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抗日战争的战略构想与顶层设计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反对外敌入侵取得第一次彻底胜利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持续时间之久,规模之大,伤亡之惨重,战斗之激烈,在世界战争史上实属罕见。它创立了在敌强我弱的悬殊情况下,以弱胜强,正义战胜邪恶强敌的典范和光辉篇章。这一光辉篇章,是在中国共产党伟大领袖毛泽东抗日战争的战略构想与顶层设计指引下谱写的。1937年,日军策划卢沟桥事件,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历史紧急关头,毛泽东以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站在时代高度,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中日双方各自的国情、军情、特点及其在战争中发展变化的态势,把握时代特征和战争性质,为抗日战争作出科学的战略构想与顶层设计。其理论逻辑起点是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和抗日的关系;军事战略方针是坚持持久战和人民战争的总方针,正确认识和处理战略和战役战术的关系;抗战的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正确认识和处理抗战与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关系。顶层设计是落实战略构想的全局部署和重大措施,是从宏观上践行战略构想的载体和路径。战略构想与顶层设计的四个方面,是逻辑严谨的有机统一体。

一、实行国共合作团结御侮,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两种矛盾,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最为主要的障碍。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革命的侧重点也会随着时局的不同而变化。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卢沟桥事件,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中日民族矛盾突显为主要矛盾。如果不奋起抗争,中国就会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人民就会沦为亡国奴。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1]毛泽东强调,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摆脱存亡危机,获得民族独立的唯一出路。因此,国内各阶级、各党派都必须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兄弟阋墙,自身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团结抗日。只有民族的解放,才有阶级的解放,这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战略构想。

抗日战争时期,同仇敌忾共御外敌是中国全体人民取得的共识。然而,国内在团结抗日的情况下,还是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执政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执行两面政策。如何在抗战中对待阶级斗争?毛泽东强调:“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2]所以,应当以积极的态度调节阶级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3]。停止那些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保留那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也适用于阶级关系,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让步,推动阶级之间的合作。但与此同时不能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了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对国民党顽固派“限共溶共”政策的斗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此才能发展、巩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毛泽东认为,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两者并非孤立,更非对立存在,而具有一致性:“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4]他指出,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同时,构成民族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民族压迫,本质上仍是阶级压迫;民族斗争,本质上仍是阶级斗争;民族的解放,本质上仍是阶级的解放。只有团结御侮,中华民族才能得到独立解放,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才有得到解放的可能;只有坚持必要的适当的阶级斗争,才能有利于支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总之,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民族革命胜利所必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5]。

基于对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关系的理论逻辑,面对强敌入侵,必须团结御侮。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就积极倡导和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上,中国工农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上,由陕甘宁苏区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土地政策上,则停止没收土地政策,变为减租减息政策。随之,以军事合作开启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幕。统一战线成分复杂,它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广泛吸收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不同的阶级、党派虽然都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尤其是国共两党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在这一情况下,如何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成为调节阶级间矛盾共御外敌的关键。抗战伊始,毛泽东就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顶层设计。他指出,在抗战中党必须与国民党合作共赴国难,与此同时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即在统一战线中实行既统一、又独立的方针。既吸取十年内战时期“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教训,又克服“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思想。在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同时,保持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全面抗战政治路线。坚持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总而言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就是牢牢把握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这一顶层设计,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坚持和巩固,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光辉旗帜。

二、必须全民总动员,实行人民战争方针,正确处理抗战与民主的关系

抗日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要夺取这场战争的胜利,必须全民总动员,实行人民战争方针,正确处理抗战与民主的关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对于如何进行抗战有着截然不同的路线、方针、政策。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由于其阶级本质和党派利益决定了它拒绝发动全民抗战,坚持片面抗战路线,把抗战仅视为国民党政府和正规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抗战。而中国共产党则在准确分析中日两国优劣势后,提出必须全民总动员,实行全面抗战路线。两党的路线分歧从表面上看是如何进行抗战方式上的差别,然而实质上却是要不要民主的分歧。中日两国国力相差悬殊,敌强我弱的现实决定了抗日战争势必是一场持久战,而要取得这场持久战的胜利,就必须以民主团结全国力量,实行全民抗战的方针。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6]民主是抗战的政治保证,这一政治保证,能够动员广大的人民参加抗战。因此,必须坚持“抗日的民主,民主的抗日”。

