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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与机制分析

时间:2022-03-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这一过程中,副词既体现出了组织和调控话语的篇章功能,又体现出沟通交际渠道、表明言者态度的人际功能。语用动因一方面参见第三章第四节中引发副词主观化的语用动因。
动因与机制分析_汉语副词的主观性与主观化研究

一、篇章功能与人际功能

副词的语篇衔接功能,特别是副词的语用型衔接功能,既能体现言者对语篇前后内容关系的态度,还能体现言者对所言内容的态度。 例如:

(92)少女默不作声,略带困惑地翻看手里的那本书,显然,她仍旧不明白马林生的话的含义,更别提那些躲躲闪闪的暗示了。(王朔《我是你爸爸》)

(93)当爱宛感觉到烟老板要甩她时,并没有痛不欲生,毕竟早年失母的重创令她对承受苦难有了一定的免疫力,她冷静地处理了这件事,……(张欣《爱又如何》)

上述例(92)中“显然”作为语篇转接标志,标记了前后项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去掉“显然”,语篇接受者也可以利用语篇内容,推理出前后项之间的语义关系,“显然”在此具有标记和显化语篇语义关系的作用。 例(93)中“毕竟”体现了言者对“爱宛并没有痛不欲生”这一现象的原因的凸显与强调,言者通过提示听者“早年失母”这一已经存在的事实,分析推理出前述现象的原因,体现了言者对这一现象的认知态度。

在语篇衔接,特别是语用型衔接中,副词除了自身概念意义以外,还表现出程序意义。 该类副词在语篇衔接过程中既表现出其自身蕴涵的一定的概念意义,又从语境中吸收了一定的主观性意义,是概念意义与程序意义并存的,在某些语境中,有些副词概念意义完全退隐,而只表示程序意义,从而呈现出一种向元话语发展的趋势[1],即从“被谈论的世界”到“言者组织调控中的言语行为世界”(Traugott 1980:47)。 这一转变过程主要涉及意义功能从指向命题内部(如情态副词、方式副词等)到面向命题之间(句子副词)再到面向话语单位之间(具有话语标记功能的副词)。 例如:

(94)这些花儿看起来像真的一样,其实是绢做的。(《现代汉语八百词》)

(95)在抨击帝国主义狰狞嘴脸时她使用了“恬不知耻”这个成语,但她把“恬”字念成了“刮”——刮不知耻。其实这也没什么,每个人都有口误的可能,翻开《新华字典》的任何一页都有叫多数人不认识念不出来的生字……(王朔《我是你爸爸》)

(96)记者:那你回来以后,给自己勾画的蓝图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几年计划,在多长时间内,做多少事?

唐骏:其实我当年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划就是,第一个规划就是,我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回到上海,一个人拎着一个包,就回到上海来创建这家公司,我定立规划说……(央视栏目《面对面》)

上述例(94)-例(96)三例中,例(94)中的“其实”具有“更正上文”的作用,这一作用是由其“指明事实”的基本语义承担的。 例(95)中“其实”是程序性的,一方面能实现新旧信息的衔接,保证语篇信息流的畅通;另一方面暗示着交际者的语篇建构意图,并引导着(潜在的)接受者对语篇的理解。 同时,它还残留“修正补充”的概念意义,对语篇命题内容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例(96)中“其实”则完全主观化为话语标记。

这一过程中,副词既体现出了组织和调控话语的篇章功能,又体现出沟通交际渠道、表明言者态度的人际功能。 韩礼德和哈桑将“人际功能”定义为:语言的社会、表达和意欲(conative)功能,这些功能体现了言者的视角,言者的态度和判断,言者对情景中角色关系的编码,言者的言说动机。 (Halliday& Hasan 1976:26-27)[2]

同时,这一过程中,副词意义从相对具体到相对抽象,或者说从描述外部情况到描述内部情况(评注、认知等);从描述外部/内部情况到具有篇章义;从兼具概念义和程序义到完全程序义。[3]

二、动因分析

副词从意义相对具体到意义相对抽象,从兼具概念意义和程序意义到只表现出程序意义,从具有篇章衔接功能到其篇章衔接功能进一步发展成为话语标记,这是意义不断主观化的过程。 因此,与引发其主观化的动因一样,引发副词语篇衔接功能的动因也涉及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语用交际、人的认知心理和语言自身的特性。

