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开发土地流转的民族学话语

一、乡村旅游开发土地流转对当地民族关系的正面影响

（一）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复兴以及再构建

云南民族地区通过合理的土地流转发展乡村旅游，在使当地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推动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以及再构建。因为从民族学的角度说，旅游者通过旅游感受和体验文化差异，旅游者从客源地与到旅游接待地，寻求异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由于土地流转促进乡村旅游的深入发展，使得一些原本濒临绝迹的民族传统文化又“重见天日”，再获“新生”。一些几乎已被人们遗忘的乡村民俗和传统的工艺品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触动下获得复兴。村民们在分享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发现了当地传统文化的珍贵性，看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倍加珍视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极大地加强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为了加快乡村旅游发展，当地群众会加强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宣传和展示，在得到旅游者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时，他们会感到自豪和骄傲，旅游强化了民族认同。旅游发展中，象征着民族精神的文化事象由于得到旅游者广泛认同，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而得以实现，从而也推动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和重构。

（二）扩大族际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增强了民族自尊心

云南民族地区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土地流转给外来人员、当地的民族自觉不自觉地要与其他民族和游客交往，而且在日益频繁的接触中又往往会唤起他们对自身归属感的认识，进而引起他们对自身身份表述的强烈关注。云南民族地区通过土地流转发展乡村旅游，外来投资者与当地村民的接触和协作，旅游者与村民的交往，可以促使当地促使当地群众开眼界、长见识、转观念，提高他们学习外来文化与其他民族交流的热情，消除封闭隔绝状，打破民族和社会隔阂；土地流转及乡村旅游的发展加强了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友好交往，有利于加强云南民族地区对外文化交流，有利于扩大族际交往的广度和深度。

农地流转对云南民族地区在文化、生活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因为，发展乡村旅游与外来的经营者、旅游者之间的交往，使得农村经济发展环境和农村文化环境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农业与其他产业新思想、新技术的融合，使云南民族地区村民大量接触到外界的人与外界的文化，由于外来文化的输入，当地民族在受到外界文化冲击时会不断进行自我调适，会逐渐认识到自身文化的价值，很容易形成一种传统文化自豪感。在与外界的交流过程中，在渡过了好奇及陌生的阶段后，他们很容易对外界文化的缺点和本民族文化的珍贵有更多的认识，从而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民族意识的复苏和民族文化重拾的现象^[1]，对本民族文化产生更多的信心，增强了民族自尊心。

云南民族地区乡村的土地流转加速了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流动、加速了与外来人员的交往，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新技术、新知识，农民的知识结构得到优化。同时，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通过土地流转，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得到加强，旅游合作社、旅游股份企业、旅游专业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出现，加强了与当地自主经营企业的交流与沟通，因此，农地流转促进当地农户迅速掌握新的旅游管理技术，扩大了对外交往的广度与深度。而长期来看，而长期来看，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培养了一大批会经营、懂管理的旅游人才，这刺激了旅游管理技术的创新，充分培养了农民的自主创新能力，极大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因而，增强了当地农民的民族自尊心。

（三）有利于稳定和协调民族关系，强化了当地民族的认同意识

云南民族地区通过土地流转发展乡村旅游，可以带动当地交通运输、餐饮住宿、邮电通信、工艺特产等行业共同发展；能解决当地许多村民的就业，同时使他们获得多种途径增加收入，从而促进了云南民族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民族团结，维护了和谐的民族团结。云南民族农村地区通过合理的土地流转发展乡村旅游，当地村民从土地流转和乡村旅游发展中经济利益，这是他们摆脱贫困，改善生活的美好向往，所以，土地流转开发乡村旅游有利于提高云南民族地区农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利于从心理上稳定和协调民族关系，强化了当地民族的认同意识。

二、乡村旅游开发土地流转对当地民族关系的负面影响

事实表明，土地流转促进了乡村旅游开发从而促进了云南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给当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云南民族地区人民的收入，转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值得我们努力去做。但面对云南民族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及原生态文化环境，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与土地流转的各种利益关系，也会使乡村多民族社会的成员发生心理失衡而动摇原有的民族关系格局的心理基础，不可避免地会对民族关系产生某些消极影响。^[2]

