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近代化的初步完成

中国科技近代化的初步完成_中国近代科技思潮

2.中国科技近代化的初步完成

中国科技近代化在这一时期体现得最为突出的是科学共同体的形成及科学家群体的产生。“科学共同体”的出现是西方近代科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其含义就是由一些学有专长的科学工作者所组成的科学团体或科学研究机构。加入这种团体或机构的成员都有着共同的科学探索目标，并经常进行学术交流。其构成可以是全体自然科学家共同组成综合性的共同体；也可以是某个科学专业集团组成的共同体；还可以是某个分支学科的专业集团构成一个共同体。科学事业的发展正是由这些共同体承担并推向前进的。

在此之前，即前述体制变革时代，已经出现很多科学学会，可以说那是科学共同体的前身，但还不能算是共同体的形成。因为它们大多是为了适应维新变法的要求而产生的，大多只以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为其主要活动内容。因而其组成人员并非全是学有专长的科学工作者。真正由科技工作者所组成的学会还极为鲜见，即使有，活动范围也非常有限。科学共同体的真正出现乃在五四时期，而以中国科学社最为典型。

中国科学社最早是由一批专攻自然科学的留美学生所组成的学术团体。这些留美学生身处20世纪初美国急迫追求科学化和工业化的大时代，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正当爆发的时期，由此形成了一个共识，即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和中国的富强也只有依靠科学的研究及其应用。他们首先于1914年由留学哈佛和康乃尔大学的高材生赵元任、周仁、胡达（后改名为胡明复）、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杏佛）、任鸿隽、胡适之等，发起创办《科学》月刊，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不久，他们又拟订《科学社招股章程》，创办了“科学社”（Science Socie-ty），在美国的绮色佳城（Zthaca）设立了总社事务所，由杨铨负责编辑《科学》杂志。1918年科学社总社迁回南京。1920年，又迁至上海，规模更为扩大，组织也更为强化。在总社之下，设有编辑、出版部及图书馆等。1922年，又在南京设立生物研究所。科学社在美国设有分社，在南京、上海、北京、广州、沈阳、苏州、杭州、青岛8处各设社友会。中国科学社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一个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科学机构。

中国科学社以振兴中国的科学事业为目标，以“学问”基础为社员之间的联系，其章程中明确规定该社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学术之发达”。社员一般都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由许多学科门类的科学工作者所组成。还在开创时代，就有35名社员分属各个学科，有的还颇负盛名。如赵元任、胡明复的物理、数学；秉志、金邦正和过探先的农学，皆已蜚声当时的留学生界。⁽⁷⁴⁾赵元任、金邦正还先后被选为美国大学中最负时誉的SigmXi荣誉学会的会员；赵元任和胡达曾获得PhiBeta Kappa会的学术荣誉。⁽⁷⁵⁾到1915年，中国科学社发展到70名成员，分属于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农林、机械、电气，土木、采矿冶金等学科。到1919年，共604名会员中，就有物理数学42人、化学273人、生物17人、农林44人、机械49人、电气60人、土木65人、采矿冶金79人、医药32人、经济48人、其他75人。⁽⁷⁶⁾可见，中国科学社又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自然科学家所组成的综合性的科学组织。

中国科学社制订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在较为严密的组织约束下，开展专业化的科学活动。他们创办学术刊物《科学》（月刊）和《科学画报》（半月刊）；较正规地举行多种学术交流。如到1919年，该社就召开了4次学术年会，同时还举办学术报告会，开办图书馆和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发表和出版学术研究成果。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科学社乃是中国最早的真正较完备的科学共同体形式，它与西方最早的科学共同体之一——具有自主性质的民间组织英国皇家学会，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活动内容上都已非常相似。实际上科学社的创始人也是有意按照西方科学共同体形式去创造的。如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说：该社“开始组织时，是以英国皇家学会为楷模的。”⁽⁷⁷⁾当然，中国科学社与西方科学共同体产生的背景是有所差别的。西方科学共同体产生之前，科学研究已经在民间展开，这使它有着更扎实的社会基础和更良好的科学研究条件。但在20世纪十至二十年代的中国，虽然近代科学经过几十年的提倡和努力，已经有些基础，已经产生了一批科学家，但是真正根据自己研究所产生的科学成果并不多。因此，当中国科学社创立于国外及后来回到国内，其社会基础和科技力量都不强，创业工作就更为艰辛。然正因其所进行的是开创性工作，其意义和影响更显重大；惟其艰辛，成就才尤显突出。