要民主抗日,就必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局面。毛泽东认为,只有将抗日战争与民主改革结合进行,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力开展民主运动,要求国民党政府扩大民主范围,真正“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另一方面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力开展民主建设,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能在抗日战争中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力开展民主运动。毛泽东指出,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国民党政权必须扩大民主,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承认爱国团体的合法地位,扩大各界爱国团体组织,并动员、武装民众,配合军队作战;改革政治机构,容纳各党各派和人民领袖共商国是,清除政府中的亲日派和汉奸分子,实行民主集中制,让政府和人民相结合,使国民大会真正代表人民,还要实行一系列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力实施民主建设。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最坚定的抗日力量,也是最为彻底的民主力量,是中国民主运动和民主建设的领导者。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开赴敌后,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奋起抗战,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民主运动。如何进行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建设?毛泽东进行了以下几点顶层设计。首先,在政权建设上,毛泽东强调实行“三三制”政权制度建设,通过民主选举直接产生基层政权,使基层政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次,以减租减息政策替代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的利益,在保证佃权的同时积极改善农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充分发动和组织农民抗战。最后,根据地积极开展文化教育建设,广泛争取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战争。这一系列根据地建设的顶层设计,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同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三、必须坚持长期抗战,实行持久战战略方针,正确处理战略与战役战术的关系

抗日战争,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要动员并组织人民群众全面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打败日本侵略者,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明确的抗战军事战略方针。早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7]抗战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再次强调:“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8]然而,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初期,“亡国论”与“速胜论”的错误思想甚嚣尘上。“亡国论”认为,中国武器不如日本,战必败、再战必亡,寄希望于苏联与英美的迅速干涉。“速胜论”则认为,抗战依靠国军正面战场作战就可速胜,游击战争无足轻重。然而,抗战的持久进行宣告了“亡国论”“速胜论”的破产。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深刻揭示出抗战必须经过持久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他认为,中日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性质以及战争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特点,决定了这场战争是一个决死的战争。毛泽东明确强调:“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9]他分析指出,从军事实力上看,敌强我弱是抗战爆发后中日两国对比的现状。但从战争潜力上看,中日两国互有强弱,虽然日本在工业化程度上远超中国,但其资源有限,人力、物力、财力均感缺乏,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战争潜力巨大。敌人经不起战争的长期消耗与拖延,而中国却可坚持长期作战。抗日战争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和正义性,这就决定了抗战必然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支持,必然会在国际上产生敌寡助我多助的局面。上述因素,决定了中国不会灭亡,抗战必定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只要抗战中采取正确的军事的政治的战略策略,“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10]。

怎样打赢抗日战争这场持久战,毛泽东围绕正确处理战略上内线的持久战与战役外线速决战的关系、防御战与进攻战的关系,以及正规战争与游击战争的关系这三个维度提出了一系列科学正确的顶层设计。

第一,关于战略持久战与战役战斗速决战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采取战略进攻方针,企图用战略的速决战恃强凌弱,灭亡中国。针对这一特点,我国应自觉采取战略上的持久战方针。与此同时,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日军以少兵临大国,就注定其只能占领我国一部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占领半数国土,也给了游击战争以广阔的活动空间建立敌后根据地。在战役战术上日军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包围中。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为战略进攻,我为战略防御,表面上处于不利局面。但是我方地广兵多,应利用这一优势采用灵活运动战。不但以多兵打其少兵,还必须采取速决的方针,不打驻止中之敌,而打运动中之敌,乘敌运动之机,打其措手不及,给敌人以较大杀伤。以此沮丧敌人精神,振奋我军士气,经过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积小胜为大胜,争取抗日持久战的最终胜利。

