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动的原因分析

三、改动的原因分析

如此看来，《最后一次的讲演》主要有三次较大的改动，这些改动主要发生于1948年8月的开明书店版的《闻一多全集》，1951年7月开明书店版的《闻一多选集》，1993年1月湖北人民出版社版的《闻一多全集》。短短的一篇演讲，总共只有一千多字，为什么会总在改动之中呢?

我们先看第一次改动的原因。开明书店1948年的《闻一多全集》所收录的《最后一次的讲演》与此前报刊所收录的版本的最大的不同，便是遗漏了前文所述的一大段话。这段话语言犀利，气势强烈，痛斥了特务的无耻行径，也充分体现了闻一多的演讲风格。吴晗在《闻一多全集》的跋里就曾对闻一多的演讲作过如此记述：“一多是很会说话的，平时娓娓而谈，使人忘倦。晚年思想搞通了，又擅长于说理，尽管对方有成见，固执得像一块石头，他还是沉得住气，慢慢道来，拿出大道理，说得人心服口服。在大集会里，他又会另一套，一登台便作狮子吼，配上他那飘拂的长髯，炯炯的眼神，不消几句话，就把气氛转变，群众情绪提高到极度，每一句话都打进人的心坎里去。虽然，在事先并无准备，甚至连讲的纲要内容都没有写下。”^[4]但是，这段体现了闻一多的演讲风格，而且获得了听众热烈的鼓掌的话，为什么会被全集的编选者裁剪掉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出于当时政治上的考虑。

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全国新闻界的控制，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检查制度，控制新闻发布，破坏进步报刊，迫害进步报人。一些民主党派和地方的进步报刊，在此期间都被迫停办。“据统计，自1946年1月12日到8月8日，北平、上海、广州、西安、昆明、重庆几个城市，有195家报纸、杂志、通讯社、印刷所、民营广播电台被封，两家报纸被勒令停刊，两家报纸被停止邮寄，9家报纸被特务捣毁，20多名新闻记者被逮捕，3名新闻工作者被杀害。”^[5]《民主报》是当时国统区少有的进步报刊之一，它于1946年2月1日由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创办。李公朴被特务杀害的第二天，《民主报》发表了《抗议！抗议！抗议！》的社论，闻一多被害后，《民主报》连续发表《杀的教育》、《血债要用血来还》等通讯及社论。但是，《民主报》鲜明的民主立场激怒了国民政府，1947年2月，国民党特务捣毁了它的全部印刷设备，《民主报》被迫停刊。1947年10月，国民党修改了“出版法”，对禁止报刊登载的内容及限制的事项越来越多。到了1947年12月，更是发布了《危害国家治罪条例》，其中第六条规定：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匪徒宣传者，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如此背景之下，《闻一多全集》的编选者们删掉《最后一次的讲演》中的某些敏感的语言也就不难理解了。所以李广田编《闻一多选集》时说，各种版本《最后一次的讲演》“以《全集》收录的为最简，大概《全集》出版时有所顾虑，许多重要的话都删掉了”。^[6]

第二次改动的原因，可能与第一次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也是与外在的政治因素有关。但不同的是，第二次改动所产生的影响，比第一次要大得多。因为单从时间上来看，第一次改动仅仅存在了几年，就被人们所纠正过来，但是第二次改动之后，一直过了几十年才被人们所发现。而在这几十年内，第二次改动的版本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最后一次的讲演》成为了学生的必读书目而为人们耳熟能详。待1993年真正的“全版”《最后一次的讲演》出来之后，人们发现原来真相一直被遮蔽着。一个初次发现的读者在网络上撰文说：“我是被闻先生精神感动的后来者之一。为追寻先烈思想演进的轨迹，我开始阅读厚厚一册的《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在读到谱中收录的那篇著名的演讲时，我本准备一瞥而过的，但就是在这一瞥中，我的眼睛倏然被一段突兀的句子撞击了一下。”他所说的句子，就是被第二次改动所删掉的闻一多所讲的关于司徒雷登的那段话。后来，侯志川在《中国经济时报》中撰文又说：“《闻一多年谱长编》这样的书不是热门畅销书，除了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和历史研究所的专家以外，其他的人恐怕没有几个要看，所以湖北人民出版社虽然十一年前即1994年7月就出版了，却一直到去年才被黄波先生看到并写了一篇文章，披露其中那篇著名的凡是上过初中的亿万中国人必定读过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多了一大段话。这段‘多’出来的话闻一多当年确确实实讲过，但从1950年以后就被中学语文教科书编者当作可恶的病毒删去了，四十多年后才又重见天日。”^[7]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最后一次的讲演》残缺不全呢?