除了中国科学社外，在20年代，还出现了一些专业科学性的共同性，如中华化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生物学会等。

中华化学会是20年代出现的集中中国化学人才、开展化学研究的规模较大的科学团体。它吸取了以前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因成员流动性大、条件差、缺乏严密组织联系而不久停顿的经验教训，经过反复协商和充分筹备于1922年在美国留学生中成立。它经过多次讨论，修改会章，有比较正规的组织体制。到1924年，其会员发展到61人。学会活动非常活跃，经常开展学术交流。1924年6月，还与中国科学社美国分会、中国工程学会美国分会召开联合年会。中华化学会还创办了《中华化学会杂志》，刊登化学研究论文，开展化学研究。1925年在美国还创办了《化学梦》，为会友们传达多种研究信息。1927年从美国迁到国内。从其组织形式及活动情况看，中华化学会是一种专业性的科学共同体。

中国近代地质学在民国建立后，为开发矿产和发展实业的需要，一直比较受重视。早在1912年1月临时政府实业部就设立了矿务司地质科，章鸿钊是我国第一任地质科长。临时政府迁北京后，实业部改组为农林部和工商部，工商部设有矿政司地质科，著名地质学先驱丁文江继任科长。不久，丁文江又设立地质调查所，开展地质调查和研究，其下设有古生物研究室、新生代化石研究室、土壤研究室、燃料研究室等。为了适应地质学专门人才的广泛需要，经批准于1913年，丁文江又创办了地质研究所，其主要使命是培养地质学人才，它于1913年秋开学，学期为三年，招生30名，由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等地质学家亲自执教，后来毕业21名。因此，地质研究所名为“研究所”，实是培养地质学人才的学校，并非广大地质科学工作者紧密联系的共同体。后来随着地质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尤其是1918年北京大学建立了地质系，聘请留美回国的何杰任系主任，还聘请美国学者葛利普任古生物学教授，留英回国的李四光教授担任岩石学副教授，从此，地质学人才不断涌现，终于1922年1月27日成立于中国地质学会，这标志着地质学专业共同体的形成。

中国地质学会在成立大会上讨论并制定了《中国地质学会章程》，它规定学会的宗旨是：“促成地质学及其关系学科之进步。”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相继任会长。学会从1922年起出版《中国地质学会会志》，刊登年会记录、各地分会的消息和学术论文。这个学会办得极具特色，它在成立之时，即带有国际性。会章第三条即规定“凡地质学家和其他对地质学有兴趣的科学家，得为会员”。在学会成立之时，26位会员中即有安特生（J.G.Anderson瑞典）、葛利普（A.W.Grabou美国）、麦纲尔（L.Miner美国）三位外籍会员，次年1日，外籍会员发展到21人。同时还根据1924年修改的会章在世界各地发展通讯会员和名誉会员。该会还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并多次参加国际地质大会，提交多篇论文，成为办得有声有色的专业学科共同体。

在生物科学领域，1922年，秉志及植物学家胡先骕、钱崇澍等人发起创建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址南京。着重研究中国的动植物以及生物解剖、生理和生化，主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丛刊》。该所创立后，开展多方面的教育、研究、交流，从而构建了我国第一代近代生物研究队伍。在此基础上，一些学术团体也相继成立，如1920年中华水产生物学会成立于厦门；1920年在法国里昂成立了中国生物学会；1925年在北平成立了博物学会；1926年在北平成立了中国生物学会等。生物科学专业共同体也逐渐形成。

