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与创新

译学研究范式：转向、开拓与创新

1.当代译学概述与中国译学研究

当代译学主要是指从文化层面对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交流实践所进行的跨文化研究，它诞生于目前国际经济一体化以及异质文化交融共铸的大文化背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门学科正日渐汇入国际学术主流，并对本学科的深度推进起着重要作用。自20世纪70至90年代，国际学术界译论勃兴，许多比较文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亦涉足这个领域，译学研究自此开始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其间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各种规则体系常出常新，新的学术共同体已然形成，其研究传统由于译介学的整合渗透也在明显转型，并试图从中获取它持续发展所急需的学术洞察力。这场范式变革拓展了译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提高了这一学科的科学品位，当然同时也深化了译学研究的学术境界。知识、思想、学术范式刷新了范式内容，使当代译学研究“自成高格”，为在新的世纪保持其在学术界的主流地位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当代译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文化转向、理论渗透和学科整合。其目的是以跨文化的视野贯穿全局，并以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文化转向”为主线，重点进行中西译学的跨语际模式研究。这种研究既以文化模式为路径重返历史深度，又以多学科交相阐释以达其文化整合之目的，试图以综合手段，应和当代学术研究的涵摄品位，为译学研究别开生面、重铸学术内涵以及相应的学术范式作出应有的贡献。当代译学还对以下问题进行重点研究：译学与诗学模式、译学与语言学范式、译学的文化整合范式、译学与考据学、译学与阐释学、译学与跨语际实践、译学范式的科学品质及其对跨学科研究的启示、译学与比较文学学科思想、学术和知识层面的反思、译学研究与人文学科共享价值的体现、译学与学科知识的增长、译学理论模式的多元发展、译学研究操作智慧的成熟及其规则体系的重建等。

当代译学研究有别于传统的翻译研究，虽然它也十分重视“史识”的理论寻绎，但绝不是翻译“史实”的历史勾勒。其重点在理论寻绎和范式建构，同时基于西方人文学科研究的文化转向，并辅以多学科的交叉穿合，力图“透过现象看本质”，重“译理”，不重“译技”；虽然它并不无视“翻译技巧”对于跨语际文化传通的重要作用，但与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的是，它更重视“译技”对翻译实践在文化层面上的理论意义；更重要的是，翻译中的范式转向缘于文化的整合渗透，同时又试图通过相应的研究为跨文化整合提供理论模子，这无疑是当代译学研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两点应该提及：一是它特别强调“跨文化语际研究”这个概念以及相应的研究体系，同时将其区别于传统的译学研究，廓清了此前有关研究的理论误区；二是拈出“译学研究新范式”，以跨文化语际研究及其理论建设的核心与关键，为译学研究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较为理性的学理基础。

综观近20年的国际译学研究，除学术体制化过程已经完成，学术成果累累，还可看出其学术肌理日益丰满、学理基础日趋扎实、学术品格渐臻完善。过去出入于语际间、国际间和文化间的单向平面描写已逐渐为双向，乃至多向、立体的动态深层阐释所取代。更重要的是学术境界豁然开朗，基于深邃学术思想的学术洞见正穿透某些盲点而逼近理想的学术境界，催生出至为成熟的学术范式，为21世纪的国际译学研究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西方当代译学理论及其范式变革重点探讨俄国形式主义诗学以及比利时、荷兰、捷克学者的早期贡献，佐哈分层系统理论对译学研究的学理注入，图瑞对传统语言学及文化藩篱的范式超越，80年代译学研究与文化整合范式的发展以及解构主义理论对当代西方译学范式变革的全新意义等理论问题。借助这些探讨，可以使我们了解西方当代译学研究及其范式变革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对中国译学研究范式变革的理论启示，对于时下的学术研究不无启迪。

中国当代译学研究应有两个明显的特色：一是将译学置于跨文化语际实践之中，凸显跨文化共通的译学规律，并加以系统的比较观照，而这正是当前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及其他人文学科研究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其研究途径当为：在研究中时时考虑本学科与跨文化语际实践的整合，既注重事实概括与理论分析，又注重实证研究与理论升华的统一。二是努力做到融会贯通。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当代西方理论及其影响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因此，正如一位旅美学者最近所说，当代西方理论“对中国学人提出的挑战，大大超出了西方理论是否适合中国语境的老问题，更不是要不要反西方的问题；它真正的挑战是：中国学人处在当今剧烈变动中的全球文化格局里应承担何种角色，或不承担何种角色？在跨语言、跨文化的学术和学科史研究中，中国学人能作出怎样的独特贡献？”⁽¹⁾有了这样一种认识，中国当代译学研究的重点就不是现在一般所谓的“西化”还是“民族化”之类的论辩，而是对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探索，诸如：译学研究及其学科史的爬抉梳理能否落实在语际“互译性”之初，落实在语际之间相互碰撞、交融、冲突和翻译的历史进程之中？如果翻译和译学研究本身即是这个过程的产物，其学科发展史是否亦是如此？基于这种“互译性”所诞生的译学学科又是如何历史性地建构起来的？另外，这种“互译性”的特质如何，它对中西文化之间的交融共铸（甚至“误解”）产生过（或将要产生）什么样的重大影响？它对西方文化这个“他者”的诠释或翻译，以及反过来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自身认识又造成了怎样的历史性后果？其对文化本体论又提出了怎样的历史性挑战？⁽²⁾

