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自己的行为

环境保护, 仅有理念和情怀是不够的, 更需要具备与情怀和理念相匹配的智慧与能力。 试举几项公众耳熟能详的 “环保” 行动, 重视审视, 得出相对客观与接近真相的判断。

1.重新审视普通公民回收废旧电池

在宣传环保理念、 号召公众参与环保的活动中, “一块手机电池能污染相当于3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 “一粒纽扣电池可污染60万升水, 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 等作为宣传内容由来已久。 很多学校、 社区、 机关单位甚至个人出于爱护环境的良好出发点, 都组织过集中回收废旧电池的活动。 如从旧电池回收者到“民间环保大妈”。 田桂荣是河南新乡县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1991年, 她和家人从新乡县合河乡范岭村来到新乡市, 做电池生意。 1999年, 当她听说一节一号电池烂在地里污染一平方米土地, 一节纽扣电池能污染万升水, 相当于一个人一辈子的用水量,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 引起田桂荣的反思。 在良心的驱使下,她决定回收废旧电池。 没人主动送旧电池, 田桂荣就拿出自己做生意赚的钱, 走街串巷以每节2分钱的价格自费回收废旧电池。 她多方奔走, 先后投入20多万元, 自费回收废旧电池65吨, 开展民间环保活动, 被誉为 “环保大妈” 及 “民间环保大使”。[1]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家超市, 不到3平方米的钟表修理柜台, 修表师傅明文友戴着老花镜忙活着, 身后的柜子里, “收藏” 了他近3年来收集的上万粒纽扣电池。 电池的数量还在以每天20—30粒的速度增长, 它们来自明文友的顾客们送来的手表、 计算器、 遥控器等。 这些令人尊重的公民做着一件很神圣的事情, 以一己之力, 为减少污染、 给后代多留一片净土而尽力。[2]

回收废旧电池的观念经过多年宣传已深入人心, 但是因为末端处理环节的缺失, 回收之后的处置措施并不配套, 回收的废旧电池面临 “无处安放” 的尴尬境地, 使最初回收废旧电池行为发挥不出功效。 但对此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 认为回收废旧电池应 “得饶人处且饶人”。 因为对环境影响比较大的重金属主要包括砷、 铅、 镉、 铬和汞五种。 在电池里面, 主要含有其中三种, 它们是铅蓄电池中的铅、 镍镉电池中的镉, 以及碱性锌锰电池中作为添加剂而存在的汞。 另外几种常见的电池, 如锂电池, 镍氢电池, 里面的有毒重金属含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电池市场的主体——碱性锌锰电池, 其含汞量已经通过技术手段得以控制, 不会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显著影响。 除镍镉电池和铅蓄电池之外, 其他电池对环境影响也很小, 无需进行回收, 可作为一般固体废弃物处理。 即使回收废旧电池, 从环境容量的角度出发, 也不适宜采用 “众人拾柴火焰高” 的方式,假如用一根火柴来形容镍镉电池的危害程度的话, 那么集中回收的一堆镍镉电池则会形成一堆火药。 对于集中到一起的废旧电池, 若不能有效处理, 其集中的污染物质很可能造成大的环境危害。 早在2003年由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国家发改委、 建设部、 科学技术部、 商务部联合下发的 《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规定中指出, 在缺乏有效回收的技术经济条件下, 不鼓励集中收集已达到国家低汞或无汞要求的废一次性电池。[3]2016年12月为贯彻新 《环境保护法》, 完善技术管理体系, 指导污染防治, 保障人体健康和安全, 引导行业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出台了 《铅蓄电池生产及再生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修订了 《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鼓励有条件地回收废电池。[4]

对废电池的回收, 督促民间回收行为变成系统的政府行为, 推动建立起电池循环利用体系。 督促电池行业在销售环节做好标记, 标明可回收和不可回收。 为了更好的环境, 我们必须支持和督促早日建成废旧电池回收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的垃圾分类回收体系。

2.重新审视植树造林

多年来, 我们已然形成这样的思维, 只要涉及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植树造林必是其中应有之义。 自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讨论通过 《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的决议》、1982年国务院颁布的 《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 实施以来, 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作为一项制度开始在全国实施。 植树造林是保护环境、 恢复生态的基本途径。 但某地种树与否必须考量这样几个问题:当地是否适合种树? 种树的目的是什么? 当地适合种何种树? 种树的成本有多少? 在植树造林过程中, 谨防实行 “大跃进” 式种树、 虚假数字累积的种树、重形式不重结果的种树等名义上环保行为。

