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技发展孕育了体制变革运动

1.近代科技发展孕育了体制变革运动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用“新布补旧裤”和“旧瓶装新酒”两个比喻，来描述文化冲突的初始状况。认为当旧的社会结构遇到新的社会力量挑战时，少数创造者总是希图以旧的曾经有效但已经过时的方法去应付新的挑战，极力维护旧的社会结构，这无异于用新布补旧裤，用旧瓶去装新酒，其文化的衰落不可避免。因为“新酒”即新的力量“在一方面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或是通过自己建立的新机构，或是通过它们为了实现它们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老机构；它们一面很顺利地流泻到这些沟渠里来，一面也就促进了社会的变革”⁽³⁹⁾。原有的机构一旦阻碍了新力量的发展，新力量就会冲破原有的社会机构。

我无意用此观点来否定“中体西用”论在中国的形成及其作用，相反，汤氏的这一观点正可以说明“中体西用”观对于中国近代化进程所发生的客观效果。可以说，“中体西用”观是用新布补旧裤，以旧瓶装新酒，但它毕竟用起了“新布”，装起了“新酒”。而且正是在“中体西用”的理论框架下，“新布”越用越多，“新酒”也在不断地发酵。近代科学技术引进后，或通过自己建立的新机构，或通过利用老机构，按自身发展规律滚动发展，其结果是推动着体制的变革，冲破“中体”，走向“中体西用”理论设计者的反面。

洋务时期科技发展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孕育和促进体制变革运动的发生。

（1）通过建立近代工业企业，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冲击着旧体制和社会结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近代科技的运用，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开始建立。这些近代企业一方面在科技引进的同时，也输入了一些资本主义因素，虽然其目的不在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但很多企业接纳了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的投资，也出现了不少外国资本家和本国民族资本家所兴办的各种工厂。据统计至1885年，仅中国民族资本所开办的企业就有百余家，内容涉及机器制造、缫丝、纺织、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各个行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中国诞生。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部分异化，同时也使中国社会涌动着一种新兴力量。这实际上为中国封建统治者自身准备了掘墓人。另一方面，在“中体西用”观念指导下开办近代工业企业，大多采用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形式，这无异于移近代生产技术之花，接封建体制之木。在洋务企业内，虽然“从新式织布机到作为原动机械的蒸汽机，从各种工作母机到新式的转炉和平炉的炼钢方法、电报、轮船和火车等近代通讯工具”都相继传入并开始使用，⁽⁴⁰⁾但由于旧体制的阻碍，都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洋务官僚张树声曾指出；“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⁴¹⁾封建体制这棵枯树上结不出资本主义的硕果。持续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经过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两次检验，终告彻底破产。由此推动了要求体制改革呼声的高涨。

（2）通过新式科技教育的开展冲击了旧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作为封建中国取士的唯一形式，其性质远非教育体制所能涵括，它是中国封建官僚体制的一部分。它以八股取士，促使中国士人熟读四书五经，进行封建主义的文化教育，因而它是封建伦理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作为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科举制度，束缚着人的思想和学术的自由，更是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障碍。自从科学技术在洋务时期的传播，八股科举制就受到了冲击。从同治年间，沈葆桢奏请设算学科到1888年清政府正式批准在顺天乡试中加试算学题目，广大有识之士要求变革八股科举制，以致变革整个封建体制的呼声就从未停止过。

（3）各种科学及思想的传播影响了新一代思想家，并且成为其进行体制变革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

最早倡导维新变法运动的一代思想家，大多成长于洋务时期西学传播的时代，受到西学科技文化的熏陶。如康有为在1880年22岁时即开始了解西学，“渐收西学之书”。1882年赴京应顺天乡试，“道经上海之繁盛，盖知西人治术之有本。”⁽⁴²⁾于是在游历香港、上海时，大购西书以研读，“自是大讲西学”。1886年开始“从事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次年又依几何作公理书。他尤其特别仔细地钻研哥白尼的“日心说”和牛顿的天体力学，并于1885年写成了研究天文学的专著《诸天讲》。近代科技知识使他“尽破藩蓠而悟彻诸天”。梁启超也同样，早在1891年，18岁时即开始接触《瀛环志略》等介绍西学的书籍，20岁即从康有为攻读译书，并且将所学的科技知识运用到各个方面。在他所写的《西学书目表》中记录了当时几乎所能掌握的全部西学知识科目。谭嗣同虽然在1895年30岁以后才开始“究心泰西天算格致”，但在短短的时间里，他钻研了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等几乎所有学科，并写成科学专著《以太说》《论电灯之益》等，在《石菊影庐笔记》中，还论及日心说、光学、气象学知识。

维新思想家通过科学的学习形成的科学思想，成为他们进行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康有为用近代天文知识著书介绍宇宙中的天体演化，并得出“天之变化无穷”⁽⁴³⁾的道理，由此还推演出人类社会也必须随时而变：“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而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立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立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为共和……盖推进化之。”⁽⁴⁴⁾梁启超也依据科学观点，认为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不断变化的必然性，揭示出“无时不变，无事不变”乃“古今之公理”。“变亦变，不变亦变”，绝非人力所能阻挠。谭嗣同也指出：“天地以日新，生物无一瞬不新也。今日之神奇，明日即已腐臭，奈何自以为有得，而不思猛进乎？”⁽⁴⁵⁾不难看出，近代科学知识已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