语用动因一方面参见第三章第四节中引发副词主观化的语用动因。 另一方面,Zip(1965)认为很多语言的使用是在言者经济性和听者经济性的竞争中产生的。 受此启发,Horn(1984:13)将格莱斯的数量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修改合并为两条原则:基于听者的Q原则和基于言者的R原则。Q原则要求尽可能多说,R原则要求不说不必要的话。[4]基于这两条原则,言者和听者要顺利完成交际需要推理。 斯珀伯和威尔逊则直接指出交际过程是一个“明示 推理”过程。 语言中的一部分副词因其半实半虚的性质可以在语篇中表达某些意义,预设其他成分的存在,而成为连接推理过程中前提与结论关系的枢纽,即副词可以作为语篇推理的枢纽。

认知动因。 隐喻是人类的主要认知方式之一,是引发语义演变的主要因素(参见Sweetser 1990,Heine et al.1991)。 语言中表示时间先后顺序的词语可能发展成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表示事情发生的前提与条件的词语可能发展出逻辑条件意义;表示对前述事件的追补或修正的词语可能发展成并列或转折关系标记。另外一些动词特别是一些具有认知义的动词也可能会发展成连接词,比较经典的例子是许多语言中表示视觉感知的动词都可以演变为表示因果关系的语法标记,如英语中的see(看见)演变为表原因的连词seeing(that)(Heine et al.1991),朝鲜语的Pota(看见)发展成为原因标记(Park 2003),汉语中“可见”发展为关联副词进而进一步演化为连词(姚小鹏2011),“看起来/看上去”由动趋短语发展为具关联功能的准副词(张谊生2010)等。 这一过程的动因是概念隐喻:物理世界的行为通过隐喻投射到心理世界,并进一步投射到推理世界,视觉义引发出认知判断义,而语义的演变又常常促使语法功能发生转变。 因此,表示视觉感知功能的词语在推理机制的作用下就发展出连接功能。

一般而言,人的认知环境都由三种信息组成:逻辑信息、百科信息及语言词汇信息,也即人类的认知倾向于最大关联,因此,要想取得更好的交际效果,(潜在的)接受者就需要付出更多的推理努力。 现代汉语中一部分副词一方面能对信息内容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还具有认知上的导向作用,能为语言片段之间的语义关联提供线索,缩小(潜在的)接受者推理的范围,减少其在话语理解中付出的努力,从而在语篇意义展开过程中具有了衔接连贯功能。

副词的衔接功能的产生与发展还跟语言自身的特性有关(参见第三章第四节)。

这里,我们假定副词的语篇衔接功能的演变动因与儿童习得无关,因为副词的语篇衔接涉及复杂的推理过程和语篇构建问题。 据Traugott&Dasher(2002)研究证明克里奥尔语是由成人发展出来,进而由儿童传播并扩展的;并且很少有证据能证明在克里奥尔语地区语言没有在两代之间传输。 其次,对话语交际过程中的习得和演变的研究证明,早期语言习得任务与因推理引发的语用扩展不同。 斯洛宾(1994)研究证明:对于语法形式的语用扩展,儿童能发现它们,但不进行创新,相反,这些扩展是由成人创新的,而儿童则通过长期的会话推理来习得它们。(Slobin1994:130)

同样,这里不考虑由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因为笔者认为副词的语篇衔接功能的发展同时也是一个语义不断主观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基于交际中言者交际策略的选择和言者与听者交际互动,而语言接触包括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两个过程,前面已假定副词的语篇衔接功能的演变动因与儿童习得无关,而后一过程则包含在我们的认知 语用动因分析中。

三、机制问题

(一)语义演变与语法演变

第三章第四节中提到语法化机制部分地适用于主观化。 语法化有两条主要路子:一条是实词虚化为语法成分,另一条章法成分转化为句法成分和构词成分。 前者偏重于从人的认知规律角度探究,后者偏重于从语用与信息交流的规律来考察。(沈家煊1994:18)与具衔接功能的副词相关的演化研究也包括两条路子,一是实词虚化为副词,进一步虚化为具有衔接功能的副词;二是章法成分(词的横向组合,如短语或跨层结构等)演化为副词,进一步演化为具有衔接功能的副词(或者章法成分直接演化为具衔接功能的副词)。 前者如语篇中表逻辑连接的副词“才”“就”“却”“更”等;后者如准副词“看起来”“看上去”,一些具有语篇衔接功能的“F是”如就是、只是,具衔接功能的评注性副词“莫非”“不妨”“反正”等。[5]