在严重缺水的沙漠地区种树是否值得, 必须认真审视浇灌树木的水源来自哪里? 种树的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孰轻孰重? 有报道说, 南方某地大面积种植桉树等速生林, 虽然森林覆盖率大幅提高, 但 “森林质量已经衰退到不如原来的10%”。 其原因在于这种以提供造纸原料为目的的造林, 植树者铲除了山上原有的草木植被, 还大量施用化肥, 导致生态学上的 “栖息地破坏”。 植树造林是保护环境、 修复生态的基本途径。 但是, 由于对自然规律认识不足和片面的发展观作祟, 一些地方的种树往往事与愿违。 前些年江西搞 “一大四小” 绿化工程,为森林覆盖率达63%这 “一大” 目标, 政府投入巨资和大量人力、 物力, 道路两旁种树, 租用农田种树, 幻想一夜成林, 实际上劳民伤财, 树的成活率很低。山东某市建设森林城市搞 “大跃进”, 为完成年度任务不惜毁草种树、 在岩石上种树。 这样的种树, 不但毫不环保, 反而破坏了生态。 植树造林要回归环保本义, 树立起 “近自然林业” 和 “以水定林” 等理念。 “近自然林业”, 就是不能为完成指标而盲目种树。 乡土树种不仅造林和管护成本很低, 而且与当地的生态系统已有良好的兼容性, 对促进环保具有天然的优势, 所以发展近自然林业应以乡土树种为主。 所谓的 “以水定林”, 就是植树造林应以水资源的承载为前提,宜林则林, 宜草则草, 特别是在北方干旱地区, 不能盲目搞大树移栽。[5]

3.重新审视保护生物多样性

一个基因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的兴衰, 一个物种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因为自然界的所有生物都是互相依存、 互相制约的。 每一种物种的绝迹, 都预示着有很多物种即将面临死亡。 鉴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大价值, 保护生物多样性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各界共识。 所谓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 是指一定范围内多种多样活的有机体 (动物、 植物、 微生物) 有规律地结合所构成稳定的生态综合体。 这种多样性包括物种多样性、 遗传多样性及生态系统多样性。 其中物种的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关键, 它既体现了生物之间及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又体现了生物资源的丰富性。 保护生物多样性需要从保护物种、 保护价值、 保护途径两个方面展开。 保护生物多样性既要保护大熊猫, 又要保护小昆虫。 保护大熊猫不仅限于增加它的数量, 更重要在于保护以它为代表的整个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保护下来, 各种生物也就保护下来, 水土资源也保护了下来。

“保护野生动物, 没有买卖, 就没有杀害” 作为一则广告语,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社会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关注。 但是 “买卖” 并不是导致野生动物减少或灭绝的最主要的原因, 而是因为人类活动越来越多地侵袭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近几十年来, 有专家发现在亚马逊热带雨林都在开始恶化的时候, 全球植被恢复最好的地区是曾经战火纷飞的位于朝鲜半岛北纬38度附近的一条军事分界线。60年前朝鲜战争停战时, 为使南北军队分隔开来, 朝鲜半岛 “三八线” 上出现了东西长248公里、 南北宽4公里的非武装地区。 半个世纪以来, 在南北军事对峙的情况下, 此地严禁任何人员入内, 于是 “三八线” 附近逐渐成为动植物大量繁殖的生态地区, 这里成了往返于西伯利亚和太平洋的候鸟的中转站, 有多种禽鸟出没。 这样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关键所在。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不仅要保护森林生态系统, 还要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和荒漠生态系统。

[1] “田桂荣: 从旧电池回收者到民间环保大妈, http: //acwf郾people郾com郾cn/n/2014/1209/c208346-26172729郾html, 最后访问于2016年10月20日。

[2] “废电池回收政策引争议 ‘不鼓励集中回收爷 被质疑”, http: //news. youth. cn/sh/201510/t20151027_7244301_2. htm, 最后访问于2016年5月13日。

[3] 2016年环境保护部组织制定了 《铅蓄电池生产及再生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修订了 《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自2016年12月26日起, 《关于发布 掖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业 的通知》 (环发也2003页 163号) 被废止。

[4] 第一, 在具备资源化利用条件的地区, 鼓励分类收集废原电池。 第二, 鼓励电池生产企业、 废电池收集企业及利用企业等建设废电池收集体系。 鼓励电池生产企业履行生产者延伸责任。 第三, 鼓励废电池收集企业应用 “物联网+” 等信息化技术建立废电池收集体系, 并通过信息公开等手段促进废电池的高效回收。 第四, 废电池收集企业应设立具有显著标识的废电池分类收集设施。 鼓励消费者将废电池送到相应的废电池收集网点装置中。 第五, 收集过程中应保持废电池的结构和外形完整, 严禁私自破损废电池,已破损的废电池应单独存放。

[5] “种树未必就环保”, 《人民日报》,2015年10月9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