（一）改变了云南民族地区原有的社会分工格局，导致农民社会权利失落

一方面，土地流转使土地连接各个农户成为一个共同整体的功能在人们心中逐渐淡化，村庄仅仅作为单个农户在该地维系家族繁衍和现有的关系的载体，农户个体化和独立化的特征明显。另一方面，土地流转开发乡村旅游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云南民族地区农村长期存在的自然经济状态，促使其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使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过度依赖市场。而市场经济会导致竞争，竞争就会有优胜劣汰，就会出现贫富差距。这就有可能成为云南民族地区农村矛盾和摩擦的因素，容易引发社会冲突，从而影响当地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从民族学身份认同的角度看，由于土地流转和乡村旅游开发，村民有大量地接触外来投资者和旅游者的机会，实现了在社会关系量上的突破。但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旅游者进入相对闭塞和传统的民族地区旅游时，会把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生活习惯等带到民族地区，从而使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冲击，进而导致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和同化。随着乡村旅游发展对资本的需求日益增大，外来投资者通过乡村旅游土地流转获得的土地越来越多，掌握了大量具有决定性的土地资源，他们的影响力将日趋增强，在政治、经济上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而当地居民的影响力被削弱，云南民族地区农民会由于外来强势资本的介入而失去对旅游发展权的控制，他们大多会逐渐被排斥在农村基层组织管理之外，丧失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失去话语权。自发无序的土地流转也会加深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的边缘化程度，产生个人身份认同危机，这种个人身份认同危机基础上产生的自我排斥感导致村民出现自卑、无力、不满和愤怒情绪，在对待与自己有直接竞争关系的邻居时针锋相对，对旅游者则表现出明显的冷淡甚至敌视态度。^[3]云南民族地区的精英、富人和部分城市里有钱、有闲阶层也利用目前鼓励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导向，以发展乡村旅游的借口从民族地区农民手中流转入大量农地，在身份认知上让当地农民又产生旧社会“地主”“佃农”的不良错觉，并可能导致云南民族地区农村贫富差距的扩大，成为农村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二）改变云南民族地区现行的利益关系，进而影响现行的民族关系格局

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开发中土地流转所带来的新增利益既不会按现有的利益格局进行分配，也不会在各个民族间进行平均分配。因此，各个民族在用于旅游开发的土地流转中所能分享的利益并不均等。如果，土地流转利益不能很好地进行分配，就会削弱农地承包经营权基本保障功能，进而改变云南民族地区农村的利益格局。民族地区农村的利益格局。为了获得新增利益必然要改变既得利益，并且导致现行利益格局的变动和调整，会引起当地居民相应的心理反应。比如在土地流转开发乡村旅游过程中，在广泛的社会动员的作用下，当地村民会形成对旅游收益过高的心理预期。这种预期成为当地村民参与土地流转主要动力，虽然土地流转给政府或者开发商，但农民、政府、开发商之间的投入和地位并不平等，三者之间的实际受益有较大差别，村民并没有从旅游开发中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收益目标，甚至还会低于土地流转前的平均水平，因此就会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有些旅游企业虽然租赁了农村土地，但并不能把所有土地流转后的村民吸纳到企业中，有些年龄大的村民把土地流转出去后既不能进城务工，也不能在当地就业，他们的利益保障受到大大削弱；而受益较多的一方，较大的满足也会激起更大的过高的预期目标并会因其无法达到而产生被剥夺感。新增利益分配不均产生的影响往往是连锁式的。传统的以亲缘、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关系逐渐被削弱，乡村能人、权威在土地流转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等特征，这些都会对现行的民族关系格局产生消极影响^[4]。

（三）土地流转使云南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容易引起民族冲突

首先，在发展旅游过程中当地农民把土地租赁给开发商，外来“强势群体”进入相对闭塞和脆弱的云南民族地区开办乡村旅游企业时，会不自觉地把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等带到云南民族地区，从而使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冲击，进而导致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和同化。其次，当地农民把土地出租给别人开发旅游后，很多农民就暂时失去了原有的部分农地，他们就会选择到城市就业，在农地流转过程中他们中的一部分逐渐地演变为一种新型的群体，这些农民原来固有的生活习俗、传统文化、民族文化随着环境的改变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再次，许多乡村旅游开发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不尊重当地居民，对原生态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篡改，民族文化被庸俗化、商业化，失去原有的文化内涵和特色。而一些汉族游客到云南民族地区农村旅游时不尊重当地民族文化价值观，不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甚至歪曲、丑化、亵渎当地民族文化，极大伤害了当地民族的感情，可能会引起民族心理冲突和民族矛盾。

（四）使云南少数民族中趋于旺盛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

一方面，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自愿参与农地流转的特有行为和方式，例如，基于亲缘地缘关系的流转人情化、基于低层次的乡村旅游就业后的流转短期化、基于“熟人社会”口头约定的流转随意化等，使这些地区的民族关系更加紧密。另一方面，土地流转用于乡村旅游开发使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往日益增强，少数民族所获得的比较利益也在发生着变化，如此等等的情况都会促使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步地觉醒和增强，各个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又使这种增强呈现出非均衡状态。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民族意识增强的状况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民族意识的增强又会强化民族内部的认同，民族成员更加关心和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但另一方面，旺盛的民族意识也会扩大村民间的差异，加剧村民在旅游开发中的利益争夺，要求改变现行的利益分配和民族关系格局，从而形成对现行民族关系格局的严峻挑战。

上述这些情况的出现，都有可能对云南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从而改变民族关系原有的平衡状态，导致民族关系的失衡，使这里现行的民族关系出现某种紧张，生成民族问题的可能性迅速增大。当然，这些问题也是逐步生成的，而且常常处于潜在状态，但是，当它们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成为产生民族问题的基础，在某种因素的诱导下，往往会凸显出来，成为现实的民族问题。^[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