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以终身治学科研

一

1926年1月,我生于吉林延吉龙井。1945年2月考入“新京法政大学”。日本投降后,1946年10月入长春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学习。1948年在国共两党大决战的炮火中从国统区投奔解放区,入东北大学短训班享供给制。结业后,根据组织决定,转入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本科学习。1952年10月提前毕业留校任教,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作为吉林省唯一的高校教师代表出席全国政治理论课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合影留念。1983年被国家教委评为教授,1986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是当时全国高校三个中共党史博士点之一的奠基人。1991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同年主持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在国家教委对委属院校147个社科研究机构评估中名列第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氛围中,学术思想受到很大的禁锢,虽然发表过十几篇文章,与人合写过小册子,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主持下编写过教材等,在当年还算成果显著,然而如今回首,那是微不足道的。严格说来,还谈不上真正的科学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和向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党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春风化雨,我的学术思想迸发出新的生机。改革开放伊始,我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任编写组副组长(主持工作),参加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民主革命时期)》和《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编写工作,这是我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机。这段时间,我如饥似渴、字斟句酌地研读大量党史档案资料,为开展学术研究,撰写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著述奠定了坚实基础。此间,还曾任国家教委主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大纲》和《中国革命史教学大纲》的编写组组长(两名召集人、统稿人之一)。1979年、1985年教育部召开的两次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会议被指定作大会报告和发言,意见被重视并采纳;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被中宣部、教育部、中共党史研究室等邀请作为评审组专家;先后应邀为四川、广东、浙江、北京等15省市学界及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解放军军事学院等院校讲学,并为教育部、军校系统、党校系统讲习班讲学,学术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曾应邀赴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大会演讲、赴俄进行学术交流;1990年、1991年分别被美英国际传记机构纳入世界名人传……2009年被聘为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顾问。曾获曾宪梓二等奖及省优秀教师、省师德模范、省荣誉优秀专家、长春市劳模等称号。

教书育人、学术研究是我毕生的事业和追求。工作需要就是我的志向,做什么爱什么,干什么学什么,个人利益服从党和国家利益是我铭记在心的信条,也是我选择党史和毛泽东思想作为研究方向的内在动因。从教60年来,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4项、省2项,获省部级奖30余项。撰写、主编著作被国家图书馆收藏30余种。1956年出版的首本著作《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合著)曾被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并展览。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主持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主笔人。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史稿》(合著)开创了研究毛泽东思想史体系的先河(修订本由中办为政治局委员配发),获教育部首届社科成果二等奖;1988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概论》为全国首本,广为高校和中央党校所采用,至2005年已13次印刷;三卷本135万字的《毛泽东思想论纲》是纪念毛泽东诞生100周年全面系统地阐述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鸿篇巨著;“八五”国家项目《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学术专著之一,提出系列独到见解和新观点。《国情·道路·现代化》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评为“建党80周年献礼、全国百种重点图书”,获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吉林省政府优秀图书奖。20世纪80年代为教育部主编教材四部,其中198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系拨乱反正后被教育部推荐为全国文科首部通用教材,共发行五版百余万册;《中国革命史教科书》系教育部指定全国高师专业课教材;《中共党史教程》系全国卫星广播教材。改革开放33年以来笔耕不辍,先后在《求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高校理论战线》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含合作),其中大多收入《郑德荣文存》(四卷本),这是我在改革开放以来33年学术成果的结晶,是我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教学研究60年来向社会的回报,获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积极贯彻党史“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要求,经常为地方报刊撰写文章。作为省委宣讲团成员,多次为地、市干部宣讲。《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华社记者和省市媒体多次采访报道。《高校理论战线》《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党史研究与教学》《北京党史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吉林社会科学》等曾作专栏人物介绍。

