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分析

第四节　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分析

只有置于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下，我们才能清晰地表述“李约瑟难题”，只有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的宏大背景之下，我们才能思考和分析明清之际中国在科学技术研究上逐渐落后于欧洲的原因。

1.李约瑟难题首先是一个制度难题

“科学生产知识，但是支撑科学的制度发挥了实质性的功能：使理性知识得以发展。当科学动力受到阻碍时，理性也会遭受厄运。”^[6]在谈到中国科学逐渐落后的原因时，人们往往忽视科学研究制度建设对推动科学技术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科学研究的严格制度，没有形成科学研究相对独立的机构和制度，那种机构和制度以公民社会的形成和成熟为基础，以近代大学学院的建立为标志；由于战争，更由于缺乏严格的制度保障，科学研究的连续性一再遭受破坏，形成不了科学研究的传统。直到19世纪末，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才开始在中国创立起来，其中，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大学堂创办于1895年，为中国第一所近代大学；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创办于1897年；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

在科学研究制度缺位的情况下，期待科学研究的持续进行，当然只能是一种幻想。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制度不是政治制度，不是由政府来主导和管制的，而是施行科学家共同体自治的。欧洲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始建于12世纪，如索邦大学（即后来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等。这些大学尽管与当时的教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们逐渐得到了世俗力量的支持。“在许多日耳曼国家中（尤其是在普鲁士），在大英帝国，在法兰西，刚开始进行的工作并不是要改变现存学校和大学的性质，而只是想为一些成年人提供另一类学徒身份，主要是因为贫穷，这些人几乎享受不到这样的机会。‘人民’的子女将接受某种虽然卑微但比较现代的技能，凭着这些一技之长，他们将变得更有用，更不依赖‘国家’，他们因此将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智力因素，自己的人力‘资本’。”^[7]把人民当做国家的人力资本，当做国家的财富，要通过专业的职业技能训练，全面提高这一资本的“质和量”，于是，1763年普鲁士颁布了基础教育计划，要对全体国民实施基础教育。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国民教育计划，是近代欧洲的伟大发明。近代教育和近代科学便起着一种相互支撑的作用。建立近代科学研究制度必须具备几个重要条件，一是要有强有力的社会需求，要有相应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发展水平作支撑；二是强大的外在社会文化冲击和压力，科学研究交流和竞争机制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动力和活力；三是要有特定的社会力量和社会阶层的形成，科学研究机构只能是社会的民间机构，它虽然从属于政府，但它不受政府的直接领导，政府不得过多干涉科学事务。这样的制度迟迟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来。

2.李约瑟难题也是一个历史难题

历史的机遇会决定历史的方向，对一些偶然的历史机遇的把握非常重要。在历史上，中国在引进、培育和发展近代科技方面，并不是一直没有机会，比如，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来说，莱布尼茨与中国的主动亲近具有象征意义，可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非常遗憾，中国最终错过了这次机会。

这样的深刻教训需要进行认真总结。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莱布尼茨时代的中国是明朝衰落和灭亡之后的中国，实际上是中国封建制度走向终点的中国，但是，当清朝统治者统一中国之后，它在观念上没有一种面向近代世界的眼光。相对于清统治者而言，在他们面前的先进文化仍然是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封建文化，而不是更加遥远的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文化。因此，莱布尼茨的建议只能是一个无法得到积极响应的建议，因为他和当时的清王朝的官员们生活于很不相同的世界里，虽然像他提到的那样，它们之间的差异具有互补性，但是这种互补性不是空间意义上，而且是时间意义上，或者说，它们更多的是一种替代关系，而不是一种并列关系。可能甚至连莱布尼茨也没有想到，这种并列关系最终演变为对抗关系，因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个难以并存的制度，中国封建制度是一种“垂而不死”的制度，难以积极地向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中国是被动地被纳入到近代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的。