在20世纪10—20年代涌现的这一批科学共同体，适应中国的形势和实际，具有鲜明的特色。（1）这些科学共同体都是在为振兴祖国科学事业，谋求祖国繁荣富强的共同目标下，自觉发起和组织起来的

广大组织者、创办者甚至参加者大多都是留学生。他们都亲身体会到西方急剧追求科学化与工业化的大时代氛围，从而孕育出共同的认识就是相信中国的近代化也同样惟有赖于科学学术及其切实的应用。因此，目标非常明确。正因有了这些前提因素，各共同体不仅大多荟萃了我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最高水平，而且不断吸取世界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重视与国际的学术交流，从而成为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与世界科技发展接轨的真正开始。

（2）科学共同体代表着早期中国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发展体制的形成

关于科学体制化问题，以色列社会学家约·本—杰维（Josech Ben-Dovid）曾指出，科学体制化是指：①科学活动的社会功能得到社会承认。②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特定的行为规范和管理方式，并对其他社会活动保持自主性。③在科学活动规范与其他社会活动规范之间形成一定的适应关系。⁽⁷⁸⁾这一定义与当今中国一般理解的“科学体制”不同，它着重强调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而在中国，“科学体制”一般指关于科学活动管理的组织与制度。但无论哪种定义在早期中国科学共同体中都已有反映，同时偏重于科学自主性一面。这反映了当时的科学家们力图使中国科学体制与世界科学体制相接轨的努力，同时又注重反映中国自身特色。虽然这种科学体制并未成为中国恒久不变的科学体制形式，相反，后来中国科学发展体制走上了法国皇家科学院式的中央研究院，然而，各个共同体的许多骨干人物又成为中央研究院的骨干人物，因而早期共同体的形式、体制及其内在构成和精神也随之带入新的体制之中，表明早期科学共同体对于中国科学体制的探索及科学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3）这些科学共同体的产生，标志着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科学家群体开始形成，并成为推动现代科学发展的关键力量

有学者指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科学家是社会中的特殊群体，一个人若成为科学家，他就必须遵循科学共同体的规范去从事研究工作，以他的科学活动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承认，社会也由此承认他的科学家角色。”⁽⁷⁹⁾由于这些科学共同体的创立，社会学意义上的科学家群体业已形成。这些科学家重视科学精神的弘扬。并将求真的科学精神演成一桩桩感人肺腑的科学探索故事，铸造出了新时代的“科学史诗”。很多科学共同体创建时，条件都极其艰苦，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广大创建者的热情。如中国科学社创立时没有经费，只靠广大参加者捐献公费，仅筹集到400美元作为创建总社的基金，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状况也没有改观，研究员没有薪给。社本部迁到国内后，任鸿隽等为筹集五万元活动基金而“沿门托钵”。《科学》杂志发刊没有经费，全靠穷学生节衣缩食，凑钱集股。又如1922年秉志等在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创建生物研究所，草创经费仅240元。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科学家采集标本，购置图书，添置仪器。在极其困难中从不停止对科学的探索，为促进科学事业发展，锲而不舍，“研精覃思”，费尽心智的事迹比比皆是。如秉志、钱雨农等无论寒暑昼夜，穷年埋首研究室之中；又如数学家周达长期专门研究不定方程，1900年他就用非常奇特的办法得出答案，并称其为丢番图方程（Diophantizeequation），但他当时还没有信心，为寻求精确性，仍孜孜不倦地在陋室里推算论证，直至1924年确认这一成果的合理性后，才公开发表，⁽⁸⁰⁾前后坚持达24年之久。这种艰苦的环境特别是经费的缺乏，虽然空耗了科学家们许许多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其艰苦创业，为求真理的科学献身精神却是第一代科学家群体共有的精神气质。

