科学技术的传播、对中国新教育的发展在客观上起了有益的作用。

(三)厘定教育宗旨

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奏定学堂章程》才提出了教育宗旨：“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此乃近代教育史中明确提出教育宗旨的开端。

光绪三十二年(1906)学部成立，拟定了一个新的教育宗旨，由政府颁布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遵行。学部提出的教育宗旨分二类五条：第一类为“忠君”、“尊孔”两条；第二类为“尚公”、“尚武”、“尚实”三条。学部在《奏清室示教育宗旨折》中解释说，前二条是“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后三条是“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

(四)改革教育行政机构

该时期，清廷中央和地方的教育行政机构则进行了如下的改革：

1.中央教育行政机关

光绪三十一年(1905)政务处奏请特设学部，作为管理全国教育事业的最高行政机关，并建议将国子监撤销，有关教育工作归学部管理。学部的最高长官称尚书，其次为左右侍郎，均为政务官。在尚书、侍郎之下，设各项事务官。设左右丞一名，协助尚书侍郎管理全部工作，领导各司；设左右参议各一员，协助尚书侍郎核订法会章程、审议各司重要事宜，并有参事官协助左右参议工作。学部下设五司：总务司、专门司、普通司、专业司、会计司和司务厅。

2.地方教育行政机关

光绪三十二年(1906)撤销各省提督学政，撤销学务处或学司等省级行政机关，改设提学使司，设提学使一人，统辖全省教育工作，归督抚节制。该司机关设在省会，将原学务处，改为学务公所，学务公所议长一人，议绅四人，帮助提学使筹划学务，供督抚咨询。学务公所下分六科：总务课、专门课、普通课、实业课、图书课、会计课。

这一阶段，传播科技知识的主体是受到西方知识熏陶的维新派士人和清廷的开明官员，方式则主要是设学会、兴教育、改革学制等，把科技教育引入学校。这些教育制度层面的改革促使中国科技教育有了重大的进步，为启迪明智，系统传播西方科技奠定了基础。

六、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中心转移

本章所述内容为明清两代西方科技传入中国的历程。通过传教士的科技输入、洋务派官员主动的技术引进和渐渐觉悟了的知识分子所进行的科学化运动的“启蒙三部曲”^[49]，中国科学和技术逐渐从传统转变到近代。

这是一个漫长的启蒙过程。产生于欧洲的近代科学和技术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由基督教传教士以渗透的方式输入中国。西方的传教士带来了一些科技书籍，在传教的同时也向中国的学者传授了一些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还帮助中国官方编修历法、制造仪器、装备观象台，测绘中国地理全图。尽管他们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宫廷和官员的范围内，且内容主要限于历法领域，但这毕竟是中国人接触西方科学和技术的第一步。在这个时期，中西方科技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在西方科技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逆向输出到欧洲。

第二步是19世纪60年代由“洋务派”官员迈出的。伴随着洋务运动兴起，世界化的科学和技术第一次被有计划地引进中国。如果说传教士将传播科技作为传教的手段，洋务派官员则将西方科技视为“自强”“求富”的手段。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吸收的变化，它使得西学传播的内容和受体都发生了变化。从最初以历算为主要内容的宫廷科技，转变为以兴办实业为主要内容的实用技术科学。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里，中国进行了早期现代化的尝试。兴办了一批近代化企业，翻译了一批西方科技书籍、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并培养了一批受西方知识熏陶的新型知识分子。近代科学和技术在中国传播方式、速度、规模和成效都是传教士时期所望尘莫及的。

但是，洋务运动最终以清廷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而宣告失败。一向以中国为师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而强盛到足以打败中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啻于一次革命。受到甲午惨败的刺激，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他们认识到像洋务运动那样把学习西方的行为仅仅局限在器物层面是不够的，必须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于是开始效法日本，宣传维新思想，试图实现制度层面的近代化，依靠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办学校废八股，为大规模的引进西学开辟道路。虽然“戊戌变法”中途夭折，但却给当时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清末新政期间，清廷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也不得不进行改革，先后在教育制度层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民国。这一时期传播西方科技的主体是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新式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兴学堂、办教育、出报刊，开启迪民智、系统传播西方科技之先河。但是，由于清代这第三步并未走完，历史的重任还是留给了后来的先进知识分子。

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其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整个社会条件。其二，科学技术的转移是历史进步的必然。

(一)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

近代科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欧洲，而曾经长期在科学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以及为欧洲保存了古希腊文化、传播了东方科学技术的阿拉伯都产生不出近代科学，这是科学史上一个十分有启发性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查应青先生认为该事实与三个因素有密切的关系，他告诉我们^[50]：

1.社会的生产活动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基础

首先，生产实践是科学技术产生与发展的源泉和基础。科学技术萌芽于古代人类对自然界的直接观察和直接生产经验之中，生产实践为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经验事实和观察材料。天文学产生于古代人类为生产需要而进行的天象观测中，数学则是在丈量土地、测量容积、计算时间、制造器皿的实践活动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而开始的近代科学技术和越来越依赖科学实验的现代科学技术，归根结底都离不开生产实践。

