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翱及其复性学说

第四节　唐宋时期

一、李翱及其复性学说

李翱（772—841），字习之，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李翱是后魏尚书左仆射李冲的十世孙，与唐室皇帝同宗。《旧唐书》本传称其系“晋凉武昭王（李暠）之后”。其祖父李楚金明经出身，初授卫州（今河南汲县）参军，又授贝州（今河北清河县）司法参军。其父李行，曾因袭贝州事业，毕生平平，不为李翱称颂。唐代宗大历七年，李翱出生，祖父已故，家道艰难，他自己曾说“翱穷贱人也”（《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翱者，穷贱朴讷”（《谢杨郎中书》）。李翱的一生大体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学童至登进士第之前（6～26岁）。李翱“自六岁始读书”（《复性书》），“十五以后即有志于仁义”（《与淮南节度使书》），二十二岁时（贞元九年）就州府贡举，直到二十六岁，连年试于礼部，皆不及第，往来奔走，“困苦饥寒，踣而未能奋飞”。

第二阶段，从登进士第至面数宰相李逢吉过失、出为庐州刺史（27～53岁）。贞元十四年（798），李翱登进士第。次年授校书郎。贞元十六年（800），李翱娶韩愈从兄弟弇之女为妻。同年第一次出京做官，任滑州观察推官。五十三岁前，他做过京兆府司录参军、国子博士兼史馆修撰、岭南节度掌书记、浙东观察判官摄监察御史、舒州刺史、礼部郎中、庐州刺史。宪宗元和十四年，第二次被召进京，任国子博士兼史馆修撰。长庆三年（823年）十月李翱第三次被召入京，为吏部郎中。这一阶段，李翱不仅意气风发，自信自负，除完成其哲学代表作《复性书》之外，还写成了《从道论》、《学可进》、《去佛斋》、《正位》、《百官行状奏》等等，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主要思想。

第三阶段，从任庐州刺史至任山南东道节度使（54～65岁）。《新唐书》记载：“时州旱，遂疫，逋捐系路，亡籍口四万，权豪贱市田屋牟厚利，而窭户仍输赋，翱下教使以田占租，无得隐，收豪室税万二千缗，贫弱以安。”对李翱在庐州的业绩给予了肯定。文宗太和元年（827），李翱第四次进京，做谏议大夫，知制诰。太和三年二月，参拜中书舍人。太和五年，再出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御使。太和七年，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太和八年（835），李翱最后一次回朝任职，征为刑部侍郎。又转户部侍郎，再转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这一阶段，李翱有了“功成身退”之念，“累求罢去，尚未得，以为愧”，情绪低落。

第四阶段，辞官隐退直至卒于襄州（66～70岁）。李翱的退隐生活大概是在襄州度过的，因为开成五年（840），李翱在《卓异记序》中自称“在檀溪”。檀溪，乃襄州城外一名水，更因俗传刘备“跃马过檀溪”而著名。诸葛亮曾隐居过“隆中”，离此不远。李翱卒于唐武宗会昌元年，《旧唐书》记载，李翱“会昌中，卒于镇，谧曰文”。

李翱治学著述的思想背景。唐太宗李世民倡导儒家典籍整理，但过于看重儒家学说的意识形态功能，《五经正义》成了官方教科书，发挥了儒学“讲论经义，商略政事”的外王之道；而相对忽视了儒学向里通向身心性命，由“正诚格致”来安顿生命，升华生命的内圣意义，扼杀了儒学发展的灵性和生机，造成了初唐儒学在形式上的繁荣；儒学不再是文人学士真诚的信仰，而成了他们通往仕途的阶梯，他们真实的兴趣多在或诗文、或功名、或入禅门以佛教安身立命，致使唐代诗文繁荣、佛教鼎盛、儒学冷落。唐代中期官方儒学日趋僵化，佛、老迅猛发展，儒学不再“独尊”，社会影响亦远不及佛、道，一些自居正统的儒家学者则起而排佛、排道，韩愈、李翱属其典型代表。重建儒学精神、恢复儒学道统、回归孔孟、确立儒学正统地位成了韩愈在学术上的主要追求；韩愈对佛教的批判是其学术逻辑的重要前提，他提出“性三品说”以与佛教“佛性说”相抗衡。

李翱早年师从韩愈，《旧唐书》本传称其“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李翱和韩愈共撰《论语笔解》，有“墨海金壶”本存世。李翱的文风思想，均追随韩愈，辞致浑厚。李翱一生著述不少，却留传后世者不多，但皆为“精品”，所著《李文公集》在《四部丛刊》、《全唐文》中均有收录，只是《四部丛刊·李文公集》比《全唐文》少收七篇。在学术思想上，李翱力排佛、道，推崇思孟学派，其哲学代表作《复性书》提出了著名的“复性说”，却也大量阴取、吸收佛学、道家思想，开宋明理学之先声。其书有言：“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命曰‘复性书’，以理其心，以传乎其人。”

