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地区关于土地流转的民族学话语

在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农地流转除了促进农业产出增加、农民收入增加等经济效益外，它的社会影响也不容忽视，甚至超过了经济效益并成为影响云南民族地区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旅游用地流转并不只是对农业经济有影响，它还会对当地农村的社会发展有重要积极作用或者消极作用，总而言之，它将影响整个社会体系。

一、云南民族地区农民的土地观

云南民族地区农民大多有着浓厚的乡土观念，土地对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提到，出门在外的中国人，无论到了哪里，都是忠实地守着向土地讨生活的传统，甚至到了西伯利亚，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看看能不能种地。我们的民族和土地是分不开的。对于靠种地谋生的人来说，他们是黏在土地上的。可以说，“土”是他们的命根^[6]。云南民族地区村民在一个地方定居之后，对土地会产生一种很浓厚的感情，不管喜欢不喜欢，总是不肯轻易背井离乡，即使发生大旱大水、连年兵乱，所引起的基层人口流动也是微乎其微的。村民对土地的这种依恋，有学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释：第一，农民视农业为生活的一部分，无形中对土地产生一种亲密感，把它看成传家宝，不能也不肯轻易离手。第二，各种产业中，只有土地是最安全可靠的，既不怕天然灾害，又不担心盗贼抢劫。第三，土地无形中也是衡量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土地占有的多少与个人的身份、社会地位和权威是紧密联系的^[7]。

云南民族地区农村，土地不仅仅是农户生存基本保障，它不仅是物质财富，它还是农民的精神财富，成为农民感情的寄托、甚至成为个人尊严的象征。有了土地，别人就不会说他是一个“无家可归”、四处漂泊之类的可悲者。土地是云南民族地区农民最重要的财富，对他们而言，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卖土地的。出买土地对农民来说是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行为，这意味着他的生活出现了重要情况。但凡有一线生机，任何人都不会出卖土地。经济史学家在云南民族地区农村进行调查时发现，村民在遇到意外困难时，通常是极力忍受着生活上的困窘，降低生活水平，以及用外出做工、借债贷粮来固守着自己的土地^[8]。

土地不仅对于云南民族地区村民的生活、人格尊严有重大意义，还与中国传统的“孝道”相联系。因为土地大多来自祖产，在云南民族地区，财富的积累十分不易，置办几十亩地，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这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取得。对于先辈的辛勤努力，子孙后代自应倍加珍惜，而将土地出卖，实是表明维护不善，没有尽到子孙的看护义务，这种做法在云南民族地区也被赋予了道德含义而受到否定的评价。民间将出卖土地的行为谓之“破”“败”，将购买土地的行为谓之“成”“兴”，基于对祖先的敬畏和对舆论谴责的逃避，云南民族地区村民不会轻易出卖土地。正如一位西方观察家所言，土地的最后绝卖，特别是世代相传的土地的绝卖，虽然不是绝对禁止的，但被认为很少可能^[9]。

二、农民土地流转后的文化适应问题

云南民族地区为开发乡村旅游进行土地流转，村民以租赁、转包、入股、征收等方式把土地流转给企业、大户或政府开发乡村旅游之后，一些村民就会处于暂时性或者永久性失地状况，有大量失地的农民被迫放弃原来的农业生产到第三产业从事新工作。而旅游业是集聚“食、住、行、游、购、娱”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产业，行业关联度大，就业成本低，再加上乡村旅游企业离家近，比较适合当地农民，多数农民都会选择到乡村旅游企业就业。但是，带着明显农村生活烙印（尤其是在少数民族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的农民工进入新的行业后会经历明显的文化冲击，会感受到巨大的文化震撼。例如，他们不习惯朝九晚五的作息时间，他们很难接受工作中的奖惩制度等。这种文化差异使其难以融入新的生产岗位，从而使其对新岗位缺乏认同感。这一现象，在人类学中称之为“文化不适应”，即新的价值观、知识、技术、政权和财富，这些加剧了社会、个人的流动、家庭的变故、团体的重构、新领导、新生活方式等。农民进入新岗位由于原来的文化场域（场景）使其对新生产领域缺少工业社会所界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他们表现出“不愿意积极主动介入新的工作环境”“不愿意主动吸纳新的工作文明”，这些到旅游行业就业的农民与旅游企业之间的作用方向不一致，在行为规范上存在互相矛盾和抵触，造成旅游企业无所适从、行为紊乱，这种情况阻碍了新就业农民的组织纪律和规范化。农民对新工作环境的适应在本质上是文化适应，文化适应才是最深层次的适应。因此，这些流转土地后的农民到旅游行业工作，在生产生活、行为习惯和社会心理等方面都面临新情况和新问题，从民族学的角度来分析就是文化适应问题。文化适应是指当某一种文化的群体遭遇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就会发生适应的问题。它主要指文化对于环境的适应，有时也指文化的各个部分的相互适应。文化对于环境的适应主要表现为工具和技术适应、组织适应、思想观念适应这三个方面^[10]。