香港学者孔慧怡（Eva Hung）在其新著《翻译·文学·文化》一书的《总序》中说：“翻译研究作为一个新学科，在70年代就已经开始文化层面的探索，但我们对中国翻译传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未达到真正突破性的发展。”⁽³⁾力图从文化层面来探讨中国翻译传统，发掘中国译学传统中的精粹，探讨中国译学学科的范式建构，以便对21世纪的译学研究作出无愧于我国悠久翻译文化传统的独特贡献，这无疑是新世纪为我们所设定的一个战略目标。正是在这一点上，译学研究体现出了相应的时代性、科学性和前瞻性，因此而具有相应的学术价值。

2.译学范式的“文化转向”及其理论诘难

自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尤以90年代为代表），国际学术界译论勃兴，许多语言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亦涉足这个领域，译学自此开始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在这段时期，各种理论模式层出不穷，各种规则体系常出常新，新的学术共同体已然形成，“译学之为科学”（不是自然科学）已成学术共识，人们熟矜的研究传统由于相邻学科的整合渗透也在明显转型。译学更具宏观认识论意义的“文学渗透法则”业已提出，标志着译学新型范式的确立。这种范式既要关注深入的个案研究又要切入译学各体系，就其互动关系进行宏观透视，同时还要深掘译学多位系统的分层特征，以期达至“乘一总万”之“通论”。与此前静态的“宿语文化本位论”相比，译学新型范式却以动态的“迁移转换观”为其主要特征，这便动摇了既往译学重主体手段及译者个体创造的传统根基。1990年，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与列夫维尔（Andre Lefevere）两人合作编成《翻译、历史与文化》⁽⁴⁾一书，其中收入如下篇目，即充分反映出了当代西方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及其理论视野：

a.Introduction：Proust’s Grandmother and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The‘Cultural Turn’in Translation Studies（Andre Lefevere and Susan Bassnett）

b.Translation：Its Genealogy in the West（Andre Lefevere）

c.Translation：Text and Pre-Text.Adequacy and Acceptability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Palma Zlateva）

d.Translat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Scepticism（Anne Mette Hjort）

e.Translation in Oral Tradition as a Touchstone for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Maria Tymoczko）

f.Translation，Colonialism and Poetics：Rabindranath Tagore in Two

Worlds（Mahasweta Sengupta）

g.Culture as Translation（Vladimir Macura）

h.Linguistic Polyphony as a Problem in Translation（Elzbieta Tabakowska）

i.Linguistic Transcoding or Cultural Transfer？A Critique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Germany（Mary Snell-Hornby）

j.Theorizing Feminist Discourse/Translation（Barbara Godard）

k.Translation and Mass Media（Dirk Delabastita）

l.Translating the Will to Knowledge：Prefaces and Canadian Literary Politics（Sherry Simon）

m.Translation as Appropriation：The Case of Milan Kundera’s The Joke （Piotr Kuhiwozak）

该书“引言”首先借作者Mary Snell-Hornby之口开始奚落建立在17世纪科学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语言学范式，认为这种“科学”的译学主张旨在兜售所谓的“相对论”（relativity）。那些信奉这种译学范式的学者们基于自己的语言学传统家法一边抱住“等值”理论不放，一边又紧紧守住那种虚无缥缈的tertium comparationis（中间对照物，此处指介于源语和宿语之间的等值现象）译学观，幻想着能够重现当年罗马人的verbum pro（逐字对译）景观。但这种主张毕竟过于机械，局限于这种译学范式的学者们虽说“勇气可嘉”，可他们的理论背景囿于实证主义的桎梏，一如那些勇于登攀的探险家们，面前本来有绿洲一片却熟视无睹，非要等反复求证以后才肯承认眼前的确有那么一片“植物”（而非“绿洲”）。在Mary Snell-Hornby看来，语言学抑或形式主义范式所倡导的都是一些“看不见的理论”（invisible theory），其理论建构无异于学术“乌托邦”。对此，真正意义上的译学研究必须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必须在“打入文本”的同时也着力研究文本的“外部现实”亦即文本的“文化语域”（cultural context）。这是因为翻译作为一种文化创造活动总是同时受制于上述内外两种语域（doubly contextualized），而外部语域作为一种现实存在本来就天然地植根于两种不同的异质文化，翻译活动发生于某种文化语域、植根于某种文化同时又进入这种文化，故此译学研究从语词文本向文化语域转向，这便成了当今学术界天经地义的事情。

饶有趣味的是，为从根本上廓清语言学范式的某些理论误区，“文化转向”的始作俑者们还特地拈出为形式主义者们奉为至宝的规则、规范、契合条件、直译说以及功能等值说等理论要素进行讨论，一方面应和传统的古典人文精神，一方面回应当代西方整个人文学术界的文化转向潮流，所论多有创见，予人颇有启迪。

