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卫三畏的中国认识中，含有从近代西方文明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教育和科技的审视。
作为在西方受过完整近代教育的卫三畏，对教育在社会和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有着深刻的理解。所以卫氏更能体会到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缺陷。
卫氏观察到，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和科举取士紧密关联的。由于这种关联，使得中国的教育在教育内容上必须遵循研读经典和历史的教育路径。这便造成读书人过分重视经典，以至于思想不能受到均衡的训练。学子们轻视那些同直接追求上述大目标无关的学问。除了法学、历史、官方统计之外，每一门功课都遭到他们的蔑视。学习结业时对一般学问的大多数分支学识不足，对本国历史的事件一无所知，以至于“西方世界的小小学童都感到可耻”。[26]因此，教育内容和社会实践严重脱节。
同时，由于登科入仕是中国教育的主要目的，这一目的致使中国教育培养的人才必须充分理解治理的原则和最高当局的政策，运用这些来巩固自己的政权。所以，中国教育制度“所能取得结果，必然使幼稚的心灵没有得到正确知识的滋养而发展，只是天赋受到扼制，在脑力功能中灌输奴隶式的顺从与金科玉律，塑造中国学生的智力就像经过园丁辛劳地劳作，被扭曲成盆景的小树一样，这样违反自然的栽培法只能长出不像样的果实”。[27]培养不出适合社会需要的真正人才。
卫三畏生活的时代是西方近代科技大为昌明之时。卫氏本人青年时代曾有志于成为一名博物学家[28]，而来华传教致使其愿未遂，但博物学成了他一生的兴趣。由于受过西方科技的严格训练，卫三畏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认识也颇中肯綮。
他认为，中国科技不发达的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原因在于抽象思维不发达，“不重视抽象的科学”[29]，在解释自然界神秘时的少许理论也缺乏任何幻想以弥补缺乏事实与经验的不足。另一方面，模仿守成的文化心理也是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原因。因为模仿守成的心理使得人们满足于过得去的状态。同时，模仿守成使得中国人对一切改进抱着某种程度的冷漠态度，“似乎发明的职能和改变事物的观念一起消逝，如果新设计获得专利权的最佳保证，后人就不会任意改制”。[30]
受近代西方民主、自由等政治理念的熏染，卫氏在看到中国专制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的同时也认识到这一制度造成的弊端。
在卫氏看来，中国的专制政体下，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竭力宣扬“君权神授”理论并且无限度地扩大君主的权力范围。为了防范民众反抗，政府推行严格的互相监督和互相承担责任的连带制度。于是，政府在未受教育人们的心目中成了某种“永存的恐惧，这种思想就像达摩可利斯之剑”。这种恐惧的一方面使得民众畏惧政府，“只有敬而远之才能得到安全”，民众疏远了政府。而且，这种畏惧“抵消了中国人的真正活力，导致他们不关心任何进步，满足于已知和已有的事物，屈从于可能落在个人身上的一些不公平和损害”。同时，人们怀有这种对不幸后果的模糊恐惧感，形成了普遍的互相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导致民众不能以明智的方式联合起来反抗违背公平原则而进行的压榨，也不可能和统治者一起维护秩序。[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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