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话讲马克思主义

用中国话讲马克思主义——贺陶德麟教授八十华诞

田心铭

陶德麟教授是我十分敬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界的前辈学者。陶老师的著作，既饱含渊博的学识，又充满哲学家的智慧，还处处透着坚定的信念，娓娓道来，精密显豁，条分缕析，读来总是让人神清气爽，受益良多。说是“开卷有益”，毫不为过，因为陶老师的文章总是言之有物，从来没有空话、套话、多余的话。

作为后学，我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从陶老师的著作中获取了许多思想养料。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陶老师的文章，特别是在《哲学研究》上读到的《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0年我听过陶老师讲李达同志的业绩和思想的报告，许多内容到今天还记得。由陶老师担任写作助手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加以修改的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1978年出版时，我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反复阅读了这本当时十分难得的系统阐述唯物辩证法的新著，并运用于自己的教学之中。记得未能买到这本书时，我每天到图书馆去读，后来阅览室的管理员一见到我过来，未等我开口就递上了这本书。1994年初国家教委成立邓小平理论(当时称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陶德麟教授担任了中心的副主任，此后十多年中，我为这个中心的主任们当秘书长，与陶老师有了更多的联系，更多地聆听他的教诲，更加关注他发表的文章，受到的教益也更多。与他交谈，如坐春风。与他在一起工作，总是心情舒畅。

我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向，是陶德麟教授理论研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这既体现在他研究各种哲学问题及其他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论著中，还集中表达于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为专门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和回答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重要问题。

比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成为现实，为什么还要讨论它的“可能性”呢?陶德麟教授认为，事实的存在不等于学理的成立，而且不承认这一事实和不承认这种可能性的人不少，所以他在几篇文章中既阐明了这一事实，又论证了这种可能性，特别是剖析了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是马克思的篡改者、中国人几乎不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人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只能使其“儒家化”等错误观点。

又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必要的问题。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无非有两种观点:要么是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适合变化了的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也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要么是以为马克思的本本中已经有解决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否定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老教条主义的翻版。对这两种观点，陶德麟教授都明确地指出来并予以澄清。

再如，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与失败的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必然既有成功又有失败，陶德麟教授明确地提出和回答了判定成功和失败的标准问题。他指出，这个标准问题比真理标准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它既涉及真理又涉及价值。人们实际上采用的标准有两种:一种是看中国化的成果与马克思本人的文本是否符合，这种标准是不合理的；另一种是看中国化的结果对中国革命建设事业是否有利，这个标准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在运用中要看到理论与具体实践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看到在实践过程中判定有利还是不利的复杂性。

还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与中国化的关系问题。陶德麟教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这个概念，论述了“世界化”与本土化、中国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本质上是世界性的，是全世界的共同财富，但它要在现实上成为世界性的理论，需要一个世界化的过程，即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本土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不断推进的过程。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和本土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没有本土化，就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从这个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过程的一部分。这样就从一个新的视角，在马克思主义与全世界的关系这一更加广阔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毛泽东说过:“这个口号写进了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那里面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⁵⁹⁾邓小平也曾经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⁶⁰⁾这些论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原则的世界性的普遍意义。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以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标志，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2008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都把我们的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可以说，这一“结合”原则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思想。如果把这一思想原则中的“中国”换成“本国”或“各国”，它就超出了一国的范围，成为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的命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贡献，它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将由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的实践来检验，由世界历史进程来证明。陶德麟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与本土化、中国化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及其普遍性意义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

我三年前到武汉大学参加一个会议时，获赠了刚出版的“武汉大学百年名典”中李达的四本书:“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吕振羽语)《现代社会学》，“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和专著”(陶德麟:《经济学大纲》再版前言)《经济学大纲》，被毛泽东评价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的《社会学大纲》，以及受毛泽东委托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我欣喜不已，当晚即挑灯夜读，一一浏览。我首先读的，就是陶德麟老师为这些书分别写的四篇《再版前言》。这次阅读使我把陶德麟教授与李达这个名字更清晰地联系起来了。李达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是通过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联系中国实际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来讲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李达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出一整套中国革命的理论。”⁽⁶¹⁾李达的学术理论道路，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陶德麟是作为李达的学生和助手走上哲学研究的道路的，他也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

就理论工作者自身而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和道路，主要取决于两条:一是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二是有对国家对人民的深情热爱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陶德麟教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的理论建树和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深入研究，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阅读《陶德麟文集》，我们处处都可以感受到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执著追求和报效国家、热爱人民的赤子情怀。有些人宣扬，五四运动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使马克思主义得以“乘虚而入”。陶德麟教授以鲜明的立场批驳了这种无稽之谈。为什么别的理论不能“乘虚而入”，唯独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什么开“一大”时只有十三个代表、五十多个党员的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指导中国革命，仅仅用28年就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是无法解释的。现在有些论者又以时代特征和国情变化为理由重弹几十年前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老调，而他们的谬误恰恰在于无视或曲解了时代和国情。针对现实中有人以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体制改革为借口，把各种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的整个体系成龙配套地当作灵丹妙药向国内推销的现象，他又指出，如果我们没有清醒的头脑，就会吃大亏、上大当。

《陶德麟文集》的《自序》中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同时又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不能没有民族的特点，“不与民族特点融会契合的哲学不可能在这个民族生根。不断地从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着的丰富实际生活中提炼出哲学问题，给予理论的回答，正是生命之源和必由之路”。这或许是作者在编成文集之际，回首自己的生命之路、哲学之路时的一种总结吧。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另一种表达呢?我是这样来理解的。

陶德麟教授曾不止一次地引用黑格尔“教给哲学说德语”的话，倡导“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我读陶老师的著作，感到他所做的主要的事情，就是用中国话讲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如此，他讲的话既易懂，又好听，既可信，又有用。

(作者系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