关于“规则、规范与契合条件”（rules，norms and appropriateness conditions），其创设的主要依据是形式主义者对于文本语言特征的片面强调。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他们将其理论模式硬性地规定为某些代不可易、一成不变的规则、规范抑或契合条件，认为它们可以“施之四海”而皆准，却忽略了这些规则、规范抑或契合条件其特点是可以在主体间建立可以意会言传的媒介体系（intersubjectively mediated），而且，其主要功能却是要应和时代的变迁而对源文本进行适时的调整，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比如，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诗歌翻译所需满足的一个契合条件即是译诗必须押韵，这即是说比如在翻译希腊罗马古典诗歌的时候，哪怕原诗不押韵译诗也必须押韵；作为主体间相互可以意会言传的媒介体系，当时翻译古典诗歌所须遵循的一条规范是所有的译诗都必须保持“古典风范”，亦即凡属淫诗秽文处理时要么不译要么保留原诗存而不译。又比如，作为一部经典，《奥德赛》（Odyssey）主人公尤利西斯的译名即应因时因人而变。18世纪时普通平民喜欢拼作Ulysses，而一位古典文学教授却喜欢Odysseus这种拼法，但就一部儿童读物而言，也许该部作品的许多细节都得净化，甚至连主人公的名字都会删减。再如，《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原文中本来有主人公在小人国皇宫面前撒尿想扑灭大火抢救皇宫这样一个细节，可在绝大多数的儿童读物中，这样一个细节却被删去了，其原因显然与对源文本进行适时的调整有关。因此Anne Mette Hjort（“Translat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Scepticism”一文的作者）认为，“规则、规范与契合条件”都会顺时而变，而“通变原则”才应该是翻译抑或译学研究的一条“通则”。我国唐代释彦悰《后画录·阎立本》说：“变古象今，天下取则”，正合此意。

所谓的“直译说”在传统的意义上原是相对于“意译说”而言，但形式主义者却从形音义的层面过分强调其中的语言要素，却忽略了“直译说”在文化层面的合理与合法性。巴斯涅与列夫维尔认为，植根于两种文化之中的源文本与宿文本其“元叙述”（metanarrative）方式抑或“核心文本”（central text）都会体现该文化中的某些基本价值信条（beliefs），倘若两种文本在这一点上越接近，则由于文化本身的贯摄与渗透作用直译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是说，直译的文化动因应是作为民族文化内核的基本价值信条，宿语与源语在这一点上倘能做到“深层通约”，则直译便是题中应有之意，此时如果再在诸如直译/意译之类的问题上纠缠就显得毫无意义。换句话讲，是否直译，其前提是两种语言之间其文化内核是否存在“深层通约性”，倘是，则直译，倘不是，则意译。张隆溪曾经指出：“要能超越东西文化与历史的歧异去认识东西方文学与文学批评传统之中所存在的共享、共通与共同性，只不过通常所认识到的共同性在所有的理解与阐释过程之中倒往往以歧异出场的方式体现，这当然也包括美学经验与文学批评之中所表现出的诠释歧异。”⁽⁵⁾这番话其实只是中国“和而不同”之哲学观的一种阐释学疏解，但其中所提到的“共享、共通与共同”这三大特性却是对直译理论深层通约性的最好界定，这于我们理解上述观点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至于“功能等值说”则与传统译论所强调的“信”（faithfulness）这条标准藕断丝连。追求“功能等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追求“信”，但是在语言学范式里，其理论视野因为囿于“信”与“等值”所谓的语言层面，却忽略了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动态应和关系。换句话讲，翻译之所以存在本来就是为了满足文化以及隶属于这种文化的各个族群和个体的需要，因需要不同，翻译就得进行相应的调适，因之其功能也必然有所殊异，这就必然与源文本所载荷并植根于其中的源语文化产生某种程度的疏离。这样一来，对于“信”或“等值”所谓的信仰与追求便被自然地消解，故此白居易当年“文章合为时而作”的主张，只需易“文章”为“翻译”，便在这里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毫无疑问，对于“功能等值说”的文化诘难必定导致关于“等值说”的文化反思，因而在译学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之下，其内涵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于是，巴斯涅与列夫维尔在两人合作编成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的“引言”中便就“功能等值”提出了如下的定义：“（等值）即指宿文本在宿文化中发挥或承担其功能的方式应与源文本在源语文化中曾经发挥或承担过其功能的方式一致。”⁽⁶⁾显然，这个定义所具有的内涵已经不同于“等值”概念传统的内涵，在这个定义所设定的理论框架里，为要获得所谓的“功能等值”译者无疑会要对源文本进行适时的文化整容，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视野的观照之下充分地满足“功能等值”概念现在所具有的全新内涵。其实，不同的文本所具有的不同的译本在某种文化价值系统的迁移渗透之下其功能肯定大相径庭，因译本对象不同（如前引《格列佛游记》的儿童读本）以及源文本在本土的文化定位不同，译本所应承担的功能也就不同。比如，玛库拉（Vladimir Macura）在“Culture as Translation”一文⁽⁷⁾中即援引19世纪捷克文化“克隆”（cloned）德国文化范型这个例子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这个个案分析中，我们看到翻译的功能在当时的捷克几乎与信息的传输毫无关系（而人们却多认为信息的传递正是翻译得以存在的唯一理由），因为当时的捷克读者都能读原文，对于译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要求。翻译在当时之所以存在，其主要的理由是要让译本成为一种手段抑或工具，借此捷克这个新诞生的民族可以“证实”（prove）自己、验证自己的文化身份，同时也向世界表明，自己的民族语言也可以载荷原本用德语这种强势语言可以载荷的一切东西。当年尼耶雷（Julius Nyerere）曾用斯瓦希里语（Swahili）翻译莎士比亚，正与此异曲同工。显然，翻译在这里已经超越信息传输的传统职能，具有获取文化权利的全新功能。同样，森古蒲塔（Mahasweta Sengupta）也在自己的“Translation，Colonialism and Poetics：Rabindranath Tagore in Two Worlds”一文⁽⁸⁾中借用泰戈尔的“自译”（auto-translation）现象说明了面对强势语言的压力翻译的功能调适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泰戈尔之所以选择“自译”这条道路是因为翻译可以“模仿”强势语境。回顾泰戈尔的文学创作过程，可以看出英文和孟加拉语是他的两种创作语言，但两种语言的创作风格却大相径庭，而他之所以选择英文创作是因为他十分明白，自己能否在英国、美国或者欧洲大陆博取声名，或者说这些英语国家是否会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其主要的前提是看他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用英文创作并以此契合于英语国家的文化权利结构，然后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是，泰戈尔作为一位伟大诗人其声誉是“丰于名薄于遇”，因为他的英文作品能够深契于英语国家的文化权利结构，并以此认同英语文化，因而使其在英语国家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可是一旦他在一战期间挺身而出并公开发表演讲，激烈地抨击当时盛行于欧洲的国家民族主义潮流的时候，他在英语国家的声誉便很快下降。而更为严重的是，泰戈尔基于欧洲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范式调整自己的英文文学创作（抑或译作），这便使自己的才智发挥受到严重的阻碍，从而失去了一位天才诗人应有的睿智、情致和“诗感”（sense of poetry）。

