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介绍

1.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最初接触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中国人最早接触社会主义运动是在19世纪60年代，由近代以来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之一张德彝进行记载的。张德彝是在洋务运动中兴办的京师同文馆毕业的学生，1866年曾首次游历欧洲，后写成游记《航海述奇》。1869年，他又随中国第一个到西方的外交使团出国，写成了游记《欧美环游记〈再述奇〉》，其中提到了当时法国工人运动的情况，记述到，五月初一(6月10日)晚，“马达兰大街有白衣贫民二百馀名，齐声歌唱，喧哗作乱。因朝廷荐举不公，以致官民不和。官兵前往弹压，被伤损者六七人，拆毁商捕、气灯若许。”^[2]这可视为中国了解西方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初信息。1971年1月，他随崇厚为首的代表团赴法国，从1月24日到12月10日，一直滞留在法，并写成了游记《三述奇》。其间，他目睹了1871年3月18日爆发的震惊世界的巴黎公社起义。虽然他于公社起义后的第二天就离开巴黎，直到公社失败后才返回，这些记载作为对巴黎公社本身的目击价值是有限的。但是，他在凡尔赛时期和回到燹后巴黎所见所闻的记载，却具有较大的目击价值。^[3]张德彝对巴黎工人阶级为保卫公社而展开的英勇斗争，公社颁布的法令，“五月流血周”后反动势力对凡公社战士的残酷暴行，革命志士大义凛然，令人敬佩的无惧壮举等，进行了描述。他记述到，农历四月十六日(6月3日)，“晚，又解过‘叛勇’，二千五百馀人，有吸烟者，有唱曲者，盖虽被擒，以示无忧惧也。可知天下风气，大抵相同”。农历四月十九日(6月6日)，“未正，由楼下解去叛勇一千八百人。妇女有百余名，虽被赭衣，而气象轩昂，无一毫鸟娜态”。^[4]由于张德彝的手稿一直没有出版，所以未能造成社会影响。

巴黎公社起义发生后，中国的少数刊物对此进行了报导，如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的中文周刊《中国教会新报》刊载过普法战争和“法京民变”、“巴黎乱世”的新闻。第一个向国内大众介绍巴黎公社革命活动中国人的是王韬。巴黎公社起义发生后，刚从欧洲回国不久的王韬，与精通外语的张宗良合作，译写了大批报导，在香港《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发表，后又被上海《申报》转载。1871年，王韬将这些报导加以编次和补充，汇成《普法战纪》十四卷，由中华印务总局于1873年8月刊刻发行。该书颇为详细地记载了普法战争引发的政局变动及巴黎公社起义的情况，成为第一部用中文写的近代外国专史及巴黎公社运动史。

就政治观点来看，王韬是站在反动政府的立场来进行记叙和评价的，将这一事件称为“叛乱”，称起义工人和国民自卫军称之为“匪党”、“乱党”、“乱徒”、“乱民”、“莠民”，称公社的领导人为“叛首”，甚至认为起义者们是应该被杀掉的。尽管他颠倒了是非，但还是比较平实地记录了巴黎公社的见闻，对此次事件作了有意义的概要记述。关于起义当时的情形，书中记载道:“爹亚(梯也尔——引者注)方行，叛首勉拿地(今译勉诺蒂，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加里波的)振臂一呼，乱者四应，从之者十余万。各村乱民，无不斩木揭竿，蠢然竞起，弹指之间，其乱已成。三月十八日，法京民心大震。法廷大臣遣兵往御，扪勿特(蒙马特尔)、卑厘威尔(伯利维尔)、浮毕晏华(拉维列特)各处，悉拔重兵镇守。始仅民乱，及遣护勇，前往弹压，而护勇闻变亦叛。^[5]

虽然王韬是站在反动政府的立场来看待这起事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凡尔赛反动政府及军队的凶残，反映了起义军的英勇与坚强，字里行间表露了对起义者们的同情与赞美。当巴黎工人受到惨绝人寰的屠杀时，他不自禁地流露出同情之感，对反动政府的暴行予以揭露，写道:“官军前后擒获贼众甚多，获即击杀，极形残酷。兵刃相接，杀人如麻，积骨成邱陵，流血成沟浍。……定乱法军之剿贼也，过于残酷。所擒无论妇女童稚，苟持械于手者，立置死地，无一毫怜悯心。……擒得贼党，概治以军律，用枪击杀。每次以五十人或至一百人为一队，火枪所拟，溃肠洞腹，碎首裂脑，诛戮亦殊惨矣。”^[6]

王韬在记述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运动时，还夹杂了他自己的分析与评论。他认为，巴黎公社运动之所以发生，是由于“自主二字害之也。方法国廷臣之转为自主之国也，民间嚣然，皆以为自此可得自由，不复归统辖，受征炼徭，从役使，画疆自理，各无相制。”^[7]《普法战纪》的报导，使中国人第一次了解西方世界在创造较高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存在着压迫与杀戮，对这些事实的叙述成为中国人了解巴黎公社的一扇窗口。

2.社会主义运动及社会主义学说的进一步介绍

欧美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经过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短暂低潮后，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后又高涨起来，工人阶级的政党相继建立，社会主义思潮得到进一步传播。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也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介绍。

