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

汇率统计评估是以汇率统计评估基准为依据对汇率水平与效应的合理性以及汇率调整的方向与力度所进行的综合评价与分析。因此，与汇率统计评估相关的研究成果大体上可以分为汇率统计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汇率运动机制研究、汇率统计评估基准研究和汇率统计评估实证研究。

（一）关于汇率统计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

汇率统计评估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对汇率运动合理性的综合评价过程，从综合评价理论的视角来看，最适合汇率统计评估的综合评价方法是最优值距离法，而在汇率统计评估过程中经常使用的实际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方法，其本质上也就是最优值距离综合评价法。

在统计学术界， 目前关于综合评价理论的研究，已成为热点之一，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一些新的理论与新的方法，都在逐渐进入综合评价理论研究领域，但是关于最优值距离法的研究却没有什么进展，这也可能是出于其基本形式过于简单，也似乎没有多大技术含量，其实不然。

而就汇率合理性评估来讲，实际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基本形式也已基本趋于成熟，人们现在更多地关注作为汇率统计评估基准的均衡汇率研究以及基于不同形式均衡汇率的汇率统计评估实证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成果。这在后续的文献综述当中也能看到。

在我国，关于汇率统计评估的研究， 目前也是一个热点，但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实证研究，特别是人民币汇率的合理性评估。关于实证研究方面的做法，张志超将其概括为三种：一是以传统的购买力平价模型为依据作为汇率调整的参照系，假定某年的实际汇率水平处于均衡，然后扣除以后年份中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用评估期的实际汇率与之进行比较；二是用黑市汇率作为均衡汇率指标进行调节；三是用同时满足宏观经济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汇率作为均衡汇率，以此为依据确定和调节经济中的实际汇率水平。关于人民币汇率统计评估的方法，余明认为应该重视对实际有效汇率的研究。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组织并于2003年7月25日召开的人民币均衡汇率讨论会上指出，对实际有效汇率升降要做具体判断，如生产力上升导致实际有效汇率上升，这时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并不表明竞争力下降，因此对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要进行客观分析。余明同时指出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测算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会遇到很大问题，如物价；在考虑汇率问题时要考虑就业问题和物价问题。

（二）关于汇率运动机制的研究

按照汇率的运动过程，学术界关于汇率运动机制的研究，一般可以概括为汇率形成理论研究、汇率传递理论研究和汇率调整理论研究三个方面。

1.关于汇率形成理论的研究

关于汇率形成理论的研究，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汇率形成机制的研究。对此，湖北经济学院的何慧刚副教授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概括为10个方面，其中与本选题相关的理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成本—收益决定论。成本—收益决定论是由克鲁格曼和奥伯斯特菲尔德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一国选择何种汇率形成机制主要取决于该种汇率形成机制的经济收益与成本的比较。他们指出，浮动汇率的收益主要来自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自动调节稳定其功能和“隔离墙”作用；浮动汇率的成本主要表现为国际相对价格波动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汇率波动给经济带来的不稳定性、汇率超调所导致的不稳定的投机行为和货币市场的动荡。

（2）经济结构论。经济结构论主张一国汇率形成机制的选择取决于该国的经济结构的特点，包括最优货币区理论、赫勒理论、波瓦森理论和依附论。其中，最优货币区理论是由蒙代尔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以生产要素流动性为建立最佳货币目标区的理论；赫勒理论、波瓦森理论和依附论则是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基础上，对汇率形成机制选择的决定因素所进行的研究。赫勒（Heller， 1978）认为，影响一国汇率制度选择的主要因素有：经济规模、开放程度、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通货膨胀率、贸易格局等；波瓦森（Poirson， 2001）认为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有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水平、生产和产品多样化、贸易冲击脆弱性、政治稳定性、经济规模或GDP大小、资本流动、通胀诱因或失业率以及外币定值债务等；依附论认为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其在对外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与他国的联系。

（3）经济冲击决定论。经济冲击决定论主张汇率形成机制应依据对经济产生冲击的冲击源的类型来进行选择。对此，Yoshitomi和Shirai认为如果干扰源来自外部冲击，那么浮动汇率制度是适合的；如果干扰源来自国内，那么钉住汇率制度是适合的。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厄姆、伯德则认为，如果一国经济波动主要来自国外、经济开放程度不高、商品多样化、贸易分布广、资金市场一体化程度高、相对通货膨胀率差异大、进出口价格弹性高、国际储备少、社会更倾向于收入增长、或存在完善的远期外汇市场，则适宜选择浮动汇率制，反之则适宜选择固定汇率制。