这两条路子虽各自独立但又有联系,如“其实”最初由偏正词组虚化为副词(朱冠明2002),副词“其实”又进一步虚化为话语标记,前一过程是章法成分演化为副词,后一过程则是副词意义进一步虚化的过程,或者说从概念义向程序义演化的过程。 另一方面,两条路子的演化动因和机制也交织在一起,不易分开。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与副词衔接功能相关的演化现象大致包括相互联系的、有交叉而又不同的四个阶段:实词、短语或跨层结构向副词的演化,不具连接功能的副词向具有连接功能的副词的演化,只具客观衔接功能的副词向兼具客观衔接和主观衔接功能的副词演化,副词向连词或话语标记的演化。 副词发展出语篇连接功能主要是主观化的结果,是副词的意义由刻画和修饰客观状态和情况演变为表达言者对事件和命题的主观立场和视角,由相对具体到相对抽象,由兼具概念意义和程序意义到只表达程序意义。 其主要机制也是相互关联的隐喻、转喻和语用推理。

(二)隐喻

隐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是人类认知和表征世界的手段,“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都可以被认为是“思维的”(Sweetser1990:33);语言可以在“现实世界域”“逻辑推理域”和“言语行为域”之间自由投射(Sweetser1990:61)。

现代汉语中“其实”语篇功能的发展演变就是隐喻机制在起作用。 副词“其实”由“指明事实”到“表转折增补”是从“行域”到“知域”的过程。 例如:

(97)你去省城其实是替他们办事,王国炎的问题其实你早就清楚,是不是?(张平《十面埋伏》)

(98)别看你一天到晚埋头苦干,读这个学那个,弄出一副胸怀大志的矜持样子,其实你最终也不会有什么出息。你智力,体力都属中下,也从来没见你有个好运气……(王朔《我是“狼”》)

上述例(97)中的“其实”语义指向命题内容,跟命题表示的行为、事件直接相关,是对命题表示的客观事实的“指明”,属于“行域”;例(98)中的“其实”则体现的是言者对前项命题作出的修正补充,体现言者对命题的态度和判断,是“知域”。 前者中“其实”表示概念义,后者中“其实”既有概念义又有程序义,体现言者对语篇的组织。

“其实”由表示“转折增补”到成为话语标记,是“知域”到“言域”的过程。 例如:

(99)离开朗读活动我去参加全明星的练习。其实,“练习”可能不是个合适的词。我们说说笑笑,投了一些篮。(姚明《我的世界我的梦》)

(100)下午两点半,张道士才来到仁德胡同。他知道金一趟有个睡晌午觉的习惯,不能打扰,所以是掐着钟点儿来的。其实,上午也能赶过来,只因为杜逢时打电话那口气,说是金一趟有急事儿,使他犯了猜疑。(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101)主持人:1月12号那天,很多的网友像平时一样,早晨起来打开电脑,准备百度一下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无法访问这个网站了,而且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五个小时,那一天也被称作是“史无前例的一天”。其实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央视栏目《对话》2010年2月28日)

(102)记者:但你的时间的这样一个跨度和成绩的跨度相比起来,显然让别人会感到很惊奇,这两个月是怎么度过的?

