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及其学说在中国的进一步介绍

继传教士和留日学生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后，当时中国许多政治派别的人物也从各自的需要出发，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马克思及其学说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提及和介绍。虽然他们都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也不可能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更不准备将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应用于中国大地，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介绍，却有益于中国的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

1.改良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

资产阶级维新派首领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次年底又从日本赴美洲，1902年他在东京主编《新民丛报》，在此期间，他又进一步接触到各种学说和思潮。对于当时发生在中国留日学生中的社会主义热潮，一向以思想活跃、知识广博而闻名于世的梁启超也表现出了很大的热忱，其敏锐的笔触也涉足其间，并以“更研哲理牖新知”的姿态介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文章在对进化论进行赞扬的同时，又认为此说也存在着不足，因而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批评。文章是从这一角度引出马克思，并对马克思及其学说进行评价。这样，梁启超也就成为中国人在自己的论著中最早提到马克思的人物。文章在评价斯宾塞的进化论的不足之处时说，其“自谓借生物学之原理，以定人类之原理。而其于人类将来之进化当由何途?当以何为归宿?竟不能确实指明，而世界第一大问题，竟虚悬而无薄。故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嘲之曰:‘今世学者，以科学破宗教’，谓人类乃由下等动物变化而来。然其变化之律，以人类为极点乎?抑人类之上，更有他日进化之一阶级乎?彼等无以应也”。^[34]该文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群主义”，与个人主义相对立。还说:“今日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即尼采——引者)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二者虽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之其目的皆在现在，而未尝有所谓未来者存也。”^[35]1903年11至1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40至43号上发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指出:“观夫近今社会党之生计学者，其论托辣斯也，不惟无贬词，且以其有合于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最多)之学理，实为变私财以作公财之一阶梯”。^[36]1904年2月，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第46至48号上发表了《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作了简要的介绍，写道:“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37]

当时倾向于改良主义的《新世界学报》、《政艺通报》等报刊也发表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文章。1903年2月至4月，《新世界学报》连载了杜士珍译撰的日本人久松义典著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译述者对原书“润其辞，删其繁，先译述之，而断之以己见”，在每一章都增加了许多按语，说明自己的观点。^[38]在第一编第一章的译者按中写道:“社会主义，英文谓之‘索西亚利士谟Socialism，其训即共产主义是也。”“日本译之，或曰社会主义，或曰共产主义，或直译其音，三旨皆通用。总之社会主义，‘索西亚利士谟’者，其宗旨专在废私有财产，而为社会财产，为共有财产”。^[39]1903年12月，《政艺通报》发表了《德国之社会民主党》一文，报导了同年6月德国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取得胜利的情况，说:“该民主党向奉马枯士(即马克思——引者)之革命的共产主义以为圭臬。”并介绍了该党当年选举之时的政纲，其内容包括:采用男女各人一票之制，推广言论及出版之自由，男女在法律上居平等之地位等。认为这个政纲，“颇合于民心，得全国之欢迎，是其压各政党而得莫大胜利之所以”。^[40]同时，改良派的出版物还出版了许多翻译国外论述社会主义的专著，村井知至著的《社会主义》、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西川光次郎著的《社会党》，就是改良派的出版机关广智书局出版的。

2.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

对马克思及其学说进行最早介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是马君武。1903年2月，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发表了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该文在介绍社会主义学说时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讲道:“社会主义者Socialism，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Saint－Simon、佛礼儿Fourier，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Louis Blanc、布鲁东Proudon，极盛于德意志人拉沙勒Ferdinand Lassalle、马克司Karl Marx”。^[41]佛礼儿、鲁意伯龙、布鲁东、拉沙勒现在分别译为傅立叶、路易·勃朗、蒲鲁东、拉萨尔。该文附录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中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目录，列举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五本书，这是迄今为止在文字记载上所见到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书单^[42]。