（4）政策搭配论。政策搭配理论认为，汇率形成机制的选择应与宏观经济政策、相关制度安排以及资本管制状况进行合理搭配，包括米德政策搭配理论、M-F模型和三元冲突理论等。米德认为，通过支出调整政策可以达到内部均衡，而使用支出转换政策可以达到外部均衡，使用双重的政策工具就可以达到双重的政策目的；蒙代尔、弗莱明认为，在小国开放经济模型中，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有效，财政政策无效；在固定汇率制下，财政政策有效，货币政策无效。

（5）政策偏好以及博弈行为决定论。政策偏好以及博弈行为决定论认为，政策制定者或者说政策设计者目标偏好的不同以及国家间博弈行为会对汇率形成机制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该理论认为，国家间的博弈行为可能对汇率制度的选择产生重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因而，在国际汇率体系中的领导和追随关系、讨价还价行为、相互间的博弈行为等都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6）汇率目标区理论。汇率目标区理论的创建者是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和克鲁格曼（Krugman）。克鲁格曼指出，市场汇率取决于一国的货币供应量、市场冲击速度和市场预期的货币贬值率，当市场认为政府维持目标边界的行为是可信的，那么，当汇率出现偏离中心汇率的运动时，市场认为汇率会最终在政府的干预下回归中心汇率水平，汇率波动的轨迹始终围绕在中心汇率附近。

2.关于汇率传递理论的研究

在历史上，多恩布什是汇率传递概念的首次提出者，他指出，汇率传递是指出口商通过降低出口市场上的商品价格，来传递汇率变动引起的边际加成增加的程度。多恩布什之后，许多专家学者对汇率传递的概念又进行了多方演绎，Menon提出，汇率传递是指汇率变动引起的一国进出口商品目的地货币的价格改变程度；马宇认为，汇率传递是指汇率变动对出口商品价格的影响程度，反映出口企业将汇率变动对价格的影响多大程度上转嫁到出口商品价格上，多大程度上由出口企业吸收，以及这种变动对进口国的整体物价水平产生多大的影响；马正兵认为，汇率传递是指汇率变动所带来的与其相关因素的变动。

关于汇率传递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家们首先关注到的是汇率传递效率问题，并据此将汇率传递理论归结到了汇率完全传递理论和汇率不完全传递理论。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卡塞尔购买力平价理论中一价定律是一种完全汇率传递理论，这在现实中是一种特殊情况；多恩布什的汇率超调理论则阐述了一个汇率不完全传递理论，这在现实中是普遍的。为此，近年来关于汇率不完全传递理论的研究已成为了汇率传递研究的主流，这种研究伴随着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达到顶峰。新开放宏观经济学认为，汇率传递效应取决于公司（企业）的定价策略，如果商品选择以生产者货币定价，那么汇率传递是完全的；如果商品选择以消费者货币定价，那么就不存在汇率传递效应；如果商品混合选用生产者货币定价和消费者货币定价，则汇率传递就是不完全的。正如恩格尔指出的那样，汇率传递效应取决于采用消费者货币定价与生产者货币定价的公司之间的比例。

关于汇率传递效应研究，各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的研究内容，涉及了汇率的进出口价格效应、通货膨胀效应、国际贸易收支效应、经济增长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以及福利效应等方面的研究。

例如，Cunninghan和Haldane对英国、瑞典和巴西的数据进行的汇率传递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汇率变动消费者价格传递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和不完全性；Choudhri和Hakura通过对71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汇率传递程度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Mihaljek和Klau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汇率变动对通货膨胀传递效应趋于下降；毕玉江和朱钟棣依据所构建的不完全竞争汇率传递分析框架，采用协整分析技术对我国商品进出口价格的人民币汇率传递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商品出口价格以及国内消费品价格的汇率传递是不完全的，并且人民币汇率对国内消费品价格的传递存在时滞；刘雅、黎伟萍和杨宇俊（2008）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通货膨胀效应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结论是，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水平的传递是不完全的，汇率变动对我国通货膨胀水平的传递效应存在明显的时滞效应，汇率变动对CPI的影响在之后4个月后达到最大值；李杰和吕兵利用Takatoshi Ito， Yuri N.Sasaki&Kiyotaka Sato的分析框架，构建了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模型，并采用协整技术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变动显著地影响了国内物价水平，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消费物价指数的传递效应最强，其次是生产物价指数，再次是零售物价指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传递在4个月之后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滞后期持续24个月；赵大平以Bahmani-Oskooee和Brooks提出的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国际贸易收支汇率传递效应方程，并利用协整技术进行了实证分析，他所得到的结论是：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总体上有“J”曲线效应，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大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彭国富和王瑞在对汇率传递的经济增长效应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汇率传递经济增长效应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测度模型，并开展了相应的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贬值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 吕风勇和王建光研究了实际汇率变动的资源配置问题，他认为，实际汇率的变动会影响国家间商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使商品和要素在国家及各部门间重新进行配置，从而对一国居民的福利和经济长期发展产生深刻影响；马正兵认为，汇率是开放经济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其调整变动必将影响一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影响国内生产和物价水平，影响国家间及生产者和消费者间的收入分配，并可能最终影响经济主体和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居于此，他借助Mc Carthy的汇率传递分析框架，采用路径分析手段，对人民币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和人民币汇率价格传递的福利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结论是经济冲击通过人民币汇率的价格传递机制影响福利水平。

