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

五、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谈毛泽东哲学著作的民族语言特点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因此，他表示要“力求给哲学说德语”，并认为，“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1]。且不论黑格尔让哲学说德语是否带有民族的偏见(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将要谈到)，也不论他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性质，显然他关于哲学与民族语言关系的见解是值得注意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世界的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没有国家民族的界限；但是它的传播和发展却又必须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这不仅因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历史传统不同、社会现状不同，而且民族语言的隔碍也是不能忽视的。共同语言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思想的物质外壳，语言作为思想的媒介直接影响思想的交流。我们必须批判资产阶级普通语义学等学派对语言作用的片面的夸张甚至荒诞的描写，但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语言对思想的限制和作用。准确、鲜明、生动的民族语言形式，是一个民族真正消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条件。

所以，如何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显然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我们的民族财富，变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毛泽东同志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他一再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只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等等。^[2]这里毛泽东同志虽未明确提出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任务，但明显包含着这样的意义，因为民族形式、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民族的语言形式。

毛泽东同志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努力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就是为了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广大中国人民手里的锐利思想武器，为了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作用，更好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是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的重要前提，而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又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根本目的。毛泽东同志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我们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依据，这是我们都已熟知的毛泽东同志的绝妙艺术。仅从五卷《毛泽东选集》看，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做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始(1926年)，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中国经济建设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阐明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矛盾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从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专论，到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论文，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都充实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现实内容，都具有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民族语言形式，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关于这一点，国内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工作者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这一总的特点，对此不加赘述，我们想具体谈一下毛泽东哲学著作民族语言形式的特点。

充分汲取中国哲学史的丰富营养，利用中国哲学史的概念和范畴，是毛泽东哲学著作民族语言形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哲学传统，丰富的哲学思想材料的民族，毛泽东同志十分珍视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的重要任务。毛泽东同志身体力行，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熔铸了丰富的中国哲学史材料，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为副标题，以“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为全文之总结，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行观。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重要范畴，《尚书》即已提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中经荀子“学止于行”、朱熹“知先行后”、王守仁“知行合一”、王夫之“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等论断，一直发展到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毛泽东同志把这样一个几乎贯穿于全部中国哲学史的重要范畴，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含义，使具有浓厚的封建道德色彩的知行关系学说，升华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知，已不是封建伦理道德“天理”、“纲常”之知；行，也不是封建伦理道德的“践履笃行”，知行关系已是具有丰富社会内容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内容。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熔铸进了几千年的民族历史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赞扬黑格尔哲学的“巨大的历史感”，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也同样有巨大的民族历史感。

中国哲学史具有丰富的素朴辩证法传统，《易经》即有阴阳交感、发展变化的思想，而《老子》辩证法的高度足可傲视古希腊哲学。黑格尔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囿于民族偏见，极力贬低中国语言和中国悠久的哲学传统，他所津津乐道的在德国语言中看到的思辨精神，其实在中国古代的一些著作中早已具有。毛泽东同志著名的《矛盾论》中矛盾的概念就是源于《韩非子》中“自相矛盾”的寓言，这个寓言中已具有对立统一的思想萌芽。宋人朱熹和明人方以智的“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命题，已朦胧或部分地接近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正确表达。毛泽东同志继承中国古代素朴辩证法的传统，努力把这些素朴形态的概念和命题提高到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形态。毛泽东同志曾用“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来表达辩证法的基本精神，用“相反相成”表达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等等。这就使高度抽象的唯物辩证法原理得到了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民族语言形式的表达，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思想财富。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毛泽东同志运用中国哲学史上的概念和范畴，乃至某些命题，是把它运用到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中，是已把这些概念、范畴和命题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含义，而不是在中国哲学史原有的意义上来运用它。因此，绝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孤立地抽取某一概念和命题，肢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完整体系，使其退回到中国哲学史上的素朴辩证法，乃至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水平。毛泽东同志将这些概念和命题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表达，只是为发掘出中国哲学史中固有的思想精华，使其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高度，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哲学史的传统上更易于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而绝不是用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毛泽东同志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民族语言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根本原则。