正是在这些具有科学求真精神气质的科学家群体的努力下，近代中国的科学事业得到重要发展，第一次将近代科学从以引进为主向独立研究方向发展，在20年代就在许多学科领域里取得了相当多的成就。

数学方面，1918年胡明复发表了《线性微分和积分方程》，这是中国第一篇现代数学论文。同年，陈建功开始研究富利叶级数绝对收敛性之特性问题，并使之成为中国最有系统进行研究的数学领域。1921年，他发表了《关于无穷乘积的一些定理》，引起国际数学界的极大关注。1928年他还改进了日本窪田忠彦关于拉普拉斯级数的求和结果，改进了拉特马赫有关勒贝格函数的估值问题，并继而写出了《三角级数论》在日本出版，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这方面的专著。苏步青教授从1927年开始研究几何学，发表多篇数学论文。1925年，俞大维在德国发表了关于点集拓朴的论文，成为中国研究拓扑学的最早数学家。其他在数理统计、概论及数理逻辑史方面的研究也相继开展。

物理学自20年代起也在披荆斩棘中颇具特色地开始并发展。20年代前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1921年赴美芝加哥大学随康普斯从事物理学研究，当时正值康普斯提出著名的“康普斯效应”时期，而吴有训自1923年开始即经过大量研究来证实康普斯的理论，并在《美国自然科学学会会刊》《物理学评论》等著名杂志上发表了研究成果。后来，吴有训还在《Physicse Rey》上发表论文，公布了通过实验得到的一张被15种元素所散射的x射线光谱图，成为康普斯效应的主要实验根据。康普斯效应因而也被称为“康普斯—吴有训效应”。除吴有训外，20年代中国物理学家叶企孙对物理学前沿理论量子论中的普朗克常数h进行研究，并且于1921年提出了被公认为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沿用了16年之久的普朗克常数h＝（6.56±0.009）×10^－27尔格秒。他写的论文《普朗克常数的测定》，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美国光学学会学报上，这是公认的第四次精确测定值。还有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饶毓泰，在1922年就获得了气体导电研究方面的可喜成果。

化学方面，早在1921—1922年，杰出化学家侯德榜与范旭东合作，先后创建了当时亚洲最大的碱厂天津塘沽永利制碱厂和黄海化学工业社，这是无机盐工业的开始，无机合成的化学研究也由此诞生。与此同时，有机化学研究也开始了，最先开展的是天然有机化合物的研究。从20年代起，前辈化学家庄长恭、赵承嘏、黄鸣龙、纪育沣、曾昭抡、高崇熙、周发岐、扬石先等人，就开展了麻黄素的药理作用、钩吻和汉防卫生物碱等的分离和结构分析以及进行雌性甾族激素的全合成等，取得一些初步成果，其他如元素有机化学、有机合成化学、有机化学分析、物理化学、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结构化学的研究也已初步开展。

地质学方面，经过全国性地质调查和科学研究，在填图、地质构造，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等方面部已获得较大成果。如1919年，翁文灏正式出版了《中国矿产志略》，其中还有《中国地质约测图》，这是第一张中国学者自己编制的全国地质图。翁文灏还与丁文江、谢家荣，章鸿钊、李四光等人研究过造山运动，首次提出中生代大规模造山运动，命名为“燕山运动”。后来他们又把留纪后期的造山运动称为“广西运动”，把上古时代的“海西运动”改称“越南运动”。李四光还于1926年发表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引人注目。在地学方面，翁文灏、葛利普修正了外国学者对“震旦系”的定义，重新定了划分标准。在20年代，我国地质学者谭锡畴、孙公铸、李四光、谢家荣、赵亚曾、俞建豪、舒文搏、丁文江、田奇瓗、张席褆、乐森璕、黄汲清、翁文灏、葛利普、袁复礼等等，对古生代、下古生代地层研究不断纠正外国地质学者的错误论述，并在奥陶纪地层、志留记地层、上古生代地层、泥盆纪地层、碳纪地质、二迭纪地层等方面都有累累硕果。在古生物学上，他们对寒武纪三叶虫与笔石、北方蜒蝌、甘肃笔石、长江下游珊瑚、下石碳纪珊瑚、腹足类等古生代和中生代化石的研究，也有突出成就。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还在周口店发掘到中国猿人第一个头骨，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