具体看来，导致《最后一次的讲演》第二次被改动的原因大概有这么两个。其一，闻一多对司徒雷登的评价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在被删掉的这段话里，闻一多对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充满了赞美之词，同时也明显有亲美之嫌。然而毛泽东在1949年8月18日所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对司徒雷登极尽嘲讽之能事，说他“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8]。其二，闻一多对司徒雷登的评价与当时的政治思潮不符。1949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倾向是“一边倒”，完全倒向苏联阵营，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处于敌对态势，因此“反美”就是当时主要的政治思潮之一。为了与政治思潮相符合，甚至有学者开始挖掘闻一多身上的“反美”元素，写了一篇《诗人闻一多的仇美情绪》，发表于《新观察》1951年第2卷第5期。但是，细细读来，除了解说闻一多身处异国他乡时的一些焦虑和思乡之情外，并无什么仇美情绪，该文可以看出是当时政治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同样，闻一多演讲中的对美国驻华大使的赞美之词，也是为当时的政治思潮所不允许的。

此外，《最后一次的讲演》还有一些改动，但这些改动主要是语句上的和语气上的。它们的产生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这是一篇即兴演讲，它不同于一般发表的文章，没有定稿，尤其是演讲后不久，演讲人便已离开人世，不可能再作订正，因此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记录稿。其二，后来的编选者，为了突出演讲的气势，为了表现闻一多演讲给敌人的威慑力，因此对某些词句加予了改动。例如前文所引的1993年全集所收录《最后一次的讲演》的第一段，为了突出演讲的气势，就对1948年全集收录稿进行了一些语句上的改动。叶圣陶在三联书店版的《闻一多全集》重印后记中，谈到当时明知不全，为什么还要称为全集时就说这样的话：“我回想当时大家都有这样一种情绪：闻一多先生被反动派看作死敌，他当然是咱们的英雄；反动派消灭了他的肉体，咱们就得拥护他的精神的永生——包括他的道德和文章。给他编集子当然应该编全集，不编全集就感到不满足，不够劲，不能给敌人一种威慑力量，不足以向全世界控诉反动派竟杀害了这样一位正义的有成就的学者。”^[9]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情绪，导致了后来的编选者对《最后一次的讲演》不断地作了一些改动。

总体来看，闻一多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在流传过程中，因为历史的原因曾作了一些改动，其中有些改动可以理解，有些却是不应该的。任何一篇文章或著作，在流传或编选的过程中，我们都应当尽可能地如实地展现它的真实面貌，不要为了一时一地的需要而任意割舍。“还历史以真相”应当是编选者们所应当遵守的原则。

【注释】

[1]罗满元：《他记录了〈最后一次演讲〉——闻一多弟子伍大希》，《传记文学》2002年第2期。

[2]叶圣陶：《重印后记》，《闻一多全集》第4卷，11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3]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2卷，45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4]吴晗：《闻一多全集·跋》，北京：开明书店，1948。

[5]张华腾、余方平、张小燕：《中国现代史》，331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闻一多诗文选集》，24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7]侯志川：《“腰斩”闻一多的原因》，《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4月26日。

[8]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14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叶圣陶：《重印后记》，《闻一多全集》第4卷，11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