刘子歌:其实这两个月还是挺苦的,因为我从罗马下飞机回来以后,就直接回到我们自己的基地在训练,一天都没有停过,所以还是这段时间也是我付出的一种结果吧。(央视栏目《面对面》2009年11月1日)

上述例(99)-例(102)四例中,例(99)、(100)中“其实”分别表示修正转折和增补,是言者对前述命题的修正扩展和延伸解注,体现言者对命题的立场和认识,属于“知域”。 后面里(101)、例(102)两例中的“其实”是话语标记,例(101)中发话人保持不变,“其实”的作用在于激活新的话论,并提请受话人关注后面的言谈内容;例(102)中的“其实”是话论转接标记,延续前一话论并标记发话人身份,暗示从受话人到说话人角色的转变。 作为话语标记的“其实”具有以言行事的力量,属于“言域”。 “其实”从“知域”到“言域”的转变过程,也是其意义从兼具概念义和程序义,到完全程序义的过程,是主观意义不断强化的过程。

再譬如,语篇中具有引出原因功能的副词“毕竟”的语义主观化过程也是隐喻机制在起作用。 “毕竟”最初义为“事件终了”,后引申为“事件结果”,这是“路径 终点”(path-focus-to—end-focus)意象图式隐喻化的结果。 由单纯表示事件的结果到对事件结果或状态的认识——认识到事件已发生或者事理的存在是从“行域”到“知域”的投射。 从认识到事件已发生或者事理的存在到提示别人已存在的结果、事实或事理,是“知域”到“言域”的投射。 例如:

(103)发大乘心,普济一切,愿代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东汉佛经选·八大人觉经》)

(104)天道流行,发育万物,有理而后有气。虽是一时都有,毕竟以理为主,人得之以有生。(《朱子语类》卷三)

(105)又问:“子孙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

曰:“毕竟子孙是祖先之气。他气虽散,他根却在这里;尽其诚敬,则亦能呼召。”(《朱子语类》卷五十一)

(106)这几个字,自古圣贤上下数千年,呼唤得都一般。毕竟是圣学传授不断,故能如此。至春秋时,此个道理其传犹未泯。(《朱子语类》卷四)

(107)小观一人觉得乏味,而又瞌铳上来,便在糖葫芦所躺的地方睡下了。毕竟夜深人倦,不多时便已鼻息如雷。(《官场现形记》第二十九回)

上述例(103)中“毕竟”表示事件结果,例(104)中“毕竟”可以理解为表结果,也可以理解为对事理的认识;例(105)中“毕竟”可以理解为对事理的认识,但也可理解为后述事实的原因;例(106)、例(107)中“毕竟”表示原因,具体说来,“圣学传授不断”“夜深人倦”是已经存在的结果或事实,“毕竟”通过提引这一结果或事实表明“能如此”和“不多时便已鼻息如雷”的原因。 当然这一演变过程中语用推理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关于语用推理机制将在下文论述。

(三)转喻

转喻的本质与隐喻一样是人类基本的认知手段,“转喻也是概念、思维层面上的问题”(Hopper&Traugott 1993:80-81)。 虽然隐喻和转喻在不同的轴上,但两者具有互动性,并且“对语言和认知而言,转喻可能是比隐喻更基本的”(Barcelona 2000:4),因为“转喻是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式中,一个概念实体为另一个概念实体提供心理通道的认知过程”(Kövecses&Radden 1998:47),“目标域或源域之间潜在的隐喻关系必须通过转喻才能理解”(Barcelona 2000:31)。

除了从认知视角探讨转喻外,还有一种研究取向就是从话语分析的视角,从语篇的语用预设、会话涵义及推理等角度展开研究,并认为转喻是引发语义演变的主要的语言内部力量(参见Traugott&Dasher 2002:79)。 前面提到转喻涉及邻近关系、组合关系和指称,而这些都与上下文语境有关,因此,由转喻引发的语义变化(用一个概念结构中的意义指称/替代另一个概念结构中的意义)都发生在一定的上下文语境中。 比较经典的一个例子是英语中连词since,由表示时间到表示原因就是一个概念转喻:

(108a)Ihavereadalotsincewelastmet.(时间)

(108b)SinceSusanlefthim,Johnhasbeenverymiserable.(时间/原因)

(108c)Sinceyouarenotcomingwithme,I’llhavetogoalone.(原因)

上述例(108)a,b,c三句中,a句表时间,b句可以理解为表时间也可以理解为表原因:因为时间上先发生的事可能是后发生的事的原因,b句中的“since”因吸收了这种语境意义,可以表示原因,c句中“since”只表原因。 “since”由表示时间到表示原因的过程也是概念转喻的过程,同时这一演变过程中,“召请推理”也起到关键作用(Geis&Zwicky 1971:565-566)。