3.李约瑟难题还涉及对古代汉语言的评价问题

显然，古代汉语缺乏一套普遍适用的科学语言，缺乏像古希腊哲学思想那样的普遍性话题和表达方式，缺乏对研究对象的客观具体准确的描述，虽然产生了一些天才的科技工作者，虽然有伟大的发明，但是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中国读书人都愿意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认识古典典籍上，他们使用的语言仍然是一套非自然化的艺术语言或文学语言，对语言文字的简单模仿和书写成为一门专门艺术，但这只是在形式上日臻完美的艺术。个人书法艺术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很难想象，从这样的艺术追求和熏陶中能够萌芽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和技术在其中占据的比重有限，即使许多在当时处于领先的学科，只属于作坊式的工匠文明，并且长期停滞于那个阶段，没有获得进一步发展。比如，明朝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虽然表现出自然科学兴盛的迹象，但是国家内战和外敌入侵彻底扑灭了近代科技文明的火种。

4.李约瑟难题也是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和评价问题

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一统的社会，政府对社会团体有着严格的政治管制，在技术和政治之间具有严格的一致性，技术以服务政治为最终目标，技术的发展取决于政治需要，也满足于政治需要。科学和技术只是政治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主要手段。而政治对技术的要求总是有限的和片面的，以统治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科学技术在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治中的派生性地位，决定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是短暂的。在以政治评价为终极评价的体制之内，以“政治正确”为唯一标准的体制之内，以“试错”和“反复验证”为特点的科学研究工作便难以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同。相比之下，“1763年，拉·查拉泰已经在他的《论国民教育》中主张：国民子女是国家的财富。虽然这个学说起初只涉及到‘穷人’，但是到了后来，随着有关国家品质的这种理解流行起来，它渐渐推广到所有的‘臣民’。的确，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受其政府管理的、义务的统一的公民教育计划已经囊括了所有其他教育活动，其范围可以看作是国家品质观念力量的指数。”^[8]

5.李约瑟难题也是一个科技评价机制问题

中国古代文明中的科技成就主要是技术发明方面的成就。这些技术文明基本上不是统治阶级有目的的创造，而是普通民众的直接发明，是工匠文明，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工匠文明的主体是在当时的政府许可和管制之下的艺术家和技术人员。政府直接参与的对瓷器、纺织、造纸、火药、农业、建筑等领域科技成果的垄断或评价，尤其是对一些工艺的官方专营方式，对国营和民营的不平等评价体制，使中国科技文明停止于政府主导或特许之下的工匠文明和经验文明，在这些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成就的推广速度和推广程度受到重大限制。结果，一旦失去官方的支持或特许，一项科学技术便会陷入生存和发展的危机之中，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

6.李约瑟难题也是一个科技人才培育途径的难题

传统中国有科举制度，但没有科学制度。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科举制度在推进中国政府官员培育、选拔、录用、考核体制化方面上的积极作用，但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科举制度对科学制度的建立造成的消极后果。中国有完备的科举制度，但是科举制度是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却不是选拔科学研究者的制度。科举制度由国家垄断，传统的中国有一套完整的政府官员录用和考核制度，但是缺乏一套完整的科学家培育和录用考核制度；缺乏纯科学研究，中国科技文明终止于工匠文明；缺乏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学院制度，缺乏对科学研究和技术人才的系统培育。

7.李约瑟难题也是一个有关科技工作者的公民权利的保护问题

在缺乏对公民发明专利的法律保护的条件下，政府或社会强势团体可以轻易地获得甚至抢夺公民的专利，公民基本权利没有保障，难以让科学工作者获得参与社会活动的平等机会，难以形成让天才脱颖而出的公平机制。科学建制初期却是一种典型的民间行为，是市民社会中的学术自治活动。由于科举制度的过于完备和强大，中国的科学研究制度长期无法得到建立和发展。在市民社会得到有效发展之前，在公民基本权利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和应有尊重之前，科技的健康发展只能是一个梦想。

8.李约瑟难题涉及古代文明的发展方向问题

当时的中国文化能否自行缓慢地孕育近代科技成就的问题。在当时的国际科学界实际趋于开放和交流的条件下，中国长期缺乏在科技领域的跨越国界的、国际之间的、广泛的民间的学术交流。