第二,关于防御与进攻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抗战初期,日军凭借其优势处于战略进攻态势,我国则处于战略防御态势。在这一时期,如果战役和战斗方针执行内线持久的防御战,和敌人寸土必争,那就完全不适合敌小我大、敌强我弱这两种情况,就无法达到将抗日战争发展为持久战的战略目的,就注定会被敌人所击败。因此,我国必须在正面战争中和游击战争中伺机进攻,针对敌人,集中优势兵力,运用运动战方针与敌人周旋于广大战场上,使我方战略上的内线防御,变为战役战斗上的外线进攻。这一方针,“不但适用于战争的某一阶段,而且适用于战争的全过程”^[11]。因此,只有在战役战术上进攻,战略上防御,才能积小胜为大胜,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取得胜利。总之,“在战场上,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我军方面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12]。

第三,关于正规战争与游击战争的关系。毛泽东将游击战争提升至不可或缺的战略地位。他指出,从抗日战争的整体而言,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胜日本”^[13],“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14]。他强调,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无法战胜日本。如果缺乏游击战的支持,日本侵略者将变侵占地为其大后方,从而安稳坐占,有力补偿其作战消耗,毫无后顾之忧。如此一来,敌人的进攻必然会更为猖狂,中国的正面作战主力损伤必然严重,抗战的相持局面将难以出现,全国的抗战决心必然会动摇。因此,游击战虽然较正规战而言处于次要的辅助地位,但实际上却占据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四、必须以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为目标,正确处理抗战与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建立联合政府的关系

“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我们把抗战和建国联系起来看,是正当的”^[15]。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民主的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最终目标。早在1936年8月,毛泽东就以深远的战略眼光,考虑到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的事情。他郑重提出:“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16]而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毛泽东对于建立新中国的战略构想也越发成熟,先后发表《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抗战胜利后建立新中国的理论和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新中国的国体,应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17]新民主主义国家。关于新中国的政体,毛泽东指出,必须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以适合民意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精神。而对于新中国的文化方针,毛泽东指出,新中国的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思想去领导。而对于由谁来主导国事方针,毛泽东在抗战即将迎来胜利前先后有过两种方案。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改组政府的方案,要求国民政府彻底贯彻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废除其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召开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参与的国民大会,真正实施宪政,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专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毛泽东指出,这一主张是正确的:“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而在9月提出改组方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一种条件”^[18]。而蒋介石却在同年的双十演讲中坚决地反对共产党改革政治的要求,仇视中国共产党。于是,毛泽东开始设计以共产党为主体的联合政府。在1945年4月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提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19]这一制度,对外推翻民族压迫,对内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局面,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回答大公报社负责人重提《论联合政府》“另起炉灶”的问题时指出:“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20]蒋委员长“不管我们的饭,我不起炉灶怎么办?”^[21]

战略构想与顶层设计的实质和抗战胜利的结局。毛泽东抗日战争的战略构想与顶层设计归结起来,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以民主动员全民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民族独立,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限制共产党和民主势力的发展,依靠政府军队片面抗战,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斗争。在抗战中后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坚持一党专政,与此同时,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胜利的形势和盟军的支援,抗战形势急剧变化,大大加速了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战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妄图发动内战,绞杀共产党,但受国际国内和自身条件所限,无法立即实施,便以和平谈判为缓兵之计,掩盖其发动内战的野心。即使如此,中国共产党仍然力图避免内战,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试图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从这一真诚愿望出发,1945年8月,毛泽东以弥天大勇应邀亲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作出必要让步,签订“双十协定”,但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竟撕毁协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抗战胜利尽管没有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但由于共产党和民主势力的大发展,毕竟为中国共产党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迅速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独立、统一、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5期)

【注释】

[1]《毛泽东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7页。

[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页。

[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6页。

[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0页。

[1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1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1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2页。

[1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7页。

[16]《毛泽东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页。

[1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页。

[1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7页。

[1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6页。

[2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2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