二

作为一名中华学子,最感欣慰的是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建树,科研成果能给人以启迪,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这也是对奉献者的反馈和人生价值的体现。学海无涯,年华有限。以有限的年华在无涯的学海中拼搏,需要有一种科学精神和治学之道。治学之道,文理各异,古今中外名家各有千秋,但并没有什么奥秘和诀窍,就社会科学来说,有着共同性的规律和基本经验。“理想、勤奋、毅力、进取”的治学精神、“严谨求实、探索创新”的科学态度、“多读书、勤思考、常议论、勤写作”的学习方法是我的治学之道和培养博士生的座右铭。遵循这种治学之道,60年来我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党史若干问题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其中,不少学术论文在许多问题上或匡正和突破了学术界的传统观点,或开辟了新领域填补了学术空白,或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和奠基人。毛泽东率先吹响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顶住共产国际的压力,同“左”倾教条主义展开斗争,首次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限,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统一起来。反对“本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思想先导;《实践论》《矛盾论》奠定了命题的哲学理论基础;继而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延安整风又为全党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总结中国独创性经验,吸收中国优秀文化精华,形成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理论原则,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树立了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光辉典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构成要素。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构成要素主要有五点:一是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作为基本前提和理论基础;二是把握中国的特殊国情,把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方位作为客观依据和基本出发点;三是把总结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作为实践基础和不竭动力;四是把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作为文化土壤和思想渊源;五是把党的思想路线作为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的生命线。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构成要素,对深刻理解党的理论创新,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党的理论创新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着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思想,中国化是时代化、大众化的前提和基础;时代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形势下的延伸和必然要求,也是针对新情况回答新问题的迫切需要。时代化是新形势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开拓新境界的关键和现实需要。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和最终归宿。

(二)关于毛泽东思想

1.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

从党的文献来看,对于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的阐述有三次:其一,刘少奇在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深刻揭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民族化的结晶。其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次阐述与七大时的阐述基本相同,但有两个创新之处:一是增添了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就把作为科学概念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个人晚年的错误思想区别开来,让我们能够完整准确地掌握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三,党的十五大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和评价又有两个创新之处:一是把毛泽东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强调指出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二是把毛泽东思想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现在我们阐释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笔者认为其应以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十五大的概括相结合为宜。

2.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和科学体系

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笔者认为主要包括:国情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社会主义改造论、社会主义建设论、民族和宗教论、阶级论、政党论、政权论、党建论、政策和策略论、军事论、思想文化论、国际关系论、方法论。

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结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具有客观必然性。但是体系如何概括不宜定于一尊。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基本上可以有三种概括:一是按照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科学体系,即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二是按照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党建、国际关系和外交思想等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三是按照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基本理论。无论按照哪一种方法归纳,都是以基本理论为其基本单位。毛泽东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全面性与完整性;二是独创性;三是实践性、开放性;四是多视角、多层次。

对于体系结构的分析可以有两个层次。一般是以毛泽东思想一系列基本理论的内容构成一个体系,这是平面罗列,是第一个层次。对体系结构的理解不应停留在平面上,还应当进行结构性立体分析,所谓结构性立体分析系指各个基本理论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这是体系的更高层次的分析,有立体感,便于人们深刻理解和把握。按此逻辑,笔者认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总体结构,由灵魂、主体、支柱理论和十四个基本理论构成。灵魂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主体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支柱理论是统一战线理论、武装斗争理论、党的建设理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基本理论同上述。

3.对毛泽东思想几个主要理论观点的理解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一般认为《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形成的标志。笔者认为“工农武装割据”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后者的思想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则包括比前者更大的范畴。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形成需要解决两点认识问题:一是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二是小块红色政权作为夺取全国政权的基地和出发点。因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才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形成,《反对本本主义》在这一理论形成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意义。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集中体现,是毛泽东思想的主体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突破了过去只有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两种革命、两种类型国家的传统观念,创造性地提出第三种类型国家、第三种革命的新概念、新学说,从而指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崭新的重大理论课题。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伟大实践的集中成果,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问题。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载体,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开辟的。人们通常把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仅仅说成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笔者认为不应仅止于此,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仅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首先应当是既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又不同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根据中国特殊国情“经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它包括两个历史阶段,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途径和主要斗争方式,社会主义革命则是通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对民族资本主义的赎买政策,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党建理论突出特点。毛泽东党建理论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历史课题,着重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难题。毛泽东党建理论的突出特点体现为“四个统一”,即坚持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特殊国情党情实际相结合,把组织入党与思想入党相统一、把党的建设与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相统一、把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相统一、把广泛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统一。这也是90年来党的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

4.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奠定了理论创新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中国历史的伟大新纪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对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历史方位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制定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形成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直接动因,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既能警右、又能防“左”,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突破性发展。