3.关于汇率调整理论的研究

关于汇率调整理论的研究，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是国内外学者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所作的研究工作。

经典的财政、货币政策汇率调整理论，当属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该模型被公认为是在国际资本高流动和浮动汇率制度条件下，分析研究国内经济政策如何影响汇率的理论基础，是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分析的工作母机。该模型推论出：在国际资本高流动和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的扩张，将提高国内需求、提升国内利率水平、促使本币名义汇率升值；浮动汇率制度下的国际资本高流动性，也导致货币数量具有外生性，从而使货币政策可以作为反经济周期的工具，但对外经济部门必须承担汇率波动的风险。

于1995年由奥博斯特弗尔德和若戈夫创建的、基于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名义价格刚性的、动态的OR模型，被誉为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分析的新的工作母机，由于该模型融入了微观基础，可进行相应的福利分析，从而为财政、货币政策的汇率调节效果的评估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当然， 由于该模型与特定的微观基础相联系，其福利分析与政策评估结论均取决于特定的偏好函数与名义价格刚性。

在人民币汇率调节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方面，我国的专家学者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工作。例如，魏巍对经典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进行了改进，并运用改进后的模型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了分析；赵玉娟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背景，对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进行了适应性调整，并针对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她指出：在“钉住汇率制”下，资本金融项目与经常项目之间的自平衡能力有限，货币政策有效性削弱，从我国当前经济过热的内部失衡与“双顺差”的外部失衡并存的经济表现出发，应该采取收紧的货币政策，让人民币升值，并加大力度配合银行改革及其他配套政策，以放宽减压渠道的方式恢复经济内外平衡。

（三）关于汇率统计评估基准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理论界关于汇率统计评估基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汇率水平评估基准也即均衡汇率的研究上，研究内容大体上可分为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均衡汇率研究和基于博弈均衡的均衡汇率理论研究。

1.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均衡汇率研究

应该说，在均衡汇率的研究历史上，于1922年由卡塞尔创建的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历史上第一个基于完全竞争、静态的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均衡汇率决定理论。对此，天津财经大学的张涌泉教授指出，购买力平价理论暗含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如果市场汇率脱离其购买力平价水平，那么国际商品套利将导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出现失衡，反之亦然，这意味着稳定两国物价不仅有利于汇率稳定在其购买力平价水平上，还有利于国际收支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购买力平价是最朴素的均衡汇率模型。当然，该理论也存在着许多不足，比如其假设条件非常严格（商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不考虑运输成本和信息获得成本的交易费用、国际套率对所有商品和服务都起作用、物价水平是影响单位货币购买力的唯一因素、两国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篮子具有严格的一致性等），从而缺乏宽泛的适应性。因此以该理论为起点和基石，经济学家们开展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基本上可以按照从“流量”到“存量”再到“流量与存量的结合”和从“宏观”到“微观”再到“微、宏观的结合”的视角来加以概括：