3.西方译学研究范式：现状与未来

综上所述，“译学研究”这门学科目前在世界各地正以强劲的势头向新的世纪推进。自20世纪70至90年代（尤以90年代为代表），西方译学开始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在这段时期，各种理论模式层出不穷，各种规则体系常出常新，新的学术共同体已逐步形成，人们熟矜的研究传统由于相邻学科的整合渗透也在明显转型，这表明译学研究的新型范式已经得以逐步确立。

德国哥廷根学派从认识论意义上指出：“文学翻译即是文学作品阐释的翻译，它将受制于目的语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传统，既是某国文学语言的一部分，亦是一种文化活动，必将有贡献于该国文化遗产，并成为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⁹⁾弗兰克（Armin Paul Frank）甚至呼吁建立一种译学研究的整合理论，这种理论无需从别的体系派生而出，亦不具思辨性质，只需具备“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所透溢而出的那种特别的精神”⁽¹⁰⁾。在加拿大，译学研究正向“文化身份的认同”这个问题推进。殖民主义、双语文化、民粹主义、文化遗产、弱势文学体系以及性别角色等问题已登上译学舞台，为当代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索契机。与此同时，美国传媒的国际化正逼使译学“分心旁骛”，认真探讨传媒所传递的文化渗透力量，而传媒学者也正在转向，试图从译学研究中获取本学科所急需的学术洞察力。学术共同体由分到合，殊途同归。范式变革拓展了学术视野，提高了科学品位，当然同时也深化了译学研究的思想力量。知识、思想、学术刷新了范式内容，使当代译学“自成高格”，为在21世纪纵横捭阖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上述范式重构以文化转向、理论渗透、学科整合为特点，统而言之，正是做到了德里达所谓的“视野融合”。这股大潮席卷西方，“各路诸侯”纷纷响应。比如比利时/荷兰学派告别传统的“翻译语言观”转而将翻译视作文化现象，微观的结构描写已经让位于宏观的结构阐释，同时注目于宏观体制化的权力结构及其从中衍生而出的微观层次转移。他们公开声称，90年代的译学研究正在经历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转向”。即就微观的实证研究而言，在范式变革的深刻影响下，该派的理论探索亦不乏新意，标举着独特的学术品格。拉姆伯特认为，任何意义上的翻译都不能独立看待，相反，它们都是各种符号处理程序发生作用以生成离散活动的结果与起点。在他看来，每一种文本、每一个单词，都包含着“业已翻译”的各种元素，这些“业已翻译”的文本中又包含着许多离散元素迄今有待翻译。因此，在译学描写工作中，“待译元素”范畴将愈益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而拉姆伯特的译学理论也因之被视为“目标本体实证科学”与“符号迁移实践”的结合。⁽¹¹⁾面对90年代的译学研究，拉姆伯特建议将各种意义上的翻译都看做是一条永无尽头的符号链环环相扣、日益延伸之过程中的某一步。基于自己的译学研究，拉姆伯特提出了译学的“历史—描写研究法”，认为据此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各种翻译现象，通过讨论“在法国、在德国、在意大利的文学而重新定义我们的文学研究模式”⁽¹²⁾。关于在既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所发现的各种文学类型，他也提出质疑，认为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通常并没有按照它们植根于其中的某种文化的文学来理解，而只有通过嵬集在某个既定的社会内部问世的各种经典、非经典抑或超文学的文本，通过建立某些机制使文化现象得以及时保存积淀，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些文学现象之间建立某些联系，从而真正明白这些“或能说点什么”的文学模式。但是，拉姆伯特的探索精神和理论勇气似乎永不消竭，就上述文学现象之间的各种联系问题，他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所谓接触/非接触、单向关系/多向关系以及分层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拉姆伯特来讲，至关重要的是要确立现存于某个既定的语言组或社会之中的某些标准以及这些标准的各个层次。拉姆伯特的思考源自其深刻的译学研究，因此影响深远，上述问题目前已在比较文学、民族文学研究、社会学、国际关系、政治学以及经济学领域引起反响，研究正在深入。但就拉姆伯特本人而言，这些思考仅是冰山一角，范式革命尚在继续，译学知识的积累与增长、译学范式的重构与变革、译学思想的革新与深化，都有赖于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描写，有赖于对即便是最简单的事实进行更为细致的观察，否则理论不能前行，译学便将陷入困境。