在这一方面，科学研究刊物制度就显得至关重要。只有定期学术期刊的存在，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相对独立的学术共同体，才能凝聚成一个长期的学术力量，形成共同关注的学术焦点和研究对象，提炼出共同体的学术话题。学术刊物制度能够取代科学家个人的零星的发明的不足，让科学成果以最直接最快的速度得到发表和传播。科学是交流的产物，中国文化在科技上形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与近代西方科技处于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中，无法形成有效的对话和交流。这也是导致它落后的重要原因。

9.李约瑟难题涉及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国家大一统对科学研究活动的多重影响问题

国家统一的好处当然不用多说，但是在封建专制之下，国家一统导致对人们思想言论的全面管制和约束。在中国，由于文化传统的同质化和相似性，由于科举制度的全面渗透，近代科学文明难以有立锥之地。一旦科学研究者的言行、科学研究的结果存在不利于官方的情形，就会面临很大的政治风险和生存风险，很可能导致无处躲藏的结局。这一点同近代欧洲的科学家遭遇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近代欧洲，并不是所有的君主都是开明的，但是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开明的君主，他们对保护欧洲早期科学研究的有效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欧洲本身一直不是一个统一体，无论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方面，都是如此，多元化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为科学研究者提供了适合于他们生存的政治空间，为他们发展科学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很难想象，近代欧洲一次又一次思想运动在中国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我并不是说国家的分裂有利于科学研究的开展，但是，多民族国家的分治的确有利于科学研究者的自治。科学家是需要交流和流动的，中国大一统的现实使得这种流动变得极其艰难。

10.同上面的问题相联系，李约瑟难题涉及中国科举制度之下的文化教育单一性现实，语言的统一和文化教育的单一标准也会对科学观念的产生造成多重影响

在欧洲近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往往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当时的科学家曾经接受了比较全面的文化教育，这是一种文化多样性背景之下的教育，他们往往从小就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和文化方面的教育，同时掌握多种语言。由于欧洲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现实，当时的科学家往往能够吸取各个民族最优秀的文化和思想成果。出版自由则为他们最迅速学习掌握当时的先进思想观念和科学成就提供了条件。

11.李约瑟难题最后涉及的一个问题是科研经费的来源和投入的问题

基于个人经验的工匠文明是一种自生自灭的文明，不仅动荡的社会外部条件会影响到它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工匠自身的偶然意外也会导致已有成果的失传。在科研经费完全自给的情况下，科研活动的外部性成为重要的特点。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政府、行会、商会甚至企业在科研上不确定的投入方式，表明中国传统社会零星的科研活动具有随意性的特点，即使没有外部动荡社会的消极影响，也会因为经费的短缺难以维持和继续。尤其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它是一种免费的公共产品，却需要研究者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富，且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单单依靠个别研究者的个人努力难以达到科学研究的目的。这一点说明，科学研究是一项需要重大投入的活动，它与物质条件的结合是多么重要。

先进文化不一定会产生先进的科技，而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必然会产生先进的科技。这种生产方式就是当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国在生产方式上的落后，使它最终在各方面日益暴露出其被动和落后。最终只能通过一系列彻底的全面的革命，来为中国科技的全面发展铺平道路。

总而言之，中国近代科技之所以停止不前而逐渐趋于落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前学院的”，它缺少默顿提到的科学的四项精神特质，即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李约瑟难题表明，科学研究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科学研究的系统理论和基础学科支撑，完备的民间社会的发育，政府对科学研究的宽容和支持，科学工作者国际之间的积极交流和对话，连续稳定的社会环境，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激励机制，公开发表和批评科学研究成果的学院评价机制，社会、民间组织、政府和国家对科技研究的长期支持，所有这一切都是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条件。

参考书目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国科学出版社，1990年。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

张国清：《当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

【注释】

[1]参阅陈爱政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其中有莱布尼茨《枙中国近事枛序言》和《论闵明我的两封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8页。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19页。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19页。

[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2页。

[6]希拉·贾撒诺夫等编：《科学技术论手册》，盛晓明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2页。

[7]Oakeshott，M.：On Human Conduct，Clarendon Press.1975.p.307.

[8]Oakeshott，M.：On Human Conduct，Clarendon Press.1975.p.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