从“流量→存量→流量与存量的结合”视角来看，均衡汇率理论的研究起步于流量因素的研究。这种基于流量的均衡汇率理论在本质上把外汇市场等同于交易其他一般商品的市场，人们为了购买别国的商品而需要外汇，而别国居民也出于为了购买本国的商品而供给外汇，由于国际套利者的存在，国际套利行为使得市场达到均衡，均衡的市场价格决定了均衡汇率。在传统均衡汇率理论中，1922年由卡塞尔创建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和1933年由布里斯曼创建的“成本平价理论”所研究的就是基于商品市场供给与需求均衡的均衡汇率理论，1923年由凯恩斯创建的“利率平价理论”所给出的则是基于资本市场供给与需求均衡的均衡汇率理论，当然，这些传统的均衡汇率理论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这就是他们的理论基础都是建立在局部均衡之上的，为此，蒙代尔、弗莱明将购买力平价与利率平价相结合，于1963年提出了一个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均衡汇率理论，这就是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提出，将均衡汇率决定的流量分析方法由局部均衡分析发展到了一般均衡分析，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地步。但是，一些经济学家关注到了存量在经济运行乃至均衡汇率决定中的作用，欠缺存量的均衡汇率决定分析仍然是不完美的。为此，穆萨从货币存量及其变化角度，于1976提出了基于货币市场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的均衡汇率决定存量分析方法——“货币分析法”。穆萨的“货币分析法”致力于短期均衡汇率决定问题的研究，但该理论却没能恰当地解释货币供求失衡后的汇率调整路径，从而也就难以真正解释汇率的短期决定问题，另外，很明显的是，穆萨的“货币分析法”仍属于一种局部均衡分析。1976年多恩布什“汇率超调模型”的提出，不但从黏性价格角度揭示了汇率调整路径，而且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均衡分析，也将穆萨的“货币分析法”由局部均衡分析拓展到了一般均衡分析，从而将均衡汇率决定的存量分析方法发展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境地。当然，由于“汇率超调模型”忽略了国际收支可能对均衡汇率决定产生的影响，所以，其对均衡汇率决定机制的考虑是不完全的。鉴于此，Kouri （ 1976）、多恩布什（1980）试图在均衡汇率决定存量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加入流量的作用来改进存量分析方法所存在的缺陷，构建均衡汇率决定的“流量与存量相结合分析方法”，并最终在Branson（1977—1981）构造的“资产组合模型”中得到了完善，并成为了当今均衡汇率决定分析的主流分析法，而在1996年由奥博斯特弗尔德（Obstfeld）和若戈夫（Rogoff ）构建的均衡汇率决定新开放经济分析框架中，更是将汇率决定的“流量与存量相结合分析方法”发展到了更加完美的地步。

从“宏观”到“微观”再到“微、宏观的结合”是均衡汇率决定研究的另一个视角的主线，应该说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凯恩斯的“利率平价理论”以及威廉姆森的“基本要素均衡汇率理论” （FEER）、爱德华兹的“均衡实际汇率理论” （ERER） 、 JeromeL.Stein的“自然均衡汇率理论”（NATREX）、彼得·克拉克和罗纳德·麦克唐纳德的“行为均衡汇率理论”（BEER）等均是基于宏观层面的均衡汇率决定理论，早期斯坦利·沃伦·布莱克的“每日均衡模型”以及现代的“均衡汇率决定的微观结构分析”均属于基于微观层面的均衡汇率理论。由于作为一种经济规律，均衡汇率的决定源自于微观、形成于宏观，所以，无论是基于宏观层面的均衡汇率理论还是基于微观层面的均衡汇率理论，都只关注到了均衡汇率决定机制的一个层面，均难以全面解释汇率的衍生路径。因此，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更加注重具有微观基础的均衡汇率理论研究，极力推崇均衡汇率理论的微、宏观结合。在历史上，最早注意到均衡汇率决定微观基础的均衡汇率理论是“成本平价理论”，而由巴拉萨（Balassa， 1964）和萨缪尔森（Samuelson，1964）创建的BS模型（Balassa-Samuelson effect model）则是对“成本评价理论”的全面拓展，而将均衡汇率决定的微观基础诠释得近乎完美的现代汇率决定理论，则是由奥博斯特弗尔德和若戈夫在其论文“再论汇率动态变化”（exchange rate dynamics redux.）中构建的均衡汇率决定的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OR模型（Obstefeld-Rogoff model）。在具有微观基础的汇率决定理论发展与完善过程中，穆萨的汇率决定新闻模型的创建，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基于博弈均衡的均衡汇率理论研究

国内外学者用博弈的思想来研究汇率的问题基本上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博弈的视角来分析汇率制度的问题；二是用博弈的方法来分析实际有效汇率及其变动趋势。

