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介绍的特点

十月革命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尽管存在着不够全面、深刻，甚至有歪曲之处，主观上也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在客观上为中国思想界引入一股新鲜之气，让中国人初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若干重要内容，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某种先导作用。这种介绍也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第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成为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对马克思及其学说进行介绍的主体包括教会人士、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及社会党政客等，这其中，除了教会人士外，绝大部分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从各自立场出发，为各自政治活动的需要，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接触和介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本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正常情况下应当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充当介绍的主体，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却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成为热心的宣传者，何以出现这种情况?这主要应从中国当时的时代特点及阶级状况进行考察。马克思主义刚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时，中国的革命还处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中国当时社会经济及阶级状况来看，中国的现代工业尚处于初步发展的过程中，无产阶级的力量还相当弱小，19世纪末，中国工人阶级的总数不过10万人左右，占全国人口的万分之二点五，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也没有本阶级的知识分子，更没有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社会政治运动中还是追随者，不能肩负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

中国人刚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思想界剧烈动荡的时代。其社会的历史前提与西方人接触马克思主义时的社会历史前提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即当中国社会尚处于争取资产阶级共和国前途时，西方社会已提出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这种差异造成了一种矛盾现象:当时中国人在注重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并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同时，也接触到了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而且朦胧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理论介绍到中国来。当时，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或多或少地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一定程度上都要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介绍不成熟。主要表现在:一是，所作的介绍是零碎的、片面的。从19世纪末到十月革命前，中国思想界各派人物是在引进、传播西方进化论、天赋人权等纷繁庞杂的各种学说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中的一派附带地介绍过来的。所以，这种介绍难免是零星的、片断的，不可能反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不准确。由于受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的限制，介绍者们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有误解，甚至进行歪曲和攻击。三是，介绍的规模有限，只是在少数人中产生有限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介绍，只是局限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狭隘圈子里，而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知其名者已甚少，解其意者尤稀”。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介绍，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思想运动。^[60]

第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体，都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往往均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知识、学说，而没有也不可能作为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南。以传教士李提摩太为代表的教会人介绍马克思其及学说，其目的当然不是要向中国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推广基督教义。为了迎合当时包括改良派在内的中国思想界的好感，他们将社会主义介绍到中国来，以便使所宣传的基督教义增添某些时尚的色彩。他们在将流行于欧美的社会改良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传到中国时，附带着以只言片语的形式将马克思及其学说传入到中国。而且，传教士及译者们在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引进中国的过程中，用“安民”、“养民”、“君相”等典型的中国传统的政治词汇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也使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改变了本来的面目，丧失其本身特质。

改良派在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和介绍有许多直接的歪曲之处。他们虽然也承认社会主义的美妙之处，但并不打算在中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梁启超在介绍社会主义时，采用了近代士人惯常用的“中西会通”的立论手法，把外来文化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框子中，以“古已有之”来消解外来文化。他把社会主义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王莽的“分田劫假”等混为一谈，说:“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61]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改良派公开声称持反对态度。1904年3月，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明确地说道:“极端的社会主义，微得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将不可胜言。”^[62]他这里所讲的“极端的社会主义”，指的就是科学社会主义。1906年4月，梁启超又在《驳孙文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论者》一文中，明确地重申了他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态度，说:“社会主义学说，其属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者，则吾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63]这表明改良派是在借社会主义之名，而欲行君主立宪政体之实。

在初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较为进步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家们，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持同情态度，力图将其改造成适合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需要的理论，纳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之中，即是抱着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端的愿望来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派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实行征收单一地税及大企业国有等，这实质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也不能区分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当然也不能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还不可避免地用其他观点来曲解马克思主义，如，孙中山在《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一文中，将马克思的“资本归为公有”等同于享利·乔治的“土地归为公有”，认为“二家之说，表面上似稍有不同之点，实则互相发明，当并存者也”。^[64]他们还将社会主义学说解释为阶级调和的理论，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提出的财产就是盗窃的观点混同起来，将马克思主义曲解为“平和的社会主义”。此种情况表明，由于受到当时的生活条件与政治立场的局限，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也不可能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样，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政客更是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些都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介绍，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着根本的区别。