(四)推理

上节提到,很多语言的使用是在言者经济性和听者经济性的竞争中产生,解决之道就是言者明示一些信息,听者依靠语境进行推理。 另一方面,语言交际中,为了创新的需要,言者会运用一些词语或概念的隐喻或转喻义来表达,“言谈具有创新性而同时又能被理解的诀窍就是启动词语的新奇而不言自明的用法——有两种主要的方式,一是使用与你所言有邻近关系的意义(转喻),一是使用与之相似的意义(隐喻)”(Nerlich&Clarke 1992:137),而要识别这些创新表达,听者同样需要推理。

语言的意义大于语言的表达,Grice(1975)提出了会话含义的概念,Levinson (1983)进一步将会话含义分为规约含义和非规约含义,这一区分开启了基于话语理解的语用推理的基础。Grice(1967/1975)提出了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合作原则”。 随后如Horn、Levinson等新格莱斯语用学者们及Sperber&Wilson等关联理论派的学者们都对格氏的含义理论进行了补充、丰富、发展和完善。 前者主要探讨一般含义[6]的产生规律,并以量原则为基础进行形式推导;后者把语言的交际意图(显性内容和隐性内容)看成是通过超越语言符号的推理而获得的语义。

Horn(1984)将Grice的量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修改合并为两条原则:基于听者的Q(量)原则和基于言者的R(关系)原则。Q原则要求尽可能多说,R原则要求不说不必要的话。Q原则综合了Grice的量准则一和方式准则一、二,是一种上限推导原则,此时推理方向向下,如果言者说了p,那会话含义就是“最多是p”;R原则综合了Grice的量准则二、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三,因此是一种下限推导原则,此时推理方向向上,如果言者说了p,其实意味着“大于p”。 (Horn 1984:192-195)语言使用中,对R的选择优先于Q。

Levinson认为Horn对量原则的处理不妥,建议把Grice的合作原则修改成三个:Q(量)原则、I(信息)原则和M(方式)原则,每个原则又细分为言者准则和听者准则。 其中,I原则就是一种“召请推理”(invited inferences)。I原则的具体要求如下:中言者准则是最小化准则,即“尽量少说话”,也即尽量用最小量的语言信息来获取你的交际目的(心中记着Q);听者准则是丰富规则,即放大说话者话语的信息内容,通过寻找最确定的理解,直到你判断是说话者所欲表达的信息,除非说话者由于使用了一个有标记的或冗长的表达式违反了“最小化”的准则。[7]而“召请推理”的作用机制是:在接收到言者给定的信息后,听者结合认知语境寻求最佳解释以弄清言者的交际意图,这种推理一半依赖话语内容,一半依赖认知语境。

比较常见的一种语用推理是“回溯推理”(abduction inference),不同于论证逻辑由大前提、小前提推出结论,“回溯推理”是从结论出发,根据大前提推出小前提。回溯推理的大前提是认知语境,小前提是言者的信息意图或说是话语内容,结论是推理的结果,是可能的交际意图。[8]

在副词语篇功能发展的过程中,推理机制常常与隐喻和转喻其他两种机制共同发生作用。 如第三章第四节第一部分中的“原来”“居然”等。

四、小结——轨迹及其他

本节讨论了副词衔接功能产生发展的动因和机制问题。 与其主观化动因一样,引发副词语篇衔接功能的既有语用动因,又有认知动因,还与语言自身的特性有关。 在语用、认知动因及语言自身特性的驱动下,副词意义不断主观化,由修饰限制命题功能发展到评价命题功能再发展到组织调控命题功能。

而副词意义主观化的机制是认知语用层面的和句法语义层面的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认知语用层面来看,其主观化机制包括互有关联的隐喻、转喻和语用推理,一般说来,隐喻和转喻具有在线性质,能引发特殊会话含义;转喻和语用推理能推动特殊会话含义向一般会话含义发展;而特殊会话含义能否最终发展成为规约含义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该副词是否被高频使用,[9]但推理机制在此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10]