其次，生产实践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物质条件。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近代和现代科学技术，其发展必须要有实验设备，这些物质条件只能由生产实践所创造。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对实验设备和技术装备的依赖更强。像原子核物理学的研究，需要强大的高能加速器和各种精密的探测器，许多科学领域都离不开电子计算机。

再次，生产实践的需要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社会生产的需要，不断向科学技术提供新的课题，促使人们去研究、创造、发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社会推向前进”^[51]。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是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将经济建设放在一切工作之上，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提。

2.社会政治因素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首先，社会制度与社会体制的先进与否，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一般说来，先进的社会制度与体制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而推动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落后的社会制度与体制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欧洲中世纪的腐朽统治制度严重地阻碍了科学的进步，科学只能是宗教的奴婢，绝对不能超越宗教信仰的界限，许多科学家惨遭杀害，使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黑夜。而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科学技术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

其次，社会政治、军事的需要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同的国家，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组织大规模的科研活动，也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为了战争的需要，组织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使人类进入了原子能时代。电子计算机的研制，首先也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这些都在客观上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3.先进文化思想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科学研究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进行这种探索，需要有不墨守成规而善于独立思考、不怕失败而勇于创新的精神，需要有思想上和学术上的自由气氛。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毫不含糊地向我们展示，凡是有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时代，学术和文化必然发达。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希腊的雅典时代和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这样的繁荣时代。相反，凡是不容许有思想自由的时代，学术和文化必然停滞甚至枯萎。

人类虽已进入了高度文明的时代，古代神话中的许多幻想一个个成为现实，但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今天我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比起整个客观世界向我们提供的信息来，还是极其有限的。例如，虽然我们已经开始实现宇宙航行，但人类直接活动的空间还只限于地球和月球之间一个很小的区域；虽然生物学已进入分子水平，但生命之谜还远未最后揭晓；虽然探索物质结构的粒子物理学成果辉煌，但粒子物理学的基本规律还未探明。这充分表明，在科学领域中不存在什么绝对权威。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权威，但他们的绝对性却被历史本身一个个地否定了。人类知识的进步，就是一个巨大的洪流，后浪推前浪，永不停息地前进，很难找出什么绝对正确的固定的东西，可当作终极的最后真理。理论必然要不断发展，甚至要彻底更新。因此，每一个从科学事实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知识和新思想的幼芽，都应当得到充分的滋长和发育的机会，这样也就是为未来的历史开辟道路。

另一方面，科学认识的历史道路也不是始终笔直前进的，免不了有迂回曲折。这些曲折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现象中，人们所认识到的往往只是一个侧面，要是不恰当地把一个侧面夸大为全部，必然要犯错误。为了避免和克服主观性和片面性，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充分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讨论。通过实事求是的批评和争论，一个科学研究成果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许多有生气的创造性的新思想也会在争论中涌现出来。

(二)科学技术中心的转移及其规律性

古代是一个多中心的时代。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独立形成了自己的科学文化。奴隶时代的埃及、希腊，封建时代的中国、阿拉伯，是古代重要的科学技术中心。15世纪末到16世纪末，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欧洲继承发展了古希腊罗马的科学成就与中国的技术发明，通过反封建反神学的文艺复兴运动，造就了像哥白尼、伽利略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使科学文化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时期，意大利也成为近代科学技术的第一个中心。

17世纪初，由于罗马教会的残酷镇压，意大利没落，英国兴起。英国新兴资产阶级高喊“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大量引进吸收了欧洲大陆的科学技术，涌现出像牛顿那样的大科学家和瓦特那样的大发明家，实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

18世纪中期以后，法国的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大革命使法国的科学事业面目一新，科学受到普遍重视与特殊保护，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科学成就，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与工程师。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法国的科学水平超过了英国，占据世界领先的地位。

德国的起步比法国稍晚，德国人积极学习英国办工业和法国办教育的先进经验，科学技术队伍迅速成长起来，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德国的工业特别是煤化学工业迅速扩大，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超过了英、法，到了19世纪后半期，科技中心又转移到了德国。

两次世界大战使德国自食其果，德国衰败，美国崛起。北美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胜利，为美国资本主义大发展扫清了道路。美国积极引进与推广了欧洲的先进技术，并且十分重视国内的科学普及活动，兴办大学与技校，大量聘请外国专家讲学。美国不仅诞生了像爱迪生这样自学成才的大发明家和本国大学培养的许多科学家，而且大量引进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高级人才。美国在学习和利用欧洲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发展了本国的新兴工业技术，建立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生产体系，成为20世纪的经济中心和科学技术中心。