生物学方面也是成果突出。在植物学上，1916年和1917年，钱崇澍发表了《宾州毛莨的两个亚洲近似种》《钡、锶、锦对于水锦族的特殊作用》，是我国人类学和植物生理学最早著作。1927年他又发表《黄山植被和植物区系》是最早的植物学论文。其他如李良庆、饶钦止，戴芳澜、邓叔群，周宗璜、王云章、黄逢源、孙万祥、郑学经及王启元、陈伯川、陈邦杰等在藻类、真菌、苔藓植物上的研究，出版了《中国真菌名录》、《中国高等真菌》、《东亚丛藓科藓类志》《丛藓科的新分类系统》、《中国雉尾藻属的研究》等专著。1926年张军钺发表《蕨茎组织之研究》，开始了植物形志学的研究等。在动物学上，我国近代动物学创始人之一秉志在动物分类学、动物形志学、昆虫学、古动物学，特别在动物生理解剖及神经解剖、对白鼠交感神经的发展与性的关系研究上都有很大的创见与成果。他先后发表了《白鼠上颈交感神经大形细胞之生长》（1912年）、《黑鼠上颈交感神经大形细胞之生长》（1921年）、《江豚内脏之解剖》（1926年）、《虎之大脑》（1927年）等一系列论文，在国际上有相当的影响。同时，还有其他一批动物学家，在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研究上也开展广泛研究，在20年代发表了《华东鱼类杂志》等重要著作。同时，昆虫学、实验生物学也都开始，在20年代初期，有许多研究成果发表。

还值得一提的是，“科学”一词自戊戌时期从日本被引入中国，从此一些报刊书籍和研究机构开始以此代替了“格致”一词，这无疑是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对科学的真正含义，一直未得到全面的阐发。到一、二十年代，关于科学的含义已开始成为广大科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经过探讨，使原来笼统、空泛的概念越来越精确起来。如《科学》杂志创始人之一任鸿隽在《科学》杂志开卷中就指出：“科学者，智识而有系统之大命，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译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⁸¹⁾同时，他又在另一篇译文中做了简洁界说：“科学者，发明天然之事实，而作有系统之研究，以定其相互间关系之学也。”⁽⁸²⁾胡明复也对科学作过如下说明：“科学观动察变，集种种之变动成事实，集多数事实而成通律，有条有理，将自然界细细分析，至于至微，而自然界运行之规则见焉。”⁽⁸³⁾可见，在他们看来，科学即是运用一定方法获得的关于客观事物内部规律的相互关系的有系统的知识。当时的《新青年》杂志也一起探讨了“科学”的真义。如陈独秀就概括指出：“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⁸⁴⁾不论这些定义和述说完善与否，它已经符合那个时代人们对科学的普遍解释。如丹皮尔在1929年出版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一书中对科学的认识和前述说法即基本相同：“在我们看来，科学可以说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可以说是对于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理性研究。”⁽⁸⁵⁾由此可见，到20年代，无论在科学研究领域还是对科学的认识上，都开始走上世界科学发展的轨道。