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最早介绍，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上海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出版的刊物和翻译的书籍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西国近世汇编》。^[8]《汇编》是由当时著名的洋务运动企业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出版的不定期的译报，从1873年到1899年，共出108期。刊物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编，刊载了一些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金楷理口译，中国人蔡锡龄等笔述的文章^[9]《汇编》，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各方面的动态进行报道的同时，自然也会涉及欧美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如记述了1873年英国、西班牙等国工人为了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罢工运动情况，还说明英国煤矿工人罢工的原因，“实由矿主以煤值日贱，深虞亏折，遂议减矿夫工价百分去十，而矿工不从，坐是停工。”^[10]在报导1875年俄国民粹主义运动时，将其思想主张概括为“创为贫富均财之说，欲藉其本境殷富，夺其资财，以予贫乏”。^[11]把社会民主党译为“莎舍尔德玛噶里”，把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参与议会选举称为“主欧罗马大同之方针者”。在对1877年美国的旧金山、纽约等地社会主义运动报道时，还最早使用了共产主义者的音译“康密尼党”、“康密尼人”，这是中国人最早知道“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汇编》记载道:美国的共产主义者们宣传“贫富适均”，发动工人与资本家斗争，对此，美国官方震惊，派警力在各地加大巡察。虽然，《汇编》的记述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偏见，但它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学说的介绍，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

继《西国近事汇编》之后，由传教士办的《万国公报》、维新派的机关报《时务报》等，也刊载过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大量文章。《万国公报》从1891年12月的第35册至1892年4月的第39册，连载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贝拉米著、传教土李提摩太翻译的一部表现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小说——《回头看纪略》，小说原名《回顾2000－1878》(Looking Back Wood，2000－1887)。描绘了公元2000年时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占有一切生产机构与分配机构，在高效率的机器大生产基础上，实现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完全平等。^[12]之后，广学会还将它汇集成小册子，题为《百年一觉》，在我国产生了广泛影响。从1894年12月到1899年6月，《万国公报》又先后刊登了英国人马林所写的《以地租征税论》、《再论以地征租之利》、《富民策》等文章，系统介绍了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单税社会主义学说。马林在译介时还认为，中国“当今之患，不在不足而在不均”，解决的办法就是“只收按地之租，悉免他途之税”。^[13]1896年出版的《时务报》第六册，报导了同年7月31日在伦敦召开的社会党开万国大会(即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消息，对会议的内容作了概要的介绍，写道会议“推法国社会党代议员埃武亚利安为议长，美国社会党工人协会员麻士武摩害亚为副长。聚议时，首及公学校之事，欲使小儿自入幼学院，以至大学皆以公款办理，庶贫民皆得受高等教育也。又议定一禁例，凡十八岁以下之童子，不得使作夜工，又不论何等工业，一礼拜内作工时刻，不得过二十四时”。^[14]

在《西国近事汇编》刊行的前后，《佐治自言》、《万国史记》、《富国策》、《时事新论》、《泰西新文揽要》等书，也间或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有所解释。这些解释多付之以平均、平等的内涵。^[15]这其中以《佐治自言》最具有代表性，此书是由英国传教士博兰雅口译，中国人应祖锡笔述，江南制造局于1885年发行的，它在晚清思想界很有影响。全书旨在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主张人人有自主之权。^[16]其中第十八章《论平分产业之弊》介绍道:“法国向有人言‘一国产业，必与一国人平分，令各人皆得等分，方为公道’等语。”虽然该书认为“此种人皆因狃于虚名，而以平分产业为一视同仁之事，第博一时名誉，并不计其事可行与否，故往往著为论说，使阅者心目为之一快”。^[17]断定此说并不可行。但这种论述和介绍还是有助于开阔中国人的眼界，了解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主张。

从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清政府派出了以郭嵩焘、李凤苞等为代表的第一批驻外公使，他们的出使日记也片断地介绍了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虽然由于受到长期的封建思想的束缚，这些记录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偏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情。郭嵩焘的日记在当时大都未发表(《使西纪程》于1877年刊行，但没有涉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容)，他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记录当时还无人知晓。李凤苞的《使德日记》被辑入1895年刻刊的《灵鹣阁丛书》第二集中。李凤苞于1878年至1879年任中国首任驻德公使，他在日记中不仅记录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若干事件，还记载了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如他记录了德皇遇刺的情况，并进行了分析。他写道:在1878年12月5日(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午刻，德君伤愈回都。先是欧洲有莎舍尔德玛噶里会，译音平会，欲天下一切平等，无贵贱贫富之分。其愚者遂以为夷灭君相，则穷黎皆得饱暖。故屡刺德君。”^[18]次年1月2日(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又写道:“德国查屡次谋弑之平会。西语莎舍尔德玛噶里，各国皆有之。瑞士为民政国，故混迹尤多;在俄者曰尼赫力士;在法者曰廓密尼士。今各国禁逐。……又闻柏林有平会五万八千人，且有充议员者，德君不能禁也”。^[19]李凤苞将社会主义思想主张概括为“欲天下一切平等，无贵贱贫富之分”，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学说认识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