就此而言，巴斯涅、列夫维尔和拉姆伯特三者“殊途同归”。有鉴于译学研究对理论模式的现实需要，巴斯涅与列夫维尔首先对现有的研究模式进行梳理爬抉，而后推出“实证—历史研究法”，以回应当今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并对体制化权力结构及其微观层次转移作出解释。这种模式不仅依靠诗学以及诗学手段的引进，也对再现的意象和观念予以足够的重视。自1987年起，列夫维尔即对“批评的学术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思考解构批评的复杂性、翻译分析的科学性以及翻译理论的抽象属性这些问题时，列夫维尔兼收并蓄，将文学批评与翻译批评合二论之，认为二者将使某些文化价值获得永生，同时又会摒除另一些，甚至使其边缘化。列夫维尔不但对译学研究的理论模式进行了改造，革新了传统的研究内容，开启了独特的视野，引入了全新的研究对象，甚至还对译学研究自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提出了非难。认为译学研究必须“超越阐释”，为达此目的，即不应再行期望翻译批评会继续奉献出任何客观抑或武断的阐释，相反，倒可以利用现有的这些阐释对规定文学生产与接受的某些社会、政治和经济要素所构成的网络进行一番梳理。在他看来，文学文本分析以及对“重写模式”（翻译即是一种最为常见的“重写”形式）如何确保文学的恒久延续所作的分析，都必须在随时考虑诗学及各文学系统之影响的同时，也对观念体系和权力体制予以同样的关注，突出任何一方，任何理论模式都将是残缺不全的。为此，比利时/荷兰学派在向理论深度进军的同时，也从罗兰·巴特和福柯二人有关的文化理论中汲取营养，为自己的译学研究构筑更坚实的学理基础提供更丰满的学术肌理。

现代译学研究发轫于结构主义模式，但后来的发展却是众声喧哗、流派林立。美国式的“译场”起而强调雅趣与文旨，后又耽于翻译“科学”，以规定的方式着意“求质”。早期的译学研究以各种文学手段独擅胜场，在文化迁入一方“技压四座”，尽显“功力”。其后又有分层系统理论强行施压，以“客观性”为其研究鹄的。最后，解构主义模式继之而起，不料只是灵光一闪，却早已远离文化交流，没有留下真正的印记。这些模式要求译文“纤毫毕显”，或曰尽量“客观”，常常以教条的方式努力“建构共识”，却无异于杀鸡取卵，终而导致译学“内讧”，缺乏合作的结果自然就谈不上真正的跨文化交流，遂使本学科偏居一隅，远离学术主流，边缘化的状态也日趋严重。

20世纪80年代以后，译学研究范式的深刻变革引起了一系列变化。译学研究的焦点除源文本和宿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外，似乎也开始集中于以翻译为媒介各种话语以及不同的符号学实践之间的调和方式。海德格尔与德里达首开先河，受其影响，翻译的哲学观被纳入学术视野；文学批评与社会学家步福柯之后尘，亦对翻译在学术界和社会内部政治层面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入90年代，这些先前尚须借助解构主义理论模式进行学术操作的翻译理论家不光仍然活跃于自身学术领域的前沿，同时也开始着力与相邻学科进行别具深意的学术对话。

上述变化触发了对译学学科定义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使学科界限得以消解。这种积极的范式重构使西方译学受益匪浅，亦对西方世界以外的译学研究大有裨益。1991年，巴斯涅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指出，西方文化霸权已有裂缝出现，比如巴西诗人兼翻译家冈玻斯兄弟（Haroldo and Augusto de Compos）援引德里达的理论建立了某种类似后现代主义、与欧洲中心论背道而驰的译学模式，它们将这种模式用于文学翻译，拒绝文化霸权仅凭己方意志强行派定的任何翻译文本。在冈玻斯兄弟看来，翻译就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形式。他们的译学思想在学术概念与术语上面的体现，就是“自铸伟辞”，绝不唯西方马首是瞻。在他们新创的概念中有一个核心名词，即是cannibalism（摄食）。他们认为“Translation is a form of cannibalism”（翻译即是一种摄食形式）⁽¹³⁾。不过，cannibalism这个概念并不指对原文的“占有”，而是指翻译作为一种“争取自由独立”的形式它将摄食、消化原文，并从原文中独立，最终获得自由。可以看出，冈玻斯兄弟的cannibalism这个概念与西方译学观大相径庭，原有的“暴力攫食”之义已经消失，却被注入了某种“敬重”的含义（德里达的différance一词中的第二层意思deferring就兼有“迁延、归化、敬重”这三层含义），即是说，翻译实际上是“拿来主义”的一种象征行为，但“拿来主义”的态度本诉诸迁延、源出于敬重，目的却是为了归化；因此，翻译活动同时也是另一种象征，即指通过“输血”而汲取异质文化实体的精华。据此，翻译活动的意义得以重新解释，它不单是要借“他山之石”，同时还要“借力发力”（empowering），借他人乳汁哺育自家孩子（nourishing）。德里达曾将翻译视作“载道之气”（life-force），可以确保文学文本繁衍生息，上述观点即差可与之近似。需要指出的是，冈玻斯兄弟非常欣赏庞德，认为他的《神州集》（Cathay，London：Elkin Mathews，1915）“妙造天成”，正是因为庞德热爱中国文化，景仰之情“溢于言表”，遂有无穷灵感产生。冈玻斯兄弟认为，这便是典型的cannibalism。⁽¹⁴⁾毫无疑问，冈玻斯兄弟所提出的译论几与中国古典哲学暗合，并且，通过庞德他们已几乎抵达中国文化的津梁。从译学范式变革的角度来看，此举意味深长，值此中国译学反思之际，这不啻一份不可多得的思想养料。