副词衔接功能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内部大致包括四个阶段。具体到每个副词,其衔接功能产生与发展的轨迹各有差异,但总体来说其演化轨迹大致包括相互联系、互相促动的意义和功能两个方面。 就副词的意义而言,其演变倾向是:从只具概念意义到概念意义和程序意义兼具再到只体现程序意义;从表示较实在的意义到意义体现言者主观性,如体现言者对命题的态度和立场、体现言者对语篇的调控与组织等。 就副词的功能而言,其演变倾向是:从修饰限制命题内容的功能到评注命题功能再到调控和组织语篇功能;从基本话语层面的修饰限制功能到具有元语功能。 而随着副词主观性意义的增强其位置会越来越向左边界移动。 当然这种演化路径是一种总体倾向,具体个案的演化轨迹可以有差异,但基本遵循这一单向性演化路径。

[1] 据《现代语言学词典》元话语是话语研究术语,指组织和展现一个语篇时那些有助于读者理解或评估其内容的特征。 元话语除包括模棱语这种人际成分、态度标记和对话特征外,还包括各种篇章组织特征这种连接成分。 (克里斯特尔2000:221)

[2] Traugott(1982/2002)将语言的这一功能称为“表达功能”(expressive)。

[3] 据Traugott&Dasher(2001:95)词语的篇章意义(textual)既包括概念性连接,也包括程序性连接;Crismore(1989:96)在谈及元话语时认为,语篇功能(textual)既可以由元话语充当,也可以由基本话语充当。

[4] 霍恩的Q原则和R原则与列文森(2001:115)的I原则有相似相通之处:I原则包括说话者准则和听话者准则,说话者准则是最小化准则,即“尽量少说话”,也即尽量用最小量的语言信息来获取你的交际目的(心中记着Q);听话者准则时丰富规则,即放大说话者话语的信息内容,通过寻找最确定的理解,直到你判断是说话者所欲表达的信息,除非说话者由于使用了一个有标记的或冗长的表达式违反了“最小化”的准则。 但列文森的Q、I、M三原则是建立在对霍恩量级修订基础上的,因此,二者具体推导过程中还是有区别的。

[5] 关于“才”“就”“却”的虚化过程,参看张谊生(2000);关于准副词“看起来”“看上去”的演化参看张谊生(2010);关于“F是”“反正”的虚化参看张谊生(2004);关于“莫非”的演化参看杨万兵(2008);关于“不妨”的演化参看姚小鹏(2009)。

[6] 关于一般含义和规约含义的关系各家还存在分歧,但一般认为:一般含义和规约含义都与表达的适宜性有关,与真值条件无缘;一般含义是语用的,而规约含义是语义的,规约含义是指非真值条件下的推断,不依靠是否符合合作原则中的某一准则来推导,而是体现在特定的词项或短语之中,是某一词语、结构或话语在任何条件下都可能隐含的信息。 例如:英语中的“therefore”在“B,therefore A”中,隐含或预设B是A的原因。 (参见Grice,1978;Levinson,1983等)

[7] 另外两条原则的具体要求如下:Q原则中言者准则为不要让陈述在信息上弱于认识允许的程度,除非较强的陈述同信息原则抵触;听者准则为相信说话人提供的已是他所知的最强的信息。 M原则中言者准则为不要无故用冗长的、隐晦的或有标记的表达形式。 听者准则为说话人用了冗长的有标记的表达形式,他的意思就同他本来可以用无标记形式所表示的意思不一样,尤其是他要尽力避免常规的联想或用信息原则推导出无标记表达形式的含意时。 (Levison 2001:77-136)

[8] 关于回溯推理的具体例证,请参看沈家煊(2004:245,2011:182-183)。

[9] Haiman(1994)认为,重复或者说使用频率的高低是语言发生演变的重要原因,用“仪式化”(ritualization)来概括由于高频使用而引发的三个相关的语言演变过程:“适应”(habituation)、“解放”(emancipation)和“自动化”(automatization)。 持此观点的还有Bybee(2001)、Haspelmath(2001)等学者。

[10] Bybee(1994)认为实词虚化的机制有隐喻、推理、泛化、和谐和语境吸收五种,其中隐喻机制只在虚化的早期阶段起作用,也就是发生在实词变为较虚实词的阶段;推理机制贯穿虚化的全过程;泛化基本上也贯穿始终,但是语素变得越虚就越不易再继续泛化;和谐和吸收两种机制只在虚化的晚期起作用,也就是发生在虚词变为更虚成分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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