（一）土地流转后的村民文化适应的表现

如果我们根据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怀特（Leslie AlvinWhite）对文化的定义，将文化看作一个整体，在组成要素上，包括技术的（technological）系统、社会的（sociological）系统和意识形态的（ideological）系统这三个亚系统^[11]。我们不妨将失地农民从农业转入旅游业工作的文化适应从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三个方面的文化适应入手来展开分析。

（二）技术系统的适应

技术系统适应是指生产者为从事新行业工作应用新技术的文化适应。美国人类学家怀特从进化论的角度论述了人类获取生活资料的不同方式表征了不同类型的生产方式（如狩猎采集型、农耕型、工业生产型），反映了不同类型的生产技术发展水平。旅游开发极大改变了当地农村的产业结构，使大量劳动力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三产业，意味着他们世代习惯了的自然经济也会随之结束，转而求助于非农经济即旅游业以谋生。虽然这种转变并不完全意味着进化或进步，但老百姓对这种转化的经历和感受是真实的，而且是技术进步的表现。

案例1：

A女士，30多岁，彝族，家住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圭山镇。她家的地流转给外来的旅游花卉公司后，她被安排在公司当收银员，她完全改变了以前的工作方式，她需要使用电脑工作。她说：“是事先培训会的，学习了3个月才学会的。一开始速度很慢，还经常出错，领导老是抱怨，一年以后才正常起来。有几个比我年纪大的，没有文化学不会，就被调到打扫卫生的岗位上去了。”

这是一个把土地流转给开发商以后，农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到旅游企业工作面对新工作环境，新技术、新工作如何文化适应的典型个案。村民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文化适应的冲突最先表现在工作技术的适应上。A女士原先是个农民，从事旅游业后，在她身上经历了从农到“非农”的过程，这种身份的置换不仅使农民传统的技艺出现闲置，而且使农民产生了一种无根感。从中也可以看出农业生产和旅游业作业的差异性。农业生产和旅游业作业分属两种不同的生产体系，尤其表现在生产工具上。农业生产要求的农业生产技术系统，使用的是以犁、锄为主的农耕工具，而旅游业从事的是服务技术系统，必须依靠电脑等现代化工具。显然，不同工作岗位对劳动者的技术系统的要求是不同的。农民放弃原来的农业生产转到旅游企业工作，原来的农业生产技术完全用不上，迫切需要学习和掌握旅游企业工作所需要的生产技术系统，所以，技术系统的适应包括旧技术的消解与新技术的生成。因此，从事旅游业的农民必须抛弃传统农业生产技术，转而学习和掌握旅游业生产技术及要求。

三、社会系统适应

社会系统由政府组织、生产组织（企业）和个人三个层面构成。社会系统在生产组织层面表现为企业制度系统，制度系统，企业制度系统文化适应是农民到新的企业工作，从已经习惯的农耕制度文化向新的企业制度文化学习和调适的过程。农民转入旅游业后，被置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中。旅游企业的组织机构、规章制度、岗位职责对农民的要求完全与过去不一样，企业的领导和同事对工作包括生活习惯的要求与态度与农村的情况也大不相同。农民必须适应旅游企业文化环境，他们必须学会与不同文化人群打交道，总之他必须适应新的社会系统。