学术范式的重构与变革对西方译学所产生的影响既深且广。除上述论题以外，译学的研究范围渐趋扩大，其中还包括：利用翻译及译本厘定人类无意识的“文化误读”；确定翻译调适的所谓“无言区”以及相应的主观翻译策略；审读现存译本，以揭示影响文学与文化演进历程的文化及体制调节因素；基于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开始反思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认为译学研究认识论基础扎实、方法论成熟，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利用自己独创的方法论体系完全可以揭示文学演进与其他尚处于发展阶段之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因此比较文学之地位应予重新思考，或许作为译学研究的从属学科倒更为合适；“单语操持者”从事译学研究的困难及所存在的“盲区”；文学批评过分看重阐释是否“准确”，“拾人牙慧”已成通病，通过现存的文学译本以细读与比勘方式凸显文化迁移、认知错位及其相互关系倒更能见出真知；翻译批评与“翻译误读”及其与原文的比较、二者的关系、原因的甄定，等等。

在列夫维尔看来，译学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天然具有的“比较性”，这种特性使译学研究积学甚厚却能“宽以待人”，常常“虚怀若谷”，海纳百川，不拒细流，自身的学理基础因之愈加雄厚，学术肌理更加丰满，学术视野更加宏阔，知识、学术、思想三者相得益彰。当前，在汩汩流入译学大潮的千洄细流中，不同层次（少数民族文学、民俗文学）、不同类别（传媒文学艺术）、不同性别（妇女文学）、不同国家（西方以外或西方世界以内的小国）的研究正为西方乃至国际译学研究注入生机。比如加拿大学者哥达德（Barbara Godard）向传统译学的等值模式提出挑战，认为在女性文学的框架内，对“差异”（difference）或“不等值”（non-equivalence）现象应给予正面评价，其研究重点主要是探讨基于差异概念的翻译理论与女性语境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旨在对女性语境与翻译本身进行理论解说。一位专治爱尔兰文学的学者图莫契科（Maria Tymoczko）研究口传文学传统中的翻译问题，将其作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试金石”看待，这无疑又为译学开启了一个新的领域。加拿大学者约特（Anne Mette Hjort）着力研究语言符号的指涉问题及其对翻译的影响，其内在的研究动机源自他本人对语言哲学家奎恩（W.E.Quine）怀疑论的关注，重点在所指之“不可理喻”及对翻译可能产生的后果。波兰学者塔芭科夫斯佳（Elzbieta Tabakowska）则以“语言复调之为翻译难题”作为研究课题，深入研治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与“内心对话”之间的关系，对译学研究也有启示。

基于上述勾勒，可以看出西方译学在近20年已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这场革命呼应国际学术潮流，以“文化转向”为中轴，一边扬弃古典范式粗疏而封闭的研究范式，在重返历史深度的同时，既使学科定义得以延续深化，由“重写/摹写观”而至“通变/调适观”，又使富于使命感的宗教译论及实践在今天获得知音。这场革命还使近现代语言学范式得以升华，它以文化相对主义实施渗透，遂使译本语言载荷着异质文化交汇的结晶建构当代文明，又时时建构着翻译活动的主体——人自身。近20年的范式重构在认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颠覆了古典及近现代译学的“宿语文化本位论”而代之以“文化迁移转换观”，将翻译从译入语的本位观中解放出来，让其以文化通观的态度穿梭于异质文化的各个分层系统，试图通过翻译的文化整合力量击碎传统译学的“七宝楼台”，然后建构起未来崭新的文化大世界。译学不再“画地为牢”，其内部研究与外向探索相携并进，正呈现出一片盎然生机。

4.中国译学范式：现状与未来

然而，反观中国译学研究，时下的繁荣凝聚着数代学人的执著追求。为学科定位，为所谓“自成体系”，为学科之“公器”——“术”的淬励与提高，我们曾经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可这一切却掩盖不了中国译学研究“局部精确、整体零碎”的现实。⁽¹⁵⁾五四时期胡适先生曾就中国学术的现状以“目的热方法盲”反唇相讥，之后大半个世纪过去，译界方法热高潮迭起。期间有援西格中亦有以中释西，“术”的层面虽有“译器”之深度探索，“论”的层面亦与严几道“信达雅”之说形影不离，却鲜见“体制别创”、异调新弹，始终徘徊在“学术四合院”的方井里，尺幅不纳寰宇，境界不深、思想苍白、学术乏力，既不能塑造中国译学研究的学术品格，建立自己应有的学术范式，亦不能以深具原创性的研究实绩汇入国际学术主流，为国际译学机体的丰满及其知识体系的“层累叠加”作出贡献。时值世纪之交我们必须为此作出深刻的反思。