李翱复性学说的要旨大端，一是虚构与现实。李翱为了给他复性说提供历史根据，虚构了一个以孔子为起点而秦始废缺的圣人之道。他认为这个圣人之道最先由孔子传给颜渊、子思等人，子思著《中庸》四十七篇，后遭秦始皇焚书，仅存一篇，“于是此道废缺，其教授者唯节行、文章、章句、威仪、击剑之术相师焉，性命之源则吾弗能知其所传矣”（《复性书》上）。照此，李翱的圣人之道是指性命之学，是关于人性及其修养方法的理论。二是性与情。性与情是李翱复性说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前提。他认为“性者，天之命也”，是先天的内在本质，属善；“情者，性之动也”，是后天的外在表现，属恶。人性的善恶只关乎情，圣人者把握天性而不为情所感，百姓者则为情所困而不能反本于性。三是灭情复性。李翱认为，要恢复人之本性，须克服一切情欲。他吸收融会佛、道治心修身的方法；提倡“勿虑勿思”，“寂然不动”，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推崇和强调儒家《中庸》的“至诚论”。只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性与情之间的冲突，使人性复归为本然状态，从而亦达到复性论的最终目的。

总体来看，李翱的复性说是以儒学伦理为归宿，又大量地吸收佛学思想而成，其主要论点都表现出佛学影响的痕迹。这不仅在理论上为“人人皆尧舜”的道德境界留下了地盘，也类似于禅宗“人人可成佛”的含义，为儒家心性论与佛教佛性论相抗衡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吸收了道家的思想材料，如圣人有性无情说，就源于魏晋玄学家何晏。李翱的复性说虽以对抗佛、老为出发点，实则表现出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趋向，成为宋明理学的理论准备。所以，李翱的复性说是儒学发展史，也是中国哲学史上影响重大而深远的理论。

二、吴玠、吴璘及其武功韬略

吴玠（1093—1139），字晋卿，南宋名将，德顺军陇干（今静宁县）人，后因其父葬于水洛城（今甘肃庄浪县），故迁居水洛定居。北宋末年，不满二十岁的吴玠便参加了泾源军。徽宗政和年间，西夏侵犯边地，他勇敢善战，因功补升进义副尉，不久升为队将。靖康初，西夏进攻怀德军，吴玠出奇制胜，晋升第二副将。随后曾为前锋，迎击金兵于秦雍，攻克华州（今陕西华县）。金帅娄宿和撒离喝长驱入关，吴玠奉命在彭原店拒敌，金兵溃窜。

绍光元年（1131），金兵将领没立自凤翔（今陕西凤翔县），另一将乌鲁折合自阶成（甘肃成县），出散关（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岭上），约定日期，合击兵屯咽喉之地和尚原的吴玠、吴璘军，拉开了和尚原战役的序幕。此战吴玠指挥若定，大获全胜。金将娄宿死后，兀术会合各路金兵十万余众，再犯和尚原，吴玠、吴璘兄弟以少胜多，打击了金兵的嚣张气焰。吴玠也因此役擢升为镇西军节度使，吴璘升为泾源路马步军副总管。后金兵觊觎仙人关（甘肃徽县南），以企牵制吴玠，而围绕仙人关的几次战役，金人损失惨重，不得夺关入蜀，且深感吴玠“终不可犯”，只好退守凤翔，“不敢妄动”。

吴玠与岳飞都是南宋初年的抗金英雄，据《宣和遗事》记载：“张浚明州一捷，之后有太湖之捷，金山之捷。岳飞静安之捷，牛皋安丰之捷，吴玠和尚原之捷、杀金平之捷、采石之捷。凡十三战功，自是中国之兵势复张矣”，金人受挫而南宋暂得安定。吴玠素佩岳飞，赞之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并愿结为友好。惜吴玠后来居功骄傲，“晚节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年四十七岁。

吴璘（1102—1167）字唐卿，吴玠弟，与兄并肩抗金，同为南宋名将，积功至閤门宣赞舍人。吴玠死后，代兄统兵，朝廷授璘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吴璘为人刚勇，喜大节略苛细，读史晓大义，及病危弥留，亦不念亲人，一心保蜀，耿耿为国，遗表说：“愿陛下毋弃四川，毋轻出兵。”噩耗传到京城，朝野悲痛，停止上朝两天，以示哀悼，追封其为信王。享年六十六岁。

绍兴七年（1137），金人废弃傀儡刘豫，归还河南、陕西两地。楼炤出使陕西，打算让郭浩驻守鄜延（今陕西延安），杨政驻守熙河（今临洮一带），吴璘驻守秦凤（今天水市一带），还准备把川口的守军调往陕西，实行三帅分陕而守的策略。吴璘极力反对：“金人反复难信，惧有他变。今我移军陕右，蜀口空虚，敌若自南出，直捣蜀口，我不战自屈矣。当且依山为屯，控其要害，迟其情见力疲，渐图进据。”楼炤表示同意，随命吴璘与杨政两军屯内地以保蜀。不久，胡世将以四川制置权宣抚司事至河池，吴璘拜见并陈词说：“金大兵屯河中府（山西永济县蒲州镇），止隔大庆一桥尔，骑兵疾驰，不五日至川口。吾军远在陕西，绥急不可追集，关隘不葺，粮运断绝，此存亡之秋也。”当时，南宋朝廷恃和忘战，欲废仙人关，经吴璘慷慨陈词，晓以利害，胡世将在朝廷上力辩得失，认为“仙人关未宜遽废，鱼关仓亦宜积粮”。获准后，吴璘便派亲兵三队赴秦州，留大军守阶、成山寨。