邓小平理论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邓小平在总结我国长期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中国是社会主义,但还处在不发达的初级阶段;改革既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手段,又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计划和市场本身并不是社会制度的属性,都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本质诸要素中具有首要意义等一系列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论观点。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和正确地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理想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难题,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党的性质、宗旨认识的深化与拓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赋予党的性质以时代精神,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新任务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解决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建设没有解决或没解决好的新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社会主义本质在党的建设上的必然要求、“三个规律”在党的建设上的高度概括、唯物史观在党的建设上的集中体现,具有深厚的理论底蕴。

“发展是硬道理”的真谛。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败得失和曲折发展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一切矛盾的关键,是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内涵和精神实质。包括三点:一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三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三者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实现后两点的前提和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质的规定性,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也是第一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又是第一点和第三点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障。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应该着眼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我们要全面把握社会主义本质论丰富的内涵,并把它与提出这一论断的历史背景、针对性及“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结合起来,以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精神实质。这就告诫我们,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以改革为发展的动力,使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增长,以巩固完善社会主义,使发展成果惠及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归结起来即两句话: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为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和鲜明体现。只要全面把握和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本质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着力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和核心,着力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强调的两个方面,就不难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和鲜明体现。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根本指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伟大实践,同时又为科学发展观提供新鲜经验。

改造与发展私有经济的两种不同政策。“今天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何要改造和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人们对这两种不同政策产生疑惑。其实,过渡时期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新时期发展私有经济,都是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决策。当年是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急需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矛盾。今天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已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为了繁荣发展经济的需要,它们的根本目的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都符合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的改造就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就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共同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对教条主义、坚持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党的指导思想和全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两个各自完整的理论体系,两者不同的特点:首先,从理论内容上看,两者面临和解决的历史课题不同,理论体系的侧重点不同。其次,从理论特征看,毛泽东思想传统文化的气息更浓重,邓小平理论时代的特色更鲜明。再次,从理论风格看,毛泽东思想的载体多长篇论文,旁征博引,贯通古今;宏论滔滔,大气磅礴。在论证上系统深入,点面俱全。邓小平理论的载体多简短谈话,言语朴实,言简意赅;贴近生活,好懂易记;在论证上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这种经典式的论断观点鲜明,立意深刻,为后人及理论工作者品味深思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邓小平理论是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研究邓小平理论必须全面地把握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注意克服两种倾向:一方面,研究邓小平理论就只谈发展,似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体系无关,甚至相反;另一方面,片面地只强调继承,把邓小平理论拿到毛泽东著作中语录式地对号,似乎毛泽东早已有了这些思想。这两种倾向实际上都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对立、割裂开来,使之简单化、片面化了。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两者是分别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不同历史范畴的两大理论成果,二者所处的历史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的。毛泽东思想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者与前者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主要体现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群众路线、矛盾分析方法、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系列基本理论: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政党制度和统一战线理论、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发展文化的方针、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思想、外交方针和国际战略、党的建设理论、中国式工业化道路和四个现代化思想、综合平衡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思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理论、运用价值法则发展商品经济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逻辑结构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系统总结,它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但不是三者简单相加,而是三者“围绕一个主题、探索和回答四个基本问题”构建一个完整科学体系的。体系的研究不宜定于一尊,它可以按照四个基本问题,或者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或者理论专题来划分。对体系的研究不能仅止于平面的罗列,还需要对其逻辑结构进行立体的结构性深入剖析,把各个基本理论观点在整个体系内部的地位、作用以及相互内在逻辑关系厘清,以便宏观上深刻理解把握其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有着内在逻辑性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构建成的科学体系,它主要由14个基本理论构成,其逻辑结构可分为4个层次:理论基石,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论、时代论;基本内容,包括经济论、政治论、文化论、社会论、国际战略论、军队国防论、和平统一论、党建论等;理论核心,是党的基本路线;体系灵魂,是党的思想路线。