案例2：

D女士，她家土地流转给别人后成为当地一酒店的服务员，她深刻感受到了新工作环境中的制度严格：D女士：经理对员工要求很高，管得很严，连梳头的发型、走路的姿势都要管，一年只准3次事假，旷工就3次就开除。经常要值夜班，一点也不习惯。下班时要求把工具摆放整齐，开始不习惯整理，还被扣过钱。

旅游开发，失地农民被迫转入旅游业后免不了与旅游行业现代化企业管理的制度相冲突，这对习惯了自由自在、慢节奏从事个体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在农民工看来，旅游企业管理制度种类多、涉及面宽，但这些制度重考核（惩罚）轻福利，重形式轻实践，对工人的激励效果弱化，往往成为工人所面临的压力或负担，因而，旅游企业管理制度也成为农民工所抱怨的对象。“当社会制度不再借简单的、面对面的亲属、朋友和熟人群体而运行时，它们就越来越形式化、官僚化，并且有专业化的政治制度”。于是，转入旅游业工作的农民面对这一突变的制度环境必然会遭遇制度文化的冲突与调适问题，需要他们采取措施积极加以应对。^[12]

四、意识形态系统适应

意识形态系统适应表现为失地农民到旅游企业就业在思想观念、价值标准、思维方式、心理反应等产生的适应过程。下面从身份认同的认知观念指导下的行为方式来探讨。

案例3：

F男，32岁，汉族。要说的话，哪个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哟。你看我嘛，以前我有个人的地，可以种点菜来卖；还有10多亩地，划几亩拿出去租，也可以收点地租。这样一个月也还可以过。现在我的土地被征了，房子也占了，政府一次性给了几万，安排我们去一个酒店当保安。我算了一下账的，酒店保安一个月就千把块钱，我以前一个月起码都是1 500以上，反而还亏了。哪个想当城市人嘛。现在城市人尽搞撒子下岗呀，失业呀。今年不是说经济不好的嘛，遭都遭在城市人，农民都不得遭影响。所以呀，还是当农民好些。

从这个案例，我们看到一些农民到了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原生情感与公民情感的文化冲突，尽管身份发生了转变，但人们的自我意识仍旧与血缘、种族、语言、乡籍、宗教、传统绑束在一起。他们仍然习惯于通过他们之间的这些具体的“自然”差别来辨认自我，新构建的公民纽带对于他们毕竟太抽象、太陌生。失地农民对于自身身份认同存在一定差异，他们构建身份的主要依据来自空间距离、职业和经济收入等要素。同时不难发现，在旅游企业就业的农民主要是从外部因素来看自己身份定位的影响，而较少从自身的知识和素养等内在要素来对自己身份定位，对自身内在要素的重要性认识不够。^[13]正源于此，失地农民在旅游企业工作后，虽然身份和角色已经改变，但在行为方式上许多人仍然继续着农民的角色，保留了很多农村生活习性，给工作带来不协调的现象。

案例4：

曾SH，男，35岁，撒尼人。我们家2001年呢时候就在石林县城里开了个小饭馆，饭馆呢生意时好时坏，过了一年又买商品房，几乎把家里的积蓄花光了，住了几年，但不习惯，2005年呢时候又把饭馆和房子卖掉，全家才又搬回来住。一开始的想法是在城里打工容易赚钱，种地不赚钱还太辛苦，在城里对娃娃的成长好些。哪个知道，慢慢就不适应了，在城里又什么都要钱。而且，开个小饭馆，天天都有人来管，今天说你的卫生不过关，明天说你占道经营，烦死人了，觉得还是在村里好，过得轻松、自在呢。关键是我认为，在城里生活要有个正式职业，而我们又没有一个正式城市户口。即便我有房了，我也不觉得我就是城里人，回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村中有人开始经营农家乐了。我就想了还不如把饭馆开到村里，就用自己家里的房子，这样还不用付租金。还可以种种自家呢地。所以我们又回来了。

