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生及对学校软实力研究的启示

第二节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衍生及对学校软实力研究的启示

学校软实力概念是在软实力一般概念及其在我国的衍生概念启发下，对学校组织进行观照、比对后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在我国有着广泛的认同基础，人们借鉴其结论、参考其方法，对凡是与“物质的”、“硬性的”东西对举的“非物质的”、“软性的”东西进行研究，并将研究触角深入到人文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这虽然受到一部分人的诟病，但也可以看作是中国人对软实力概念的“发扬光大”。因此，软实力的一般性概念、软实力概念的“中国化”特征、国内软实力研究的扩展延伸成果，以及本章第三节　将要介绍的相关理论，是学校软实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及其发展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不是突然的，有它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等著作，都在不同时间、不同侧面提出过“软实力”思想;丹尼·朗提出的“说服的力量”、彼得·巴克莱奇提出的“力量的第二张面孔”、摩尔顿·拜拉茨提出的“力量的同化属性”等，都可能是“软实力”概念的思想来源;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老一代的战略家对当今国际政治、经济中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判断，是引发学者们对国际形势走势以及国际关系理论讨论的现实来源。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对美国的“软实力”进行过细致的分析，尽管他因为1988年预言美国即将衰落而冷战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胜利宣告结束，成为最倒霉的预言家，但他准确地抓住了“大国的权力转移”这一事实进行研究，其论点引起了国际战略学者、国际关系学者的大辩论，正是在这个大辩论的背景下，约瑟夫·奈提出并逐步完善了他的“软实力”理论。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保罗·肯尼迪的思想是“软实力”理论的发端(郝鸿毅，2008)。

国内外大多数学者比较一致地同意，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最早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软实力”概念，研究了“软实力”的内涵、来源及相关因素。约瑟夫·奈指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这一权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5］2004年，他在《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一书中提出“软实力”的三种主要资源:文化的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2005年在为中国出版的他的论文集《硬权力和软权力》所写的引论中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实现世界政治目标的方式，确定议程，吸引其他国家，与通过威胁、运用军事或经济武器迫使他们改变同样重要。软实力(使得他者期望你所期望的目标)吸引民众，而不是迫使他们改变。确立预期的能力往往与无形的权力资源相关，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被视为合法的或有道义威信的政策等。”^［6］概括起来说，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是指:“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到自己所愿的能力。”它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文化及价值观的吸引力;二是社会制度以及发展模式的同化力;三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以及在多边交往中对国际规则和政治议题的塑造力。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就是吸引力，它的核心力量就在于它的合法性。“只要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相信美国的目标是合法的，美国用不着威胁或贿赂就能说服他们服从美国的领导。”^［7］软实力是实力的动态性的阶段表现和延续产物，软实力的使用有两个前提:一是他人承认这种实力，二是那些期望使用这种“实力”的人能够将它转化成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8］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或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属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种。西方或者说国际上的国际关系理论有很多派别，派别之下的不同理论又有很多细微的差别，很难准确地划分某个理论属于某个派别。人们通常从不同理论的价值追求和实现手段上，粗略地将这些理论划分为最基本的两个流派，一是现实主义派别，二是理想主义派别。其中，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甚至全球的主流理论。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把“实力”(或力量、强力)和用实力来定义的“利益”、“权力”看作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强调用实力来定义的利益是国际政治的路标，是一个普遍有效的客观范畴。而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则主张国际关系的核心是“权利”，以及用“权利”来定义的“正义”，强调道德规范和正义原则应该成为国际关系的根本准则［9］。从两派理论的基本主张的不同，可以对照“软实力”概念的价值追求是“利益”而不是“正义”，即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保持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软实力"概念的核心内涵是“权力”而不是“权利”，即国家获得影响他国的权力。所以“软实力”概念严格地说还是属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范畴，它甚至还留有冷战时期国际对抗思维的痕迹(阎学通，2007)。这一点在2007年由阿米蒂奇(RichardL．Armitage)和约瑟夫·S·奈共同起草的报告《美日同盟:拨正2020年亚洲的方向》里可以看得更清楚。该报告认为，“美国现在面临的就是三个问题:美国怎么样才能成为在21世纪受国际社会欢迎的领导?美国怎么样才能恢复昔日的全部国力?美国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充满睿智的大国?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涉及的只有一个关键词:实力。”^［10］只不过它在“实力”的前面加上了比较“软”的实现手段，并且把通常认为比较“软”的文化、价值观等内容放在了这一概念中的重要位置。这当然是对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改进和发展。