葛兆光认为：“不相信离开知识性的学术，思想可以独立存在，也不相信没有思想，而学术可以确立知识的秩序。”⁽¹⁶⁾可见思想端赖深具“知识性”的学术而成立，而“知识的秩序”（或曰“学术范式”）却由于思想支撑之学术而建立。据此可以推断在21世纪中国译学当以知识、学术与思想三者并举，继以学术范式的建立为务，取精用弘，大气包举，方能卓然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反思中国译学既有的研究当“出入经史，流连百家”，建立中国译学研究范式更须置本土经验于国际译学体系加以观照。将来大气包举的中国译学研究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之际更须考虑本土经验与国际学术范式的整合，既要注重事实概括（译学知识的增加）与理论分析（学术研究的加强），亦要注意理论评判与思想体系的建立，即是要做到知识、学术与思想三者并举，不能有知无识、有识无见，也不能有术无学，学随术变。与西方译学相比，中国译学一直长于“术”的探讨，而短于“学”与“思”之求索，因之不能铸成肌理丰满的学术品格，建立学科发展须臾不可分离的学术范式，凸显跨文化共通的译学规律，然后进一步向理论层面推进，标举自己异于常态的学术广度与深度，在中外译学“相互推助与化合”的过程之中寻找弥久常新的理论生长点，最终走向汇通之途，熔铸并建构出一套基于知识、学术和思想的整合而能为全人类所共享的译学体系（不是自成体系）。这个目标应是中国译学研究的普遍追求和学术共识，但是与西方译学范式相比，中国译学目前尚无类似的理论自觉，因之造成学术范式的延宕与学术资源的短缺，至今尚在“事实概括”层面徘徊，理论分析亦较乏力（多引西方资源却因水土不服几难奏效，同时亦不顾本土经验，造成译学研究的自我悬置），尚无重大突破，更鲜见其中透溢出些许“思想的光辉”。中国译学“体格羸弱”，外须跳出“术”的桎梏在范式层面与西方磨合，内须返求本土经验，“出入经史，流连百家”，前者“达观”，后者“圆览”，或能“强身健体”，有助于译学知识、学术及思想的整合与相应研究范式的建立。

至此可以看出，中国译学研究目前尚有三个层面的问题有待解决：

1）思想上：理论自觉意识不够，因而影响学术范式之建构。

2）学术上：境界不高，尚未形成卓然独立的学识品格。

3）知识上：资源匮乏，研究实绩欠缺，缺乏原创性；重事实概括，求术轻学，有术无学，学随术变。

这三个层面相辅相成，关乎思想、学术和知识三者的耦合，而其中的关键即是学术范式，对此如没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清醒的认识，则其他的问题都将无从谈起。

根据通常的理解，学术范式的本质即是学术共同体所共享的学术价值。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常规研究，即使是最好的常规研究，也是一种高度收敛的活动，它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从科学教育中所获得的某种共识上，而这种共识又在以后的专业研究中得到加强。”⁽¹⁷⁾在他看来，“科学研究只有牢固地扎根于当代科学传统之中，才能打破旧传统，建立新传统”⁽¹⁸⁾，而“科学家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必须受到一系列复杂的思想上的和操作上的约束”⁽¹⁹⁾。库恩这番话涉及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及共同的学术训练和历代因袭的学术传统，至于思想和操作上的双重约束自当包括学术范式的四个要素对学术研究所框定的理论预设，这用库恩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所谓的“精神定向”（mental sets）抑或理论“调节”（Einstellungen）。借此考察上文关于西方译学研究的范式勾勒，即可看出西方译学正是在范式的意义上实施学术操作，除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并具有共同的学术信念以外，他们还重视事实概括与理论分析，注意理论评判与思想体系的建立，这才做到了思想、学术与知识的统一，促进了本学科的持久发展，这对我们无疑是一种深刻的启示。当然，与此同时，中国的本土经验也应予以重视。纵观中国译学史或学术史，一个明显的结论即是中国学术真正有所成就的时期正是其学术范式渐次形成并稳定发展终而定型的时期。比如自两汉之际至元初逾1200年佛籍翻译、译论大兴之时期，论译品数量，东汉时译出佛典292部395卷，三国时译出201部475卷，至两晋南北朝，总数已达4000余卷；隋朝开皇十四年《众经目录》收经2257部5310卷；唐智升于开元十八年撰成《开元释教录》，经甄别后，共收入译经1076部5048卷；唐贞观年间，仅玄奘一人就译出经典75部1335卷。论规模与影响，鸠摩罗什自弘始三年（401）至长安主持逍遥园译场，一时四方义学沙门，集其门下者，次第增至3000人；玄奘于贞观十九年自印度返回长安，此后主持译场二十年如一日，除动员国内大德集体译经，每天早晚还要为国内外虔诚求佛者开经场，阐经纶，蔚开一代译风。为这场轰轰烈烈的佛经翻译运动、震撼中华大地的不朽文化盛业，先有无数的传教者自异国他乡远道而至，既携来珍贵的梵文经卷又开翻译之风，后有许多富于献身精神的本土僧人踵事其华，为求真理不辞千辛万苦，西行取回真经，继而又从事大规模的翻译，为中华文化引入精神财富，终身无怨无悔。其中为之捐躯者几达数百人，前后12个世纪，共译出经律论三藏1690余部6420余卷，出现著名译经师200余人，其中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等人更是享誉中外。无疑，长达10多个世纪的佛籍翻译活动在我国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此风之开，究其因由，除社会政治原因以外，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共同的学术信念、历代相沿的译经传统以及译经方法都是佛籍翻译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因，而这些动因又经过历史的整合终而形成当时译经师们共同、共通、共享的译学范式，并在这场文化盛事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此证之于清代朴学，情况也大致类似，可见本土经验亦须重视。当然，在此同时，如能参以西方译学范式，则于中国译学更有裨益。

