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最初论述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诞生在特利尔城的一个律师家庭。他生活在德国经济和政治最发达的莱茵地区,从小受到思想比较开明的父亲的影响。他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就显示了这位未来无产阶级导师具有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高尚情操。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法律系。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柏林大学是当时黑格尔思想的中心。1837年马克思在施特劳拉休养期间结识了“博士俱乐部”成员,参加了这个俱乐部的活动。转向黑格尔,对于马克思来说“是表示过去一段时期结束的界标,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8]1841年春天,马克思大学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他放弃了在波恩大学执教的机会,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斗争。马克思的政治活动,是从1842年初所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开始的。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公开谴责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制度,表明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而对马克思的转变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他从参加《莱茵报》的工作起,到前往巴黎接触工人运动和研究政治经济学为止。其间大体经历了《莱茵报》、克罗茨纳赫和巴黎三个时期。

1842年4月至1843年3月17日,马克思参加了对普鲁士专制制度抱有对立情绪的《莱茵报》的撰稿和编辑工作,同年10月15日起,担任该报的主编。这是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和研究共产主义的开端。

在《莱茵报》期间,马克思先后发表了《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这些文章中的思想成果主要是:第一,马克思指出了旧哲学的缺陷是与现实生活脱节,阐述了哲学的使命及其同社会生活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9]第二,马克思开始注意社会的阶级结构和人们的物质利益,表明他向唯物主义观点迈出了最初的一步。在《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中,马克思在分析各个等级对待出版自由问题的态度时,揭示了德国的社会结构,揭示了这场辩论后面隐藏的各等级的利益,指出了从对立的社会利益中怎样会产生不同的意见分歧。他反复强调:“在形形色色反对出版自由的辩论人进行论战时,实际上进行论战的是他们的特殊等级”,“在这里论战的不是个别人,而是等级”。这种把议会中进行辩论的人看成代表特定等级的观点,孕育着发展为正确认识个人和阶级、阶级和阶级之间关系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所谓盗窃林木和违反有关森林、狩猎与牧场的立法的“罪行”,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为地主贵族效劳的莱茵省议会,甚至要求把去山林捡拾枯枝作为盗窃林木的范围,予以法律制裁。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坚定地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他说:“我们这些不实际的人都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节唯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我们的穷人要求习惯权利,但并不是限于某个地方的习惯权利,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权利。”^[10]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越出了精神领域,探讨了物质利益问题,用他的话说,“现在演的是现实生活的戏。”^[11]第三,马克思开始探求国家制度和管理原则产生的客观基础问题。1842年12月,《莱茵报》曾连续报道了摩塞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破产的景象。莱茵省省长冯·沙培尔指责《莱茵报》的文章是“恶意的诽谤”。马克思站出来为报道摩塞尔地区情况的记者辩护,并指出统治当局互相推诿、力图从自然现象和偶然现象中寻找原因的错误。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国家的某一地区经常陷于贫困状况,表明这个国家的管理原则同客观实际之间有矛盾。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种悲惨结局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官僚制度的管理原则不是由个人意志决定的,而是由某种客观关系决定的。他说:“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象呼吸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12]尽管这时马克思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客观关系”的基本内容就是社会经济关系,但他已经认识到在观察社会现象时,要把人的主观意愿和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区别开来,认识到在人的活动后面的客观关系所发生的作用,提出了决定整个国家制度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第四,马克思首次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表明自己的态度,并提出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论证的必要性。他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指出:“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事实,即使没有斯特拉斯堡的演说,也不论奥格斯堡如何保持沉默,它仍旧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13]这种以无产阶级要求夺取中产阶级财产为社会基础和实际内容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是英、法两国目前极端重要的问题,而且已经“具有欧洲的意义了”^[14]对于19世纪以来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从事的共产主义试验,马克思表示了明确的反对。他说:“我们坚信,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会成为普遍性的,那末,只要它一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15]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论证”即建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任务。