国情、道路、现代化的关系。国情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社会情况和自然情况、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的统一,包括基本国情即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及其历史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即各个方面的基本状况。国情的核心是社会性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它决定和制约着社会发展道路,决定着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制约着现代化建设的走向。毛泽东最先认清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两大主要矛盾,并明确指出了中国要从农业国走向现代工业国家,必须首先推翻三座大山,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打破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是由昨天的国情发展演变而来的。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对国情的观察既从社会性质上把握,又从生产力与社会发展水平上考察,提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符合历史与现实的科学论断。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国情,决定必须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既是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又是把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引向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指路明灯和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打破了中国现代化的坚冰,开通了现代化的航线,指明了现代化道路的方向。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文明长期发展的趋势和必然结果。9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准确地把握中国特殊国情在不同时期的演变,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围绕着怎样才能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的根本问题,相继开创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刻变革、从积贫积弱到繁荣富强的历史性巨变,正在完成西方国家用几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历史性跨越,引领中华民族昂首迈向复兴的康庄大道。

以现代化为核心的20世纪三次巨变。20世纪中国发生了三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改革开放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三次巨变不仅超越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变迁,而且也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既各具不同的历史特点和历史地位,又有着历史逻辑的必然,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特殊规律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两次历史性巨变,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物化的结果,是在既反“左”又反右,主要是反“左”的倾向斗争中实现的,都体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90年奋斗艰辛历程的历史本质。时代呼唤的科学理论、实践选择的特色道路、举世瞩目的历史巨变,核心是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说20世纪的政治真理是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21世纪的政治真理就是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问题。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这是国际共运史和世界近现代史上一个崭新的重大课题,需要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其基本问题包括八个方面:历史根源与客观依据;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历史进程与发展轨迹;社会形态与基本特征;发展理念与发展战略;模式比较与相关参照;时代价值与历史经验;领导核心与根本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形态与基本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形态既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五种形态的一般规律和东方社会理论的特殊规律在中国的集中反映,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形态体现为它的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和社会思潮多样化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以社会主义为主体的“一国两制”的国家制度,等等。

除上述主要研究方向以外,笔者围绕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西安事变、日本侵华和抗日战争、周恩来在“左”倾错误统治时期的历史功绩、红军长征和新的战略基地的确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几个党史问题等中国革命若干问题也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很多研究成果或填补了党史界关于某些问题研究的空白、或匡正了传统学术观点,或被学界广泛接受纳入教材著作,产生较大学术影响。譬如: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同共产国际不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且其主体思想来源于共产国际,两者分歧的内容是城市武装暴动的条件是否具备,暴动时机是否成熟,分歧的性质系属策略性问题,这就改变了“两者是两条根本对立路线”的传统观点。共产国际推动国共合作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又指出在处理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时,在策略上犯有“右倾”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并深刻分析了“右倾”的原因。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效应,各个时期在不同问题上应作具体分析,不宜用形式逻辑推论认为支持王明就否定毛泽东或肯定毛泽东就否定王明作出简单化的论断。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由西安、南京和延安三个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是同事变发动者的初衷和蒋介石的诺言分不开的,在蒋介石同张、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中共对事变和平解决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变的根本原因是张、杨主张联共抗日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见尖锐对立的总爆发;西安事变爆发后日本国府不是想乘机挑起中国内战,坐收渔翁之利,而是“静观事态发展”“切勿轻举妄动”;苏联对南京政府既同情又“鸣冤”;对西安的“讨伐”决策出自国民党中央,何应钦执行了蒋介石被扣期间停止轰炸三天的绝密手令,那种认为何应钦不顾蒋介石安危,以期取而代之的说法根据不足。对当时党史学界不太清楚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历史背景、召开时间、参加人员、会议议程和会议讨论的焦点及王明上台的内情进行了翔实的、有根据的分析阐述;关于张国焘“密电”的由来与历史真相,笔者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后确认:所谓张国焘“密电”不是社会上传闻的“南下,武力危害党中央”,而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关于1932年宁都会议召开时间的考证,笔者根据1932年9月27日-29日由苏区中央局发往前线的关于商议会议召开时间和地点的三封电报,发现: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载宁都会议的召开时间有误,并非是1932年8月,而是1932年10月上旬。这一考证成果胡乔木曾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给予充分肯定。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回首这一甲子寒来暑往不懈奋斗的足迹,取得的成果乍看起来还是比较丰厚的。但按照党和国家对理论工作者的要求,按照工作60年的时间,冷静地看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在未来的征途上,我将争取用更好的成绩铸造我的学术人生,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和社会科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