绍兴十年（1140），金人背盟南下，直逼凤翔。吴璘力排众议，调兵遣将，严阵迎战，金兵溃逃，但隔渭河对峙，见宋军严阵以待，乃叹曰：“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此难与争”，遂引残兵而去。绍兴十一年（1141年），吴璘又与金兵统军胡盏战于剡家湾，璘创“叠阵法”，重创金兵，恢复秦陇诸郡。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背盟，宋军告急，年过六旬的吴璘，力支病体，重上仙人关驻守。是年冬，吴璘兵出汉中，收复商、虢二州。此后又连续作战，收复了河源州及积石、镇戎军、大散关；亲自督战，八天便恢复德州，继而又攻克会、熙、巩等十三州。这一连串收复失地的战绩，终因朝廷与金议和而放弃。

吴家兄弟善于治军带兵。军事将领，既要威重士卒，又要胸怀韬略。吴玠有远谋，爱士兵。选将不依亲故权贵，而是量才录用；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当时他一边作战，一边屯田，解决了将士的军需之用，同时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深得老百姓的拥戴。宋高宗因吴玠战功昭著，授予“四川宣抚使，陕西阶、成等州皆听节制”，“孝宗淳熙年间被追封为涪王”。至今徽县城北古柏参天的山巅上有他的墓和立于南宋初年的吴玠碑，徽县嘉陵江边有古迹吴王洞，汉中略阳有吴王城，均是后人立祠纪念吴玠的地方。宝天铁路途中天水县“吴砦”，就是吴玠当年屯兵抗金之地。吴璘带兵，“严而有恩，虚心询受，虽身为大将，卒伍至下者得以情达，故士乐为之死”。另一方面，他统兵打仗常常亲临沙场，身先士卒，士兵们无不以一当十，“人益奋搏”。在选拔将帅上，吴璘同其兄一样，注重在实践中考察、选拔人才，并能量力、量材使用。他慧眼独具，不徇私情，严防投机取巧者以小技得志。有人荐才，他便说：“官兵尝试，难知其才。以小善进之，则侥幸者获志，而边人宿将之心怠矣。”

吴家兄弟谙熟兵法，知己知彼，深谋略，重防御。吴玠死后，有部将询问吴璘其兄制胜的原因，吴璘说：“璘从先兄有事西夏，每战，不过一进却之顷，胜负辄分。至金人，则更进更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胜不遽追，败不至乱。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与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盖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中国士卒，不及金人之坚耐。吾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则其冲突固不能相及。于是选据形便，出锐卒更迭挠之，与之为无穷，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坚忍之势。至决机于两阵之间，则璘有不能言者。”吴玠与金兵交战能做到知己知彼，不骄傲轻敌，以己长攻彼短，乃胜。而吴璘亦深通兵法。有一次宋高宗问他胜敌之术，他说：“弱者出战，强者继之。”高宗称赞“此孙膑三驷之法，一败而二胜也”。天水正当陇蜀咽喉，一百多年的宋金对抗，天水自然是主战场。为固守天水，吴璘在天水西（今天水市秦城区汪川乡）依山势地形，构筑连环防御工事，堡寨相连，长达三十里，互为依托，易守难攻，其主体建筑有城堡十二座，人称“十二连城”；又于其平川地带按水脉地势，开凿水渠五百五十四条，渠道纵横连绵，形若布网，平时灌溉农田，战时则是敌人墓场，《直隶秦州新志》称之为“地网”。连城地网构成完整的立体防线，成为宋军多年掌控天水这一兵家必争之地的坚强保障。

吴璘还特别重视战略战术的总结。他著有兵法二篇，其大意是：“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及我之短，制彼之长。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汉所长，兼收而并用之，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制其重甲，则劲弓强弩；制其弓矢，则以远克近，以强制弱。布阵之法，则以步军为阵心，左右翼，以马军为左右肋，据马布两肋之间；至帖拨增损之不同，则系乎临机”。他多年与金人打仗，在其兄吴玠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套制胜金兵的战略战术，成为后来带兵打仗者必须牢记的经验。吴璘守蜀二十多年，威重西南，声名仅次于兄玠。

南宋时期，金人垂涎西蜀，再三兴兵掳掠，妄图占据西蜀“天府之国”。从富平之战宋军失利后，秦、凤皆陷金人之手，蜀地门户洞开，西南形势十分吃紧。吴玠、吴璘兄弟率军突起，统兵拒敌，使金人阴谋始终不能得逞，谱写了抗金史上光辉而灿烂的一页。人们称誉吴玠兄弟俩是镇守秦陇、保卫蜀汉的长城。宋史赞曰：“吴玠与弟璘智勇忠实，戮力同心，据险抗敌，卒保全蜀，以功名终，盛哉！”这评价是公允的、名副其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