可以看到，农民从农业转入旅游行业，这种工作的置换不仅使农民传统的技艺出现闲置，而且使农民产生了一种无根感，面对激烈竞争的新工作，他们内心深处更多感受到的是工作的不安定感；同时，刚进入新行业后，还没有熟悉行业内部的“游戏规则”，工作适应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当工作中受到挫折、个人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他们会怀念农村熟悉、简单纯朴的生活。由此，农民也便产生了严重的自我身份认同危机。

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是云南民族地区把土地流转出去到旅游企业就业的农民需要适应的三个子系统，它们构成了文化适应的一个整体架构和适应系统。从组成失地农民文化适应系统的3个子系统来看，它们发挥的作用与职能，所处水平也不相同，其中，技术系统是最基础的，其他系统建立在它之上，它在整个系统中发挥最基础的作用；农民的生活和发展都依赖于它并与之为基础。所以，技术系统的适应水平决定了制度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的适应水平和程度。制度系统是建立在技术系统之上的企业文化，它受制于技术系统。意识形态是技术系统和制度系统的精神反映，但制度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同样也会对技术系统的适应产生推动或阻碍的作用。当前，许多乡村旅游在开发征地过程中，旅游开发商不得不招收大量失地的农民，怎样使这些农民很快适应旅游企业现代化管理是不可忽视一个问题，如果从制度和意识形态入手实施一些积极干预措施的话，便有可能促进技术系统的适应。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例如，曼彻斯特车间实验。

五、旅游就业农民的文化重构

世界旅游组织的纲领性文件《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指出，发展旅游就是要“本着尊重他人人格和尊严的精神解放人”。当前，许多乡村旅游在开发征地过程中，旅游开发商不得不招收大量失地的农民，怎样使这些农民很快适应旅游企业现代化管理是不可忽视一个问题，因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格拉克曼就带领曼彻斯特大学的人类学家对曼彻斯特的5个车间进行了考察，旨在探讨“产量法则”与非正式群体结构之间的关系。他们运用民族志方法，从阶层、文化、性别等不同角度考察了车间的生产状况和人们的相互关系，发现5个车间均存在非正式组织，而且，虽然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存在差异，但不是像之前研究所认为的那样是“自发合作的关系”，而是存在诸多冲突，这就是著名的曼彻斯特车间实验。^[14]

今天，我们在旅游业看到的情况也是如此，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提高旅游产业的整体水平，让从农村招聘到旅游企业的员工尽快适应旅游企业严格的管理，尽快成为一个合格旅游从业人员，就必须借鉴旅游人类学关于文化重构的理论对农民工进行必要的文化塑造。

旅游行业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行业，其从业人员要求文化素质要高，新到旅游行业就业的农民要尽快适应旅游行业文化的内在要求。农民转入旅游行业工作后，他们正经历着文化再生与重构的艰难历程，在旅游企业中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是引导农民的文化重构、减少冲突的一个重要途径。1993年美国人类学年会上，学会会长魏纳尔就提出，“把人类学作为后现代状况下的一门研究学科以及作为重新思考我们未来研究的潜力和余地的工具。”农民在新的工作环境中所面临文化不适应，他们迫切需要改变过去的乡土文化，适应现代企业文构建新的身份认同。“无论社会还是文化都不应被视为给定的……相反，文化物件以及文化物件的组合是始终处于建构、解构和重构之中的，并始终处于广阔的社会和文化关联的场域中展开的多重过程的影响之下”。企业领导绝不能看不起这些“农民工”，美国旅游人类学家，瓦伦·L.史密斯说：“这样的文化边缘人在我看来就是我们称之为的文化经纪人。这就是能把他/她的边缘性充分利用起来，比如它能表明企业家的特点就是比传统的物资追求更具有适应性。这样的边缘人，他们可能在精神上做好了对待困难的准备。”他还说，“一些边缘化的形式使一些人更容易采纳和适应他人的文化，更容易接受由旅游业带来的一切压力和变化，因此，他们更容易成为成功的改革者，而且具有经济和社会的潜在性和机动性及领导能力”^[15]。我们认为，新文化和新身份的建构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实现。