汇率制度与经济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国际汇率制度选择就是一种博弈，其结果必将表现为固定与浮动之间某种程度的结合。20世纪60～70年代，先后有Mckinnon （ 1963， 1973）、 Kenen （ 1969） 、 Flemming （ 1971） 、Corden （1972， 1973） 、 Kindleberger （1971）和Williamson （ 1973）等人参与最优货币区的研究，通过博弈的方法，指出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对外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在1993年，Matsuyama利用生物博弈论分析了国际货币新兴的进程，研究结果表明了贸易权重在国际汇率中的重要性。Grief （ 1996，1998）发表了两篇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劝说理论”的论文，指出各国通过反复劝说或贸易合作行为博弈，逐步建立起激励相容的贸易伙伴合作关系。这种博弈主要与博弈规则密切相关，参与者的“共同知识”和参与者的决策预期都是博弈规则的重要部分。Bagwell和Stagie分析了时序对集体行动和国际组织机构建立的成本收益的影响。国内学者通过博弈的方法对于我国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张志超、张斌从博弈论的角度对采用固定和浮动汇率的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谷仁在其论文《在资本流动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的博弈分析》中运用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得出如下结论：在信息不完全的假定下，对于吸引外资流入的货币政策而言，固定汇率制相对于浮动汇率制不一定是货币政策当局的占优选择，当外部经济冲击足够大时，浮动汇率制度可能是更好的选择；曹维从一个博弈的视角对不同阶段的中国汇率制度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分别对短期、中期和长期构造了不同的博弈模型，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命题和结论。丁建平、李凤城对汇率制度选择中的均衡利益进行博弈分析。

用博弈的方法来测定实际有效汇率及其变动趋势是近几年研究的新方向，但相关研究成果仍处于探索阶段。早在20世纪80年代，Hamada.K就采用博弈的方法进行了实际汇率分析，之后Menzie.D、 Obstfeld.M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所遗憾地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并没有给出一个基于博弈理论的实际汇率测算方法，也忽视了当局者双方取得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要求。国内学者对此方面的研究目前仍处于理论探讨阶段，但所取得的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如任香芬在人民币汇率博弈研究中提出人民币汇率的博弈策略；林群和徐云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背景，描述了有关各国的战略选择，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政府与游资公司的动态信号博弈过程及对我国汇率的影响；邓敏运用博弈论把外国投资者和中国政府看作针对外资流动和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博弈双方，并在构建完全信息重复博弈模型的基础上，对双方的博弈行为进行了分析；张曼在汇率波动与资本流动的博弈分析中，运用博弈理论来分析汇率波动与资本流动的关系，并构造了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分析出了我国政府要出台的政策；庄希勤从博弈的角度，考察了中美两国在汇率上的重复博弈能够达到的一个子博弈纳什均衡，并分析了双方的得益和支付；魏巍贤建立了汇率博弈的有限和无限的重复博弈模型；丁聘聘把人民币汇率之争归结为国际政治的博弈，然后运用完全信息博弈理论分析了汇率的变动。

（四）关于汇率统计评估的实证研究

关于汇率统计评估的实证研究，国内外学者所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合理性评估的经验分析上。这些经验分析主要集中于PPP、BEER、 ERER和FEER模型的应用，并在实证研究过程中使用了比较先进的协整理论与方法。比如：

W.L.Chou&Y.C.Shin 、 Frankel、刘阳和Virginie Coudert&Cecile Couharde，分别采用PPP模型对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合理性进行了评估。根据实证研究结果，W.L.Chou&Y.C.Shin认为人民币币值在20世纪80年代是高估的、在90年代早期是低估的；Frankel认为2000年对数形式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低估了44.8%，绝对形式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低估了36.1%；刘阳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高估的情况最为严重，1996年以后得到一定的缓解，2002年和2003年的高估幅度分别为9%和8%左右；Virginie Coudert&Cecile Couharde则认为，2003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低估41%～49% 。

范敏、张晓朴、张志超、施建淮和余海丰、王维国和黄万阳以及Virginie Coudert&Cecile Couharde分别采用BEER模型进行了人民汇率实证研究。依据各自的研究成果，范敏认为人民币在1990—1997年始终被高估了；张晓朴认为，1984—1999年期间，1984年初到1985年末、1989年初到1990年末出现了两次较为严重的高估，1987年初到1988年末出现较为明显的低估，其他时段的实际汇率基本上在均衡水平附近波动；张志超认为，改革开放前人民币实际汇率基本上是高估的，改革开放后通过名义汇率的持续贬值，使实际汇率错位大幅度减小；施建淮和余海丰认为，从1994年第4季度起，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处于不断升值的状态，人民币汇率在1992年第2季度至1994年第4季度被低估、1995年第1季度至1999年第2季度被高估、1999年第3季度以后重新转为明显低估且低估程度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王维国和黄万阳认为，人民币汇率在1981年、1989年、1995年、2002年接近均衡水平，1982—1985年持续高估，1986—1994年持续低估，19%—2001年持续轻度高估，2003年起转为轻度低估，2001年人民币高估6%、 2002年高估2.2%、 2003年低估5.8% ； Virginie Coudert&Cecile Couharde认为，2002年人民币双边实际汇率低估17.8%。