借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毛泽东哲学著作民族语言形式的又一特点。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明古国，劳动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我们不仅有丰富的哲学遗产，而且有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在古代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之中包含着古老的智慧和丰富的哲理，大量的神话传说、文学作品通过民间艺人传播、口头流传等渠道，一代代留给中华民族的子孙，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和审美生活，而且也给人们以哲理的启迪。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具有极好的西方古典文化修养，十分熟悉古希腊罗马神话和西方古典文学作品一样，毛泽东同志也具有极好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十分熟悉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并且善于巧妙地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使他的哲学著作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迷人的文采，为中国人民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了又一条新的思想渠道。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从记载远古神话传说的《山海经》和《淮南子》，谈到文学名著《西游记》和《聊斋志异》。用神话传说中的变化，来说明客观的、现实的、具体的矛盾与主观幻想矛盾的区别，说明具体的同一性与幻想的同一性的区别，并从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揭示了二者的联系，科学地说明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产生的原因，这在当时无疑也具有消除封建迷信的积极意义。毛泽东同志这些精彩的论述，也许是我国思想史上对古代神话传说最早的也是最好的科学说明，对今天的古代神话传说研究仍具有哲学指导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还用《水浒传》上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说明解决矛盾必须从调查研究入手，切忌主观片面性。毛泽东同志还评价说：“《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中，运用了很多这样的事例，我们不一一指出。

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从少年时代起就爱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晚年仍提倡研读《红楼梦》。他深知这些古典作品在我国人民中的巨大影响，即已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因此他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把这些作品中的故事信手拈来，自然贴切，这种高超的哲学著述的功力，绝不单纯是语言的形式问题，这表现了毛泽东同志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中国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连。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所要求的，只有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著述，才能考虑到人民群众的传统、喜好和理解方式。

大量运用口语、俗语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是毛泽东哲学著作民族语言形式的又一特点。

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熟悉自己祖国的历史和现状，了解自己的人民，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患难，因而也就有共同的语言。他毕生致力于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变为中国人民的思想武器，这是他精心致力于哲学表述通俗化的根本宗旨，他努力使自己的哲学著作口语化、通俗化，就是为了使抽象的哲学理论接近于人民群众的经验常识和朦胧的哲学意识，更易于为人民群众所理解。

毛泽东同志善于运用口语阐发抽象的哲学道理，比如，在《实践论》中他用人们考察延安的过程，来说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过程。随着他仿佛唠家常的叙述，人们的认识也不断升华，最后得到哲理的教育。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3]。哲学的根深扎在人民之中，人民在千百年的历史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古老的生活智慧。毛泽东同志善于从人们熟悉的习语、俗语、格言中，敏锐地发现其中的哲学蕴含，并用来论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使人民日常生活经验中所积累的朦胧的哲学意识，升华为明晰的哲学认识。毛泽东同志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论说亲自参加变革现实实践的重要性(《实践论》)；用“有的放矢”巧妙地说明了理论和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箭和靶的关系，形象生动、准确自然(《整顿党的作风》)；用“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来论说党内团结的辩证法，妙趣横生，叫人心服口服(《党内团结的辩证法》)，等等。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在运用口语和俗语阐发哲理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以丰富、优美的民族语言准确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普及的伟大事业，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思想水平，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哲学素养，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树立了很好的典范。

在结束这篇短文之前，我们还必须提及一点，即强调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民族语言形式和特点并不排斥其世界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民族语言形式的原则和典范，对于世界各民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普遍的意义，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其具有本民族的语言形式和特点，才能真正成为民族的财富，也才能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同志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是抱残守缺的迂夫子，而是一个紧跟时代脉搏的跳动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在1937年毛泽东同志写作《矛盾论》的时候，正值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存亡危急之秋，他仍十分关注苏联哲学界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表现了毛泽东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开阔胸襟和广阔视野，表现了他对哲学真理的极端热诚。

由此我们想到，毛泽东同志哲学工作的典范和方向，对我们今天的哲学工作是否仍具有重大的意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充分汲取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营养，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建立说中国话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哲学依据，这是否我们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正确的方向？

【注释】

[1]苗力田编译：《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页。

[2]《毛泽东选集》(袖珍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99、500、667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