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及其学说在中国的最初介绍

1.马克思及其学说在中国介绍的开端

关于马克思的名字及其学说何时传入中国的问题，在“文革”前，由于资料的限制，学术界普遍认为，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首次将马克思的名字(当时译为麦喀士)介绍到中国。在1987年以前，学界共同的看法是，1899年2月刊发在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译、中国人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首次将马克思的名字介绍到中国。但1987年9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陈铨亚的《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一文又提出了新的看法，文章认为，英国人克卡朴(Kirkup)所著《The History of Socialism》(《社会主义史》)一书，经广学会的李提摩太委托，由胡贻谷翻译，于1898年夏在上海以《泰西民法志》之名交付广学会出版。该文作者认为，此应视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首功”，于是，将马克思的名字在中国的介绍时间提前了一年。之后，国内出版的许多论文和专著纷纷引用此说。如，《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3期发表的田子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综述》一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周子东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一书(见该书第4－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吴雁南等著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1卷(见该书第530页)等，均持此说。此外，一些影视作品在纪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年时，也认同或使用此说法。

但是，也有学者在论著中认为上述提法可能有误。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唐宝林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一书，在使用《泰西民法志》1898年出版说时，认为此说可能有误。该书在经过认真考证后指出，《泰西民法志》实际出版于1912年，是“宣统三年岁次辛亥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西历一千九百十二年上海广学会藏版”，还认为“从陈铨亚的文章看，他也没有看到1898年版的《泰西民法志》”。但同时指出，由于陈铨亚的文章是“根据美国人伯尔纳著《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唐庆增经济讲演集》中的不明确提示，估计有1898年版的《泰西民法志》的”。为此，唐宝林的书“暂用1898年之说，存疑”。之后，唐宝林在1998年4月3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一文，再次阐述了他的观点。之后，王也扬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2期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一个说法之误》一文中提出，陈铨亚并没有见过1898年版的《泰西民法志》，也没有拿出该年版此书存在的确证;《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一书对此似未加深考，便直接引用了陈文的说法。他通过考证，得出了与唐宝林相同的结论，即《泰西民法志》首次在中国问世是在1912年。此外，文章还引用了胡贻谷1917年为其老师谢洪赉(又名庐隐)撰写的《谢庐隐先生传》，书中写道:“著者获遇先生，在一八九八年之初，盖为余初入中西肄业之年也，时年仅十四。”文章说:“显然，一个初入中西书院学习的14岁少年是不可能翻译《泰西民法志》这样的著作的。”《学习时报》2012年3月26日发表的孙建昌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考略》，也对《泰西民法志》1898年出版说持否定意见。本书认为，马克思的名字及学说在中国的最早出现应在1899年的观点比较可靠。

《万国公报》所发表的文章，将欧美各派社会主义统称为“大同学”和“安民新学”。这些文章在介绍各种社会主义学派时，自然就不能不涉及马克思主义。“今世景象”是《大同学》的第一章，原书是英国人本杰明·颉德(Benjamin Kidd)所著的《社会演化》(Social Evolution)。在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第121至124册上，连载了该书的第一至四章，还为之冠以《大同学》名字。次年，广学会将全书十章译出并出版。

顾名思义，“今世景象”无疑是要记录和分析当时世界的现实，而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自然成为其介绍和评析的重点。文章指出，在近代欧洲，虽然生产力发展得很快，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造成了贫富悬殊及阶级对立等种种不公正现象，表现在:“有财者富驾侯王，罔知厌足;无财者贫如乞丐，莫可告哀。”文中将工人称为“生利者”，而“豪富之家”则是“分利之人”，社会中“分利之人益富，生利之人益贫。事之不平，孰甚于此?”文章还进一步呈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悲苦处境，工匠“茕茕孑立，生命悬于呼吸，坐视天下之美利，云驱风卷，以尽入于富室之贪囊中”。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无可避免地出现的阶级分化和两极对立的情况，文中不无感慨地写道:“呜呼!天下之人，大抵不外二等耳。有一等之闲人，斯有一等之佣人;有一等篡位之人，斯有一等失位之人;有一等之剧盗，斯有一等之事主。”但物极必反，资本主义的种种不公平现象，必然激起人民的反抗，工人们联合起来举行罢工，“往往停工多日，挟制富室，富室竟一筹莫展”。文章在论及工人运动、工人罢工时说:“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20]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在中文报刊上出现，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最早中文译名就是马克思，却误将马克思说成是英国人。

从《大同学》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开始，改称马克思为德国人，却又将马克思译为“马客偲”。文中在介绍社会主义各种流派时，再次提到马克思，说:“近代学派，有讲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所谓“安民新学”，指的是社会主义学说。“主于资本者”，指的是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文章认为“主于资本的”马克思与其他讲求安民新学的“主于救贫者”的美国之爵而治(即亨利·乔治)、“主于均富者”的美洲之柏辣弥(即贝拉米)等人的学说，是“语语翔实”，“讲求政学家，至今终无以难之”。^[21]

《大同学》第八章“今世养民策”，又谈道:“德国讲求安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又有美国人伯拉米者，即著《百年一觉》奇书者也。……若辈立言大旨，……惟欲除贫富相争之法。此法果除，觉百姓自无苦难，自然福祉日臻，坚强独立。”^[22]文章还介绍道:“恩格思有言，贫民联合以制富人，是人之能自别禽兽，而不任人簸弄也。”^[23]这些成为在中国出现的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名字及其学说的开端。