也许造成目前现状的真正原因还在第一层面，即缺乏高度的理论自觉和范式建构意识，这当然也包括某些认识误区，比如只偏居译学一隅不具宏观视野和开阔的胸襟，治译学有学无识，有识无见，遑论范式建构与本学科的持续推进。可以说，我们至今尚在“刀耕火种”，从不问学术之本质（why）、学术为何物（what），以及为何如此/如何研究（how）等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然而，“历史强劲地向我们揭示，虽然人们没有取得坚定的共识也能从事于科学实践，但是这种更灵活的实践不会产生近几个世纪我们所习见的科学迅猛进展的范式”。⁽²⁰⁾所以，“一个科学家如工作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之中，而对于感知其他的重要传统又缺乏训练，那么他在专业领域里又能希望做些什么呢”⁽²¹⁾。可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建构译学范式是为了扎根于培育自己的本土经验或曰研究传统，并从这种传统之中陶冶出对该传统及其研究范式的坚定信念，但同时也要有多学科融合的视野，再辅以新知灼见，这样才能促进译学研究的更新与发展。当然，这样做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如库恩所说的那样，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至少对于整个科学共同体来说，在一个明确规定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范围中进行研究，看起来似乎比那种没有这种收敛标准的研究更能产生打破传统的新事物。……这是因为，任何其他的研究都不能这么容易通过注意力的长期集中而找到困难和危机之所在的原因，而基础科学最根本的进展却正是依赖于对这种困难和危机的识别”⁽²²⁾。学术范式之于中国译学研究其重要性于此已昭然若揭，无需赘言。

因此，面对新世纪的到来，在忙于检点我们既有成就的同时，也许更需要某种冷峻的反思。本文从范式的角度切入，基于西方译学范式审视中国译学现存的不足，乃是真诚地希望21世纪的中国译学能从大处着眼致力于学科建设，在保护与继承既有学术成就的时候，也精心地培育迄今尚待提高的学术品格，同时注意思想、学术与知识三者的整合提高，根据国际学术主流，适时地调整我们的精神信念，改造我们的学术传统，努力建构译学理论模式和相应的规则体系，通过译学共同体共享价值的实现和深具原创性的研究实绩，促进我国译学研究在下一个世纪的更大发展，为国际译学机体的丰满及其知识体系的层累叠加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中国翻译》，2001年第5期，第5-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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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Zhang，Longxi.Tao and the Logos：Literary Hermeneutics East and West[M].Durham&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2.

【注释】

(1)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4页。

(2)比如D.Wright所撰写的Translating Science：The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Chemistry into Late Imperial China，1840- 1900（2000，Academic Publishers）和邹振环的《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即相继探讨了西方化学和地理学知识在晚清引进中国以后对于模筑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心智结构所具有的文化意义。美国学者Elman也曾以史料证明，在明代，由于西方自然科学进入科举考试内容、数学知识进入儒生研究视野，而使当时的学人知识结构在一种“他者”眼光的逼视之下产生裂变，从而对中国本土文化此后的历史走向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它如佛籍汉译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迁移、实学翻译之于中国近代科学和国人的科学素养与科学精神、林纾的文学翻译之于中国近代思想的历史演进等，都对中国文化及其知识、学术、思想具有类似的模筑作用，值得译学界予以高度重视。

(3)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4)Bassnett Susan& Andre Lefevere（eds）.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London：Pinter.1990.

(5)Zhang，Longxi.Taoand the Logos：Literary Hermeneutics，East and West.Durham&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2：191.

(6)Bassnett，Susan& Andre Lefevere（eds）.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London：Pinter.1990：8.

(7)Bassnett，Susan& Andre Lefevere（eds）.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London：Pinter，1990：64- 70.

(8)Bassnett，Susan& Andre Lefevere（eds）.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London：Pinter，1990：56- 63.

(9)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N.Y.：Routledge，1993：184.

(10)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N.Y.：Routledge.1993：184.

(11)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N.Y.：Routledge.1993：185-186.

(12)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N.Y.：Routledge.1993：187.

(13)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N.Y.：Routledge.1993：192.

(14)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N.Y.：Routledge，1993：192.

(15)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编选之《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 1948》（1984）、罗新璋编选之《翻译论集》（1984）、杨自俭/刘学云编选之《翻译新论》（1994）、杜承南/文军主编之《中国当代翻译百论》（1995）和赵洪定主编之《巴蜀译论》（1997）为代表可以纵向考察中国翻译研究的历史面貌。比如以杨自俭/刘学云编选之《翻译新论》为例，该书选进1983- 1992这10年间各类论文54篇，次分三编，一为各类文体翻译研究（18篇），二是译学本体论研究（28篇），三是跨学科研究（8篇），其中第一、第三两编属于“术”的深度探讨，巨细咸赅；第二编下分总论、翻译标准、翻译单位、翻译美学与风格、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翻译史和译论史共七个部分，其中真正属于“论”的只有12篇，其余均可划入另外两编，也是“术”的探讨；就这12篇“论文”而言，其研究各自为政，观点相左，整体模糊，无助于学术共识和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亦不具范式意义。全书“论”的部分只占22%，“术”的部分却占了78%。它如湖北教育出版社的“中华翻译研究丛书”（1994—1999）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翻译研究论丛”（1999），细细翻检各册篇目，情况也大体与此类似。

(16)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17)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4页。此处译文据原文作了修改。

(18)同上。

(19)同上。

(20)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9页。

(21)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1页。

(22)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