“软实力”概念尽管受到一部分保守主义战略理论家们的质疑，但还是赢得了较多的支持，并且在一段时期以来得到了发展和补充。美国学者沃尔特·米德认为，约瑟夫·奈提出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并没有清楚地阐明经济在战略中的地位，作为对“软实力”概念的发展，他提出了“粘性实力”的概念。“粘性实力”主要是指一国的经济实力外化为与他国的经贸联系不断扩大与深化，从而提升对他国及国际秩序的影响力和塑造力，通过游戏规则的制定、主要资本掌控、核心技术领先、运作程序安排等关键因素，实现和确保自己的领导地位。约瑟夫·奈自己也在研究中对“软实力”概念进行了改善和修正。2007年他和阿米蒂奇共同提出了“巧实力”的概念，“巧实力”既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是综合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一个总体战略，是力量的基地，也是实现美国目标的‘工具箱’。它既强调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必要性，同时也极大地关注联盟、伙伴关系和各个层次的机制，目的就是扩大美国的影响力和建立美国行为的合法性。”^［11］“粘性实力”也好，“巧实力”也好，都是更加强调“软”、“硬”实力的结合，是对“软实力”概念的进一步发展。这也说明了软实力概念是处在发展和变化之中的，人们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对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进行与软实力研究范式相类似的研究。

二、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软实力

“软实力”概念在我国引起热议，不仅仅因为国家层面的大力提倡，也不能简单归因于“喜欢跟风”的研究习惯，而是因为“软实力”思维的认识论、方法论有许多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不谋而合之处，在我国当下环境中有着现实的需要。至少从老子开始，中国人一直将“尚柔”和“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作为认识世界、处理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出发点。在道家哲学中，“以柔克刚”是重要的命题，老子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对立面:福与祸、刚与柔、强与弱、有与无等，都是对立统一存在的。《老子》中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从八卦构成的阴卦阳卦的两分，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认识过程推演，中国人习惯于用“两分法”认识世界和事物。如《周易》提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把天和地、乾和坤对应起来认识，并由此出发对自然、社会的各类事物进行体认。儒家思想在实现“仁政”理想时大力提倡“合法性”和道德影响力，与道家思想有相辅相成的效果。孔子提出“名不正则言不顺”，“克己复礼为仁”，《孟子》中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荀子主张“礼法兼用”等等，表现出了对政治价值观和道德影响力的重视。

在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和实践也非常崇尚对“软实力”的应用。《孙子兵法》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表现出了对软硬两种实力运用的智慧。中国历史上凡是历经战乱而改朝换代的开国君主，基本上是采用“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来稳定政权基础。西汉初的陆贾在《新语》中说:“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刘邦采纳了陆贾的观点，实行“文武并用”、“无为而治”，使西汉政权很快得到稳固，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为接下来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基础。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实行“轻徭薄赋”的治国方略，先后开创了“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建立起强盛一时的中华帝国。在处理外来关系时，中国古代统治者一直强调“软硬兼施”和“同化”的作用，采用“分化”、“结盟”、“和亲”、“赏赐”等方法使外邦或外族归附、来朝，如汉朝对西域、匈奴，隋唐对吐蕃、突厥的政策，形成了当时中国差不多独步天下的“国际影响力”。

“软实力”对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意义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到2010年第三季度，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日益显现的国内矛盾，正处在发展和崛起关键时期的中国必须要审慎面对，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作为后起的大国，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差距最大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和军事实力，而是各种软力量。……随着中国在物质力量方面同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减(当然远未达到消除差距)，软力量差距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最明显的弱点，同时也是中国在国际环境中又一个主要制约因素”。^［12］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在2009年发布的题为《上升中的中国国力、国际地位与作用》的研究报告中，在分析了我国国力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势后指出，成为世界级的大国，必须在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全球政治和文化影响四个方面中达到三个或三个以上“综合实力”较强，才能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而中国目前甚至在今后的一段时期，有可能在经济上达到世界级大国的规模，也有可能在军事上接近世界级大国，“但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出中国的全球政治和文化影响会达到世界的规模。”这里所说的政治、文化影响，无疑正是指的“国家软实力”。当代中国确定了“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思路，致力于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升国际威望，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走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发展道路。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对这种道路的高度概括。