当时旅居日本的孙中山也对社会主义表示出向往之意，1905年5月，孙中山访问位于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在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王德威尔得、胡斯曼会谈时，提出了加入第二国际的请求。同时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要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但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换句话说，中国将要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他还乐观地对欧洲人表示:“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那时，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43]同年10月，孙中山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中提出三民主义的主张，强调“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按孙中山本人的解释，其所谓的民主主义，指的就是“社会主义”。同盟会成立后，《民报》陆续刊载了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使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有了新的进展。

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对马克思学说介绍贡献最突出的是朱执信。他在1905年11月《民报》第2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的第一传记《马尔克Marc》，将马克思译为马尔克。文章较为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对宣言第二部分所列的“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44]，即十条纲领进行介绍。文中称，“马尔克既草《共产主义宣言》，万国共产同盟会奉以为金科玉律，故颂美马尔克、诟病马尔克者咸是归焉。然马尔克之他述作固甚夥，常与嫣及尔(即恩格斯——引者)共著，学者宝贵之。而其学理上之论议，尤为世所宗者，则资本史及《资本沦》也。”该文还评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认为，“马尔克此论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45]

叶夏生写的《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一文，在革命党人介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中具有代表性。该文发表在1906年9月《民报》第7号上，文章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十条纲领，讲道，“观其《共产党之宣言》，乃农工奖励银行之设置，可证其主义之非乌托邦者”。文章还阐述了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三点区别:一是无政府主义主张废灭政府;社会主义则在利用政府。二是无政府主义轻蔑政治，破坏法律;社会主义则服从法律，维持善良之政府，尊重生命。三是无政府主义之事业，蔑视法律之绝对的自己主义也;社会主义之事业，则平和而有秩序，且博爱者也。“社会主义较无政府主义，其根据确实。”^[46]

在辛亥革命前，《民报》还刊登了许多译自日文著作中的关于评介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文章。如，宋教仁译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1906年6月)，介绍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历史概况，说，“万国劳动者同盟，实由于马尔克之指导而成”，^[47]对第二国际中的“马尔克派”持同情的态度。廖仲恺译的《社会主义史大纲》(1906年9月)，将1817年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分为五个时期，在论及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时指出，正是由于1872年海牙大会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决裂，才使“万国同盟实因之后活，社会主义亦因之得救”。^[48]革命派的报纸《民立报》于1911年8月13至14日，刊载了宋教仁的《社会主义商榷》一文，文章将社会主义分为四个流派:一为无治主义，即所谓无政府主义;二为共产主义;三为社会民主主义;四为国家社会主义，即所谓社会改良主义。关于共产主义，该文说:“谓一切之资本及财产皆为社会共通生活之结果，以为私有实为不当，宜归之社会公有，由各个人公处理之云云，各国之共产党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家皆属此派。”^[49]

辛亥革命后，革命派进一步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介绍和研究。孙中山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给予高度的称赞，他在1912年10月作的《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演讲中，称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50]

3.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中，无政府主义是较为活跃的一个派别，无政府主义者在宣传自己的主张时，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也进行了介绍。1907年，由张继、刘师培等人发起，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并以《天义》报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他们在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也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且着重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两部著作。在1907年10月《天义》报的出书预告目录中，就有《共产党宣言》一书。12月《天义》报登载了《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文后以附录的形式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关于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论述，并在按语中写道:“马氏等所主共产说，虽与无政府共产主义不同，而此所言则甚当。彼等之意以为资本私有制度消灭，则一切私娼之制自不复存，而此制之废，必俟经济革命以后，可谓探源之论矣。”^[51]1908年1月，《天义》报登载了民鸣翻译的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并在译后记中写道:“《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52]1908年春，刘师培在《天义》报第16至19四册合刊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序》，说:“马氏暮年宗旨虽与巴枯宁离析，致现今社会民主党利用国会政策陷身卑猥。然当其壮年，则所持之旨固在共产。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53]