对科学技术中心转移的规律性，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于1962年发表了研究成果。汤浅光朝描绘了科学技术活动中心转移曲线，发现近、现代科学技术兴隆的平均周期为80年，科学技术中心在每一个国家停留的时间大致也是80年左右。汤浅光朝用这一规律进行外推，作出美国科学的兴隆期从1920年开始到2000年终止的预期。这一预测是否准确，还有待历史证明。美国的科技地位目前还无哪个国家可以取代，但从统计数据来看，美国在世界科技发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的80％下降到20世纪末的30％左右。世界科技竞争有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世界上只有一个技术中心或创新中心，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中心在美国。而现在，在科学技术的每一个重要领域，都有2—3个技术中心或技术高地，如生物技术的世界能力中心分布在美国、英国和德国。此外，在全球高技术产品市场上，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独占鳌头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各路诸侯群起逐鹿的局面正在形成，美国、日本和欧洲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科学技术中心的转移说明了社会条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由于各国社会情况为科学发展提供了不同的条件，所以出现了发展不平衡状况和中心的转移。那么，有哪些因素决定各国科学的兴起与衰落呢？这正是各国学者致力研究的问题。人们从各方面进行了探讨，甚至研究了科学中心转移与科学家的社会年龄之间的关系。有一种技术转移的引力中心论，认为对科学技术吸引力的大小，决定于社会需要、政治环境、人才、经济基础和自然条件等因素。各种有利因素的组合，形成一种合力，吸引力最大，就形成一个技术引力中心。技术向引力中心转移是一条普遍规律，一个国家有发展生产力的迫切需要，有稳定的政局和明智的政策，就会成为引力中心。

科学技术中心的转移是历史进步的必然。历史发展表明科学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很大一方面决定于扩散的范围和转移的速度。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正是通过科学技术的转移，使各国相互学习、相互竞争，促进科学加速发展，并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注释】

[1]《四库全书总目》卷106《〈天问略〉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2]由于传抄及翻刻的原因，《崇祯历书》进呈本与翻刻本稍有区别，明刻本与清刻本也有不同。参见王重民：《徐光启》第六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六卷，上海：上海书店，2006年。

[3]方豪：《中西交通史》第4篇第1章，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年。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后编第1章，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南炳文、何孝荣：《明代文化研究》第7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4]郑文光、徐宗泽：《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第七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方豪：《中西交通史》第4篇第一章第7节。南炳文、何孝荣：《明代文化研究》第7章。

[5]《四库总目提要》，卷106，第94页。

[6]此后9卷于咸丰七年(1857年)由伟列·亚历山大(Alexander Wylie)和李善兰译出。

[7]钱宝琮：《中国数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34—250页。

[8]［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6，《利玛窦》，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

[9]［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澳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0]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64页。

[11]［明］徐光启：《丑虏暂东调绸缪宜亟谨述初言以备战守疏》，《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2]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第4篇，第四章，第八节。

[13]刘旭：《中国古代火炮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国军事史》第一卷，《兵器》，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

[14]［明］徐光启：《徐光启集》，卷11《书牍》。

[15]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5《利玛窦坟》。

[16]利玛窦：《天主教东传文献》，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

[17]方豪：《中国交通史》下册，第4篇，第5章。

[18]郑彭年：《西方东渐——中国改革开放史》第二卷第五章。南炳文、何孝荣《明代文化研究》第七章，第一节。

[19]〔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9—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0]〔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9—2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21]白晋：《康熙帝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2—223页。

[22]南怀仁：《坤舆图说》，《四库全书存目存书》子部93册。

[23]［清］蒋良骐：《东华录》，康熙五十八年二月甲寅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4]郑彭年：《西方东渐——中国改革开放史》第二卷第五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25]〔法〕白晋著：《康熙帝传》，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年。

[2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

[27]方豪：《中西交通史》，第四册，第71—72页。

[28]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6、377页。

[29]关于孙云球的文字多转引自孙承晟所作《明清之际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孙云球＜镜史＞研究》一文，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3)。

[30]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24—525页。

[3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丙，机器局(一)，台北：文艺印书馆，1957年，第6页。

[32]［清］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10页。

[33]［清］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六，第3—4页。

[34]朱有瓛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217页。

[35](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第12页。

[36]朱有瓛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254页。

[37]［清］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五，第33页。

[38]［清］薛福成：《上曾侯相书》，见《庸庵文外编》第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39]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262—263页。

[40]［清］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第8—9页，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

[41]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42]［清］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戊戌变法》(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21、523页。

[43]［清］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戊戌变法》(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21页。

[44]［清］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133页。

[45]《三月二十七日保国会上演讲会词》，《戊戌变法》(四)，第410页。

[46]［清］陈宝箴：《时务学堂招考示》，《戊戌变法》，第439页。

[47]舒新城：《中国教学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

[48]舒新城：《中国教学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63、64页。

[49]董光璧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上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50]査英青：《科技创新与中国现代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