（一）重建农民的文化认同

美国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指出，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现代化最显著标志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政府组织制度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种现代化制度的人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经历向现代化的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16]。文化重构对新进入旅游企业的农民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将其中有用的内容有机地置入固有文化之中，导致了该种文化的结构重组和运作功能的革新，这种文化适应性更替就是我们说的文化重构^[17]。所以，应该通过对农民工的文化引导、职业培训，帮助农民工适应进入企业后的工作规程、生产方式，学会必要的待人接物礼仪，自觉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树立工作自信心，顺利完成心理—思想—行动的角色转变，对一个企业，乃至一个产业的发展和失地农民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就旅游企业和个人而言，文化是一种借助内聚力来维护本体身份的连续过程。农民从第一产业转入第三产业，改变了原有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观念意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如果要使他们的身份完全改变，还需要重新构造他们的文化认同。要用先进的思想观念、科学技术来武装农民、教育农民，消除农民身上不良的传统习惯和思想观念中固有守旧思维的负面影响，实现农民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良性转变，使其成为身份转换进程中积极的推动者和成功者。

（二）重视与农民的人文交流

旅游企业领导不能把农民工当作是廉价劳动力，应该成为他们的庇护者、对话者。积极与员工对话交流，从精神、思想、观念、文化等方面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帮助解决困难；加强对他们的引导，挖掘他们的潜能，给予更多的话语权，使这部分员工能尽快适应旅游企业的文化与发展，让他们真正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充分发挥农民工中的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当他们对企业发展做出贡献时要及时给予表彰和奖励；加强对农民工先进工作者形象的宣传。组织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加强对农民工的心理辅导；开展技术培训、知识竞赛、歌咏比赛等文化活动，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水平，提供外出学习、参观机会加强农民工与外界的交流。要维护农民工的正当权益，不因为他们的身份而歧视他们，一视同仁给予爱岗敬业的农民工有晋升的机会，要按照规定给农民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更不能拖欠农民工的工资。要用各种方式增进农民工与其他员工之间的相互理解，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和偏见，为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提高他们对旅游企业成员身份的认同感和心理归属感。这样会减少冲突、降低旅游企业员工的流失率，提高企业的内部凝聚力和对外环境的适应力，从而提高企业整体竞争力。

（三）建设和谐的企业文化

要在严格的管理制度中引入人文关怀的企业文化，将人文关怀作为企业管理的一个变量和属性。现实的旅游企业管理制度中，由于过于强调制度化管理和经济效益，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企业的关系异常冰冷，严重影响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和积极性的发挥。以餐饮业为例，据调查，一些制度健全的大中型餐饮企业的制度条款往往是处罚多于奖励，动辄扣钱。例如，某餐饮企业的人力资源部就制定了一本长达180页的员工处罚条例。在生产一线的农民工往往缺乏必要的人文关怀。在旅游企业的管理制度中引入人文关怀，有助于农民工对企业的心理归属感和忠诚度的提高。要公正、客观评价农民工，积极宣传农民工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挖掘和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对农民工的先进事迹要及时表彰和奖励，多树正面形象。通过各种方式逐步消除身份歧视，为农民工平等就业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旅游企业的党团工会妇联等组织，要积极培养新进入企业的农民工的政治进取精神，达到条件时及时吸收他们加入组织。要组织农民工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尽最大可能解决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困难。企业要重视民主管理，因为，农民工的组织有非常大制约和管理作用，同时，要加强工会、妇联等正式组织与农民工组织的沟通，发挥农民工的组织型社会资本的作用。积极为他们争取社会参与机会，取得市民待遇，获得社会保障和福利，让农民工享受到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待遇，及时化解矛盾和冲突。

解决农民工与旅游企业的文化冲突，企业需要向农民工赋权，即给予他们一定范围的判断权、选择权和决定权，以此形式表达企业对他们的信任，与他们建立一种包含信任和道德意志的关系，最终获得他们对企业的“道德忠诚”，使他们为实现企业的利益而积极努力。