1908春出版的《天义》报合刊上还刊载了署名志达的《女子问题研究》一文，其中第一编为“因格尔斯学说”，介绍了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时译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原》)，文章论述道:“其推论家族之起源，援引历史，以为此等之制，均由视妇女为财产。”并翻译了该书第二节《家庭》中“在今日的资产阶级中间，缔结婚姻有两种方式”以下数节内容。还在评语中写道:“彼以今之结婚均由财产，故由法律上言之，虽结婚由于男女间之契约，实则均由经济之关系而生耳，无异雇主之于工人也。观于彼说，则女子欲求解放，必自经济革命始，彰彰明矣。”^[54]同期的《天义》报还节译了英国社会党领袖哈因秃曼(今译海德门)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一书的第一章，译者在序言中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予以很高的称赞，说道:“自马尔克斯以为古今各社会均援产业制度而迁，凡一切历史之事实，均因经营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自此谊发明，然后言社会主义者始得所根据。因格尔斯以马氏发见此等历史，与达尔文发见生物学，其功不殊，诚不诬也。”^[55]

辛亥革命以后，以刘师复为首的另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社”，在它主办的刊物《晦鸣录》(后改名为《民声》)上发表一些介绍过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文章。其中，1914年4月《民声》第6号发表刘师复的《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一文，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原理批评孙中山、江亢虎等人的土地政策和国有化政策。指出，实行征收单一地税、大企业收归国有等主张，是“误认社会政策为社会主义，复误认社会政策之所谓国有事业，即为社会主义之资本公有，故至以麦氏(即马克思——引者)资本公有亨氏(即亨利·乔治——引者)土地公行相提并论”。这是由于“不知所谓资本公有者，乃取回生产机关，操之劳动者之手，由劳动者自使用之”。他还引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含义:“资本者乃货物生产之际，所发生之一种社会的关系也。故生产机关苟操之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之手，此时即无资本之可言。惟藉生产机关以剥夺劳动者之利益，至是始称为资本”。^[56]此番论述颇为中肯。

4.中国社会党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

清末民初，在谈论、研究社会主义风行一时的背景下，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纷纷成立学习、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以江亢虎为首的中国社会党就是其中的代表。1911年7月，江亢虎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为该会撰写、翻译社会主义理论著作。他在1911年8月的《社会星》第2期上发表了《介绍地税归公之学说》一文，认为“地税归公”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辛亥革命后，江亢虎预感到中国日后必将实行政党政治，便于1911年11月在北京将“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党”，自认为部长。他们出版了《社会星》、《新世界》、《社会党日刊》、《社会党月刊》等刊物。此外，中国社会党的地方支部也有刊物发行。这些刊物登载过一些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文章和译著。

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的机关刊物《新世界》于1912年5至7月，连载了恩格斯的重要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当时译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的部分内容，这是在国内最早翻译和刊载的恩格斯的这本著作。同年6月，《新世界》第2期刊登了朱执信译述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给予高度评价，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进行介绍。文章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对马克思及其学说进行高度赞扬，称正是由于马克思及其学说，才使“今日社会主义之学说，磅礡郁积，社会党之势力澎湃弥蔓，能使全世界大多数之人类均栖息于是旗帜之下，又使自有历史以来之富家豪族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该文还称《共产党宣言》“不啻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也”。^[57]

江亢虎本人也大谈“社会主义”。1912年12月，他针对宋教仁发表于《民立报》的《社会主义商榷》，在《社会》杂志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商榷案》，在评述宋教仁关于社会主义流派的划分的同时，指出:“共产主义乃社会主义之中坚。盖社会主义固直接缘经济之不平等而发生者也。……均产主义、集产主义，其方法不如共产之善，故虽以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不祧之宗可也。”他还对共产主义的作用作了介绍，说道:“必须根本上改革现在之经济制度，而举个人私有者悉变为社会公有者。”^[58]

在江亢虎标榜的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民众当家作主的社会，对私有财产严加限制”的口号鼓惑下，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加入该党，连《京报》、《晨报》这样的大报也刊登了不少为社会党摇旗呐喊的文章。然而，江亢虎的社会党人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后，江亢虎多次上书袁世凯等表白，说明其主张的社会主义是属于温和派的，他们“不欲琐琐干预政府之行为，更无取而代之野心”。^[59]当1913年7月袁世凯下令解散社会党时，江亢虎随即声明遵命解散，并在《京报》上公开发表《告别中国社会党人宣言》。从此，中国社会党逐渐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