金中夏、马纲、刘莉亚和任若恩、张斌、窦祥胜和杨炘、李祺等，分别采用ERER模型对人民币均衡汇率进行了测算，并对人民币的合理性进行了评估。金中夏利用1970—1993年的数据资料所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79—1981年、1985—1987年和1991—1993年，由于实际有效汇率的过度升值或均衡有效汇率的过度贬值，引起了实际汇率的高估；马纲利用1980—1997年的季度资料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研究，他认为，1980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实际汇率基本处于均衡水平， 自1995年下半年开始，人民币汇率开始高估，并在1997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高估约10%；刘莉亚和任若恩依据1985—1999年的数据所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86—1988年和1991—1995年，人民币经历了两次明显的低估，1983—1985年、1989—1990年以及1995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也经历了三次明显的高估；张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均衡汇率指数在中长期内面临升值趋势，1994—1995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低于均衡汇率指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低估，1995年到1998年中期人民币出现了高估，1999年以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由高估再次转向低估，2002年的低估更为明显；窦祥胜和杨炘的实证研究使用了1981—2001年的数据，他们认为，1984年以前失调的波动幅度比较小，1985—1995年的幅度较大，1995年以后的幅度又相对变小，1985、 1989和1994年失调的跳跃性明显，具有较强的异常波动性，1994年以后长期均衡实际汇率趋于平稳，实际汇率围绕着长期均衡汇率小幅波动并趋于收敛；李祺采用1980—2003年的年度数据对人民币汇率的合理性进行了评估，他认为，1981年、1990年、1999年、2003四个年度的实际有效汇率水平接近均衡水平，1982—1985年人民币持续高估，1983—1984两年严重高估，1986—1995年持续低估，1986—1988年、1992—1994年两个时间段严重高估，1996—2002年持续高估，1996—1997年、2000—2001年严重高估。

（五）一个简短的评述

近年的研究成果表明，国内外学者围绕着汇率统计评估在综合评价理论、汇率运动理论、汇率统计评估基准测定理论以及相关实证研究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工作，这些研究成果是卓有成就的，对推动汇率统计评估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上述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主要体现在：

1.汇率综合评估的理念不足

目前关于汇率统计评估的研究一般都是基于单一均衡汇率的研究，而单一均衡汇率测算模型对汇率形成机制的反映是有限的，虽然有关学者也试图将更多地汇率决定因素纳入均衡汇率测算模型，但却降低了实证性，从而难于在实践中应用。所以，在汇率统计评估研究中缺乏一种以多均衡汇率为基准的汇率合理性综合评估理念，从而也就缺少了一个汇率统计评估体系的研究问题。

2.最优值距离法综合评价理论有待于进一步开发与充实

关于综合评价理论研究需要加强问题，不但存在于汇率理论研究界，也存在于统计学术研究界。我们认为综合评价理论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然后才是一个方法问题，所以，综合评价理论的发展，不应仅仅限于综合评价方法向着更为科学、精密、先进的方向发展，也应该将其建立在实质性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就这一点来讲，最优值距离法存在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只要赋予最优值实质内涵，其就会得到充实与发展。

3.对汇率运动机制的研究关注不足

目前，虽然人们更为关注基于单一均衡汇率的汇率统计评估，但在均衡汇率研究过程中却存在对汇率运动机制明显地关注不足。截止到现在，有关汇率运动机制的研究成果仍然寥寥无几。我们说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因为均衡汇率模型是一种经济模型，其应该是对汇率运动规律的一种反映，没有一个对汇率运动过程的明确认识，如何能够建立起具有实质内涵的均衡汇率测算模型。

4.新理论、新方法的实证研究不够

目前在汇率统计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理论（比如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汇率决定理论）、新方法（比如汇率形成的博弈分析方法），均处于一种理论研究的层面，其实证研究成果很少。而新理论新方法的实证研究正是其发展所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