【注释】

(1)［英］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1页。

(2)马勇：《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

(3)郑振铎：《晚清文选》，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106页。

(4)郑观应：《郑观应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页。

(5)郑振铎：《晚清文选》，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176页。

(6)郑振铎：《晚清文选》，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399页。

(7)郑振铎：《晚清文选》，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386页。

(8)王韬：《易言跋》，见《郑观应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页。

(9)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上海醉六堂，光绪23年。

(10)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8，清同治光绪年间湖南传忠书局刻本，第4页。

(11)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457页。

(12)李鸿章：《李忠文全集》奏稿卷30，湖南传忠书局，清光绪年间，第4页。

(13)郭嵩焘：《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00页。

(14)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89，湖南传忠书局清光绪年间刻，第75页。

(15)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1），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6页。

(16)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6页。

(17)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湖南传忠书局清光绪年间，第4页。

(18)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3，湖南传忠书局清光绪年间，第16～17页。

(19)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6页。

(20)**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1页。

(21)林乐知：《中东战纪末三编》卷4，上海档案馆1896年版，第82～85页。

(22)《格致汇编》卷8，格致书院1876年版，第9页。

(23)《万国公报》第三年版，第1593～1594页。

(24)郭廷以：《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想的传入》，《中国近现代史论集》（19），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6页。

(25)《万国公报》第11册，第6819页。

(26)《格致汇编》卷1，格致书院1874年版，第16页。

(27)《申报》，光绪6年正月17日，第2448号。

(28)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3～74页。

(29)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页。

(30)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8），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页。

(31)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1876夏，第10页。

(32)钱宝琛：《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328～329页。

(33)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湖南传忠书局，清同治光绪年间，第170页。

(34)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8），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页。

(35)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8），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页。

(36)学部奏请将华蘅芳等事实宣付国史馆立传折。

(37)李俨：《李善兰年谱》，《中国算术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6、354页。

(38)沈毓桂：《韦廉臣先生传》，见《匏隐庐文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页。

(39)［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5页。

(40)杜石然：《中国科学技术史》（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4页。

(41)郑观应：《郑观应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34页。

(42)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4），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6页。

(43)《康有为全集》（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

(44)《康有为全集》（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40页。

(45)蔡尚思等：《谭嗣同全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8页。

(46)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含义》，《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5页。

(47)蔡尚思等：《谭嗣同全集·仁学》，中华书局1981年版。

(48)严复：《原富》，见《严复集》（1），中华书局1986年版。

(49)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2），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3页。

(50)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2），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5页。

(51)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2），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7页。

(52)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辑上，《救亡决论》，中华书局1986年版。

(53)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54)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4），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5页。

(55)《康有为全集》（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75页。

(56)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页。

(57)中国近代史料丛刊：《辛亥革命》（2），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6页。

(58)《格致书院课艺·书院类》，光绪19年，孙兆熊文。

(59)《曷格司射光》，《时务报》第38册，光绪二十三年8月11日。

(60)叶澜：《天文歌略》，《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页。

(61)王栻等：《严复集》（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3页。

(62)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655页。

(63)张百熙：《奏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见《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72页。

(64)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655页。

(65)王遽常：《严几道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5页。

(66)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店1936年版，第246页。

(67)《爱因斯坦文集》（1），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

(68)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页。

(69)李恩民：《戊戌时期的科技近代化趋势》，《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70)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879年版，第59页。

(71)陈独秀：《独秀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41页。

(72)陈独秀：《独秀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112页。

(73)鲁迅：《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74)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3页。

(75)《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24），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2页。

(76)郭金彬：《中国科学百年风云》，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页。

(77)任鸿隽：《中国科学社史简述》，《文化资料选辑》（15），1961年版，第4页。

(78)［美］约·本－杰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页。

(79)刘青峰：《历史的反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

(80)周达：《造整数之一题》，《科学》，中国科学社，1923.9（1）。

(81)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科学》，中国科学社，1915.1（1）。

(82)任鸿隽：《科学之应用》，《科学》，中国科学社，1915.1（1）。

(83)胡明复：《近世科学之宇宙论》，《科学》，中国科学社，1915.1（3）。

(84)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4.1（1）。

(85)［英］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