（四）提高农民工文化适应性

要重视对员工的职业技术培训。这其中，农民工要实现从农耕技术系统向旅游服务技术系统的根本转换，教育培训是完成农民工技术系统转换的桥梁。政府部门也要把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作为政府工作中最为基础工作来抓，应把因土地流转无法再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集中起来开办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工对旅游行业的适应能力。企业要搭建培训教育平台，例如，创建夜校，既方便农民工学习新技术又为企业培育农民工的企业意识、法律意识、劳动技能提供良好的途径。帮助农民工对自己的人生做好规划，积极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也要引导农民工多参与企业活动，了解这个企业的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同时，多渠道引导农民工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适应新环境，融入新行业。引导过程中应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吸纳他们合理的文化观念、民间信仰，以及可以转化为现代企业文化形态的要素，增强文化认同感，进而凝结为强烈的集体归属感。

（五）尊重和认同农民工的优秀文化传统

云南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给企业后，进入乡村旅游企业的农民工往往采用群体聚集的方式，通过保存和利用乡土文化来相互沟通。1999年10月1日在智利圣地亚哥的世界旅游组织第十三届大会上通过的《全球旅游伦理规范》第1条就明确指出，“抱着对不同宗教信仰、哲学观点和伦理观念容忍和尊重的态度，了解并促进和人性一样的伦理标准，既是负责任旅游的基础，又是负责任旅游的归宿。”而且，旅游利益的相关者“都应当遵守各个民族——包括那些少数民族和土著民族的社会文化传统和习俗，并承认其价值”。所以，对进入旅游企业的农民工身上、思想上的东西不能一概排斥，要求同存异，对其中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给予肯定和支持；对他们的宗教信仰、民俗习惯要宽容和尊重，对他们保留的地方性文化和文化记忆要认同和理解。例如，对他们举办的一些诸如祭拜、同乡聚会等活动要给予理解和支持，必要时提供一定的条件，为乡村性文化和现代企业文化之间良性的双向交流搭建通道，在企业管理中建立基于平等原则的伦理关系，提升旅游企业中农民工的文化自信心，鼓励他们以自信和平等的心态进行文化交流，充分表达民族文化和信仰。

总之，通过重建农民的文化认同、重视与农民的人文交流、建设和谐的企业文化和提高农民工文化适应性，很大程度能解决新到旅游企业的农民工的文化适应问题，使他尽快适应旅游企业的技术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提高旅游企业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可大大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注释】

[1]杨文顺.旅游业的发展对丽江民族关系的影响［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7（8）：33－38.

[2]周平.西部开发中民族政治问题的思考［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2（1）：39－42.

[3]罗海山.论传统典制之功效——以土地为例［J］．云南社会科学，2011（7）：30－33.

[4]李晓斌.西南边疆民族研究［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259.

[5]周平.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开发过程中的几个政治问题［J］．政治学研究，2002（3）：101－108.

[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沙莲香.中国的民族性：一［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8]罗仑，景盨.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4.

[9]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M］．北京：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219.

[10]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关于文化适应的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拉尔夫·林顿和梅尔维尔·赫斯科等人于20世纪30年代在共同起草并发表的《文化适应研究备忘录》中首次提出的，即“当具有不同文化的各种群体进行持续的、直接的接触之后，就会导致双方或一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迁”这一现象被称为文化适应。

[11]苏敏.文化学图像——怀特的科学追求［J］．民俗研究，2004，1：23－28.

[12]叶继红.城郊失地农民的集中居住与移民文化适应［J］．思想战线，2010（3）：35－39.

[13]冉文伟.农民工城市融入：一个社会组织化的视角［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3（10）：19－22.

[14]庄孔韶，方静文.作为文化的组织：人类学组织研究反思［J］．思想战线，2012（7）：78－79.

[15]瓦伦·L.史密斯.东道主与游客［M］．张晓萍，何昌邑，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16]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M］．殷陆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7]罗康隆.族际关系论［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