作为教会组织广学会机关报的《万国公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对其他学说的介绍一样，都是要服务于其宗教目的，用意也无非是在承认社会贫富对立的基础上，企图通过求助于超理性的宗教力量来消除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不公平的阶级对立。虽然《大同学》将马克思的学说仅仅概括为“安民新说”，“养民学”，赋予其宗教普济众生的字面意义，所引马克思的话的意思也不够准确。但这种客观介绍，却破天荒地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介绍给中国读者。

2.留学生对社会主义著作的译述

中国人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同日本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有重要关系。可以说，在十月革命以前，日本成为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成为最早迈向近代化，同时也是对西方思想了解较多的亚洲国家。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壮大及工人运动的发展，作为近代工人运动产物的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也在日本得到了较早的介绍与传播。19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学说开始在日本介绍和传播，并在20世纪初表现得十分活跃。恰逢此时，清政府宣布包括奖励留学在内的“新政”。以此为背景，留洋学生急剧增加。在经历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急欲寻找救国济民出路的留学生们，对当时日本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自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以大量的精力关注社会主义学说，与此同时，还向国内进行了介绍。于是，1901年至1905年间，在留日学生中形成了研究、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潮。中国留日学生的译著使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得到了最初的介绍，也使科学社会主义得到了初步介绍。

中国人最早使用社会主义的名词并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活动，也发生在留日学生当中，这就是1901年1月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杂志。该杂志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革命史实进行了许多介绍，同时也兼及社会主义运动。其中，在第一、二、三、六、八期上连载了日本人有贺长雄著的《近世政治史》一书的译文。^[24]该书第三章第一节中叙述了社会党的由来、第一国际历史及工人运动中不同派别，在介绍万国工人总会(即第一国际)和社会党的历史时，提到了马克思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学说。其中说:“麦克司(即马克思——引者)与拉司来(即拉萨尔——引者)，均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倡自由之说而两党之势以炽，然其主义各不相同。麦克司始在可伦(即科伦——引者)开设报馆，倡均贫富之说。后为政府所不容，窜于伦敦。会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各国工人之首领均会集于伦敦，名曰‘万国工人总会’。……此总会之主义，始极平和，不过欲扩张英国工人同盟之范围，合各国工人之势力，以求保护工人，脱资本家之束缚而已。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开总会于其内伐(即日内瓦——引者)，议定总会规约。麦克司自为参事会长，总理全体。”该书还说道:“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佣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25]这是中国人在自己办的报刊上第一次谈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的情况，同时把马克思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文中还提到“共产党”一词。

通过日本这条渠道对社会主义著作进行翻译，使中国人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了解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据有关学者统计，从1902年到1904年，国内出版了七部译自日文的评介社会主义的专著，它们是:村井知至著的《社会主义》，幸德秋水著的《广长舌》，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西川光次郎著的《社会党》，幸德秋水著的《社会主义神髓》，矢野龙溪著的《新社会》，岛田三郎著的《社会主义概评》。^[26]此外，有的报刊还连载了一些译自日文的有关社会主义的专著。这些著作的内容多是介绍社会主义各种流派、主要思想观点、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以及西欧各国社会党的概况，也包括一些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主要著作的内容。虽然这些著作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的基础入门书，却拓展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与认识。其中，村井知至、幸德秋水、福井准造等的著作在介绍社会主义学说方面内容集中，观点鲜明，给中国的思想界以很大的影响。

1902年4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井知至著、罗大维译的《社会主义》一书，是对马克思生平及其学说进行比较系统介绍的第一部译著。该书着重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指出:“资本家劳动者之二阶级，划然以定而有资本者终不过少数。以有资本故，乃占威权于多数者之上，挥其权能，肆行压制，莫或御之。劳动者既无主张其权利之力，唯唯迎资本家意。劳动之事务时间工资者，一切为资本家所定。抗之则不免沉沦饿莩之悲境，其状实奴隶不若也。其余利益(即剩余价值——引者)莫不为资本家之垄断。”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进行谴责和批判后指出，社会主义“其意在变资本之私有为共有，则少数者无垄断之私利，得共图社会之公益。若以此制度经营国家产业，决不至如今日生资本家与劳动者之二阶级”。^[27]

1903年2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既是日本较为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概况的第一部著作，又是近代中国较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28]书中将卡尔·马克思译为加陆马陆科斯。在第二编第一章以一万多字的篇幅写了《加陆马陆科斯及其主义》，专门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对马克思给予高度的赞美，写道:“马陆科斯者一代之伟人，长于文笔，其议论之精致，为天下所认识。”^[29]在论述马克思的学说时说:“加陆马陆科斯创设社会主义之实行，与国际的劳动者同盟(即第一国际——引者)以期社会之雄飞，其学理皆具于其《资本论》，大耸动于学界，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为一代之伟人。其学理与主义，吾人不能不进而采之也。”^[30]作者的观点虽然还带有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印记，然而，他毕竟划清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相当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概况，并深信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31]

1903年10月《浙江潮》编辑所出版的幸德秋水著、中国达识译书社译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是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读物，无论在当时的日本，还是在中国，都是一部水准较高的社会主义理论著作，代表那个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介绍的最高水平。全书基本上是依据《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两部经典著作的思想，对马克思及其学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书中将马克思译为凯洛·马尔克斯，在介绍唯物史观时说:“社会主义之祖师凯洛·马尔克斯者，为吾人道破所以能组织人类社会之真相者，曰:‘有史以来，不问何处何时，一切社会之所以组织者，必以经济的生产及交换之方法为根底。即如其时代之政治及历史，要亦不能外此而得解释’”^[32]书中在论述科学社会主义形成时写道:“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马尔克斯与其友音盖尔同发表《共产党宣言书》，详论阶级战争之由来及其要终，并谓万国劳动者同盟(即第一国际——引者)以来，社会主义俨然成一科学，非若旧时之空想狂热也。”^[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