1843年春,普鲁士反动当局查封了《莱茵报》。同年5月,马克思移居克罗茨纳赫镇。在这以后的半年时间里,他带着在《莱茵报》时期所遇到的实际和理论问题,“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16]他研究了费尔巴哈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阅读了大量有关法、英、德等国的历史著作和法国启蒙学者的政治著作等,作了详细摘要即《克罗茨纳赫笔记》(五本),并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为准备出版《德法年鉴》的书信和《论犹太人问题》的底稿。这些著作中的思想表明马克思进一步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最主要的成就是得出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相反的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他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了。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马克思还强调指出,私有财产不仅是“国家制度的支柱”,而且还是“国家制度本身”,也是“国家制度的基础的基础。”^[17]在这里,马克思虽然还没有对“市民社会”作出科学的解释,没有指明“市民社会”就是国家的经济基础,但是这个结论的提出,却为全面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同时又表明马克思在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重要一步。

在克罗茨纳赫,马克思还对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史进行了研究。这种研究使马克思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它仍然是用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无法实现真正的普遍的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则要解放全人类,消灭一切阶级;无产阶级应当经过“不停顿的革命”,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马克思又同时反对以预言家的姿态推断未来的教条主义态度,他明确宣布:“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而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18]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偕同夫人燕妮迁居巴黎。富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巴黎,给了马克思以巨大影响。马克思一方面沿着克罗茨纳赫时期的思想继续前进,深入进行理论研究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终于完成了立场和世界观的转变。马克思在巴黎期间思想上的急速变化和进展,首先反映在《德法年鉴》所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中。

《论犹太人问题》是1843年秋在克罗茨纳赫开始写作,到巴黎以后才完成的。这篇文章探讨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即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第一次阐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马克思把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区分为性质与任务不同的两种运动或两个发展阶段。所谓政治解放,就是“人民所排斥的那种国家制度即专制权力所依靠的旧社会的解体。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19]“但是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类解放。”“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20]在这里,马克思已提出了以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私有制为目标,使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革命的要求。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可以说是马克思完全转向共产主义的里程碑。首先,马克思不再是一般地、抽象地提出“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区别,而是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姿态出现,指明了要使人类获得解放,必须在德国进行一场比资产阶级革命更彻底的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其次,马克思还阐述了物质和精神、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强调只有把群众的斗争和理论的批判结合起来,才能变革旧制度。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1]马克思还把理论——哲学同无产阶级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22]最后,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分析了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他指出,德国实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这“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遭受的苦难不仅是国家制度及其实行的某种政策所造成的,而且这种国家制度的前提是私有制的必然结果。因此,“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作为社会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23]这就告诉我们,要求消灭私有财产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和本性决定的;而只要实现了这一变革,就能使社会永远从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中解放出来。

《德法年鉴》只出版了一期创刊号就停刊了。大约从1844年3月起,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他阅读了亚当·斯密、李嘉图、萨伊、西蒙斯第、斯卡尔培克、詹·穆勒、成·舒耳茨、麦克库洛赫等人的著作,并做了九本笔记(即《巴黎笔记》)。而作为马克思在巴黎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则是在这年4-8月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手稿》既标志着马克思从《莱茵报》开始的“两个转变”的结束,又是创立包括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完整体系的开端。

马克思在《手稿》中从经济理论上对共产主义的论证可以归纳为:第一,从分析资本、地产、劳动三者分离这一前提出发,分别研究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分配社会财富的三种主要形式:工资、利润、地租,从而开始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及其历史命运,揭示资本主义必然要为共产主义所代替的一般趋势。第二,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认清了这个社会的基本阶级关系,即无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且随着它们之间斗争的日趋尖锐化必然导致革命。他说:“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24]第三,运用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理论,在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即空想共产主义的时候,阐述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见解。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25]第四,指明了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上的任务。他说:整个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26]当然,《手稿》论述共产主义还没有完全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还没有达到科学共产主义的高度,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