历史的、文化的和现实的分析都说明，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现实需求，容易引起国人的关注和共鸣，与其说是中国人“拿来”“软实力”概念，毋宁说是国人在“软实力”概念的启发下，重新发现和重新整理中国文化中的“软实力”因子，并将其运用于不同领域的研究。

三、软实力概念在我国的发展及对学校软实力研究的启示

“软实力”概念进入我国以后，学者们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赋予了诸多新的含义，使得“软实力”内涵得到扩展和延伸，远远超出了国际关系范畴，进入人文社会学科的几乎所有领域，以至“中国成为世界范围内使用软实力概念最普遍的国家”(郝鸿毅，2008)。国内学者对“软实力”的研究涉及了概念界定、构成因素、层次分类、建设途径等方面，本节主要介绍其中概念界定和分类的一些观点及对学校软实力研究的启示。

有的学者从“是什么”的角度定义“软实力”概念。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中国软实力课题组接受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委托，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研究”这一课题进行专项研究。经过数年攻关，课题组已对“软实力”概念进行了更为深入、清晰的界定，认为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民族精神和社会文化的感召力、政治动员的能力、运作国际组织的能力等。“软实力是一种改变博弈对手对现实的感知的能力，从而改变对方的行为和行动，并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力量。”^［13］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认为，“软实力是一国的内外政治动员能力，即对国内外硬实力的调动和使用能力”。“软实力分为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两个方面，其核心是政治实力”。^［14］

有的学者从“有什么”的角度对“软实力”进行界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指出:“一个国家是存在两种实力的，一种是硬实力，一种是软实力。硬实力通常是指国家的GDP、硬件设施等，而文化、制度、传媒等被称为软实力。”《南方》杂志编辑部在一篇文章中说道:“软实力主要指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认同力、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基本路线和发展战略的执行力、国民的凝聚力、民族的创造力、文化的感召力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等。”^［15］王沪宁大概是最早引进“软实力”概念的学者。他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人们已经把政治体系、民族士气、民族文化、经济体制、历史发展、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因素看作是构成国家权力的属性，实际上这些因素的发散性力量正使软实力具有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属性。”^［16］

我国学者对软实力概念的外延也进行了扩大和延伸，认为在软实力的传统作用范畴之外，还包括地区、组织、个人的范畴。有人将软实力的作用范畴分为国家软实力、区域软实力(城市软实力)、企业软实力及个人软实力等四类(王超逸，2008);也有人将其分为国家软实力、区域软实力、民族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军事软实力、教育软实力、企业软实力、个人软实力等;还有人提出政治软实力、外交软实力、制度软实力等概念。对软实力的分类之所以比较混乱，是因为分类标准的不统一和对概念的内涵外延混淆。有人认为，应该根据软实力作用的客体，或软实力的资源来源来确定软实力的分类。从客体对象方面来说，软实力的作用对象有国家、民族、区域、行业、组织(单位)、个人等，据此，有人将软实力分为国家软实力、区域(某省、某市、某地区)软实力、行业软实力(军事、教育等)、组织软实力(企业、学校等)、个人软实力等。从软实力的资源来源来说，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的资源来源于文化、意识形态、战略认同、政治价值观、情感感召力、制度权力等。据此，有人将软实力划分文化软实力、政治软实力(政治动员力)、外交软实力(国际影响力)、制度软实力(体制吸引力或制度影响力)等。

我国学者对软实力的研究，扩大了软实力的研究领域，衍生了许多新的概念，形成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软实力的“中国化”话语方式，借助这种话语方式和新的概念，人们可以对不同类别、不同领域的软实力进行